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曾問過他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人窮的時候，走背字的時候，親戚朋友常常都煙消云散了，一旦人做官了，有名有利，親戚朋友都會像晴朗夜空里的星星，一個接一個地出現(xiàn)，數(shù)也數(shù)不清？”
周恩來笑著告訴她：“每個人都有他的難處?！?/p>
自從周恩來住進中南海后，就經(jīng)常有人到西花廳自報家門，周姓為多，其次是陳姓，魯姓也有。成元功等幾位工作人員曾經(jīng)計算過，建國以后的一年間，自稱是周恩來親戚的不少于一百人！
要知道，周恩來離開淮安老家時才12歲，那時候的周家窮的四處遭人白眼，躲都躲不及，哪有那么多親戚？許多人過來探親，根本分不清是哪房哪門的。
因為周恩來平時的工作非常忙，這些親戚都是由侄女周秉德負責接待的，這令周秉德不禁感嘆周家真大、親戚真多！
為了將這些親戚都分辨清楚，周秉德特地找到父親周恩壽，請他根據(jù)名字理出頭緒來。
因為周恩壽離家較晚，認識的人也比較多，他就將周家各方的關系、名字一筆一筆地列出來一張表格，沒想到這些親戚大多數(shù)還真都在這張表格上！
周恩來一直以來都十分珍重親屬之間的情感，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誡后輩：“互相幫助是我們周家上一輩的好傳統(tǒng)，希望你們這一輩、下一輩乃至永遠，也都能這樣有困難互相幫助，而不是給國家增添負擔?！?/p>
周恩來明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如果他不幫助，親戚們只能去麻煩單位，這是給國家增添負擔。于是面對親戚的請求，周恩來幾乎有求必應，經(jīng)常用自己的工資來補貼他們，這令月薪400元的一國總理到月底根本沒有結余，有的時候，還需要鄧穎超的幫助。
周恩來雖然對于親戚們的困難都會盡可能幫助，但是對于求工作這樣的事情卻慎之又慎，周家一百多位親戚中，僅僅只有一位被批準參加政府工作，他就是周恩來的六伯父-周嵩堯。
周恩來的祖籍是在紹興，而紹興師爺這一行業(yè)在舊時全國都有名，當年周恩來父輩的兄弟都有去拜過師爺，但是多數(shù)都沒有成，唯有周嵩堯做的比較好，而且他還中了舉人，后來還給袁世凱做過秘書。
后來袁世凱復辟帝制，周嵩堯不同意袁世凱稱帝，于是卸職移居揚州?？谷諘r期，揚州淪陷，日偽想要利用周嵩堯的聲望多次請他出山，他巧妙與其周旋，堅持隱居。
1949年新中國剛誕生沒多久，周恩來就致信給六伯父，請他進京議事。周嵩堯遂由揚州登船經(jīng)鎮(zhèn)江乘火車趕赴北京，在中南海西花廳與七侄周恩來相見。周恩來一見面就高興地說：“這次一來，就‘既來之，則安之’了。”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為了籌備文史研究館，由政務院常務副秘書長齊燕銘大力推薦周嵩堯為中央文史研究館的首批館員。
周恩來對于自己的六伯父還是非常了解的，以周嵩堯的學識勝任這份工作綽綽有余，為了支持黨的文化研究工作，周恩來舉賢不避親，于6月份正式以總理的名義聘請了周嵩堯，他就此成為了周恩來唯一一位在政府任職的親屬。
侄女周秉德對周恩來的這一決定很不理解，她對周恩來說：“伯伯，我記得爸爸和我說老家事的時候提到過他，就因為你學了洋學堂，參加了革命，那位爺爺就以你為反面教材，再也不準自己的兒子讀洋學堂，都關在家里請私塾先生講四書五經(jīng)?！?/p>
周恩來笑著回道：“秉德，你還小，但有一條你要記住，看人一定要從大處著眼，不能苛求，尤其是生活在舊時代的老人，只要他做過對人民有利的事情，就應該記住他。就像你六爺爺，他當官時曾為人民做過兩件好事，這是不應該忘記的：第一，他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的任上平息了江、浙兩省的一場軍閥戰(zhàn)爭；第二、袁世凱稱帝時，他沒有跟著袁世凱走，這是他政治上有遠見的地方?！?/p>
1951年7月29日，中央文史館正式成立，那一天周總理親自為自己的劉伯父安排了工作。
雖然周嵩堯接受過舊式的教育，但是他的思想非常開明，并且積極尋求進步。在《毛澤東選集》還沒有出版時，他為了提高自己的覺悟，跟上新社會的發(fā)展，年近八旬的他堅持每天手握毛筆，工工整整地抄寫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
孩子們怕老人家累著，勸他不要抄，這書很快就會出版的。老人家卻執(zhí)意不肯，他說：“這是古訓，也是我多年養(yǎng)成的習慣：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抄書！抄一遍，記得準清楚，也更容易理解！”
周嵩堯經(jīng)過不斷地學習，聯(lián)系自己滄桑的經(jīng)歷，終于學有所得，提筆寫下了不少好文章，不少報社都刊登了他的作品。
這就是周總理，他面對親戚朋友的請求從不推脫，都會盡自己的全力幫助他們，而自己的節(jié)儉卻達到了自虐的程度，有時候連一根洗臉的毛巾都要縫縫補補好幾次。
當面對親屬的工作問題時，他又公私分明，一切都以國家的利益出發(fā)，秉公辦理！當親屬確有真才實學時，他也毫不避諱，對他的過去既往不咎，只為幫助國家舉薦最合適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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