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建民
《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是被毛澤東贊為“老朋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斯諾于1936年6月初赴陜北保安進行訪問，4個月后返回北平，寫出了被國民黨多年封鎖的紅軍長征和陜北蘇區(qū)的詳細介紹，交由英國戈蘭茨公司于1937年10月出版。由于這本書是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chǎn)黨從事的革命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真相，具有巨大的新聞價值，出版后幾周內(nèi)就銷出了十幾萬冊。到1937年12月，三個月之內(nèi)在美國就印了五版，以后多年仍然盛銷不衰。而這本書得以在中國出版中文本，應歸功于當時上海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的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人胡愈之。
一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安排下，斯諾首次到達陜北，拜訪了許多中共領導人。在保安，他曾將親眼見到的一二?九運動實況講給毛澤東聽。
10月末，斯諾回到北平之后即發(fā)表了大量通訊報道，還熱情向北大、清華、燕大的青年學生介紹陜北見聞。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聞學會、歷史學會開會之機，在臨湖軒放映他拍攝的反映蘇區(qū)生活的影片、幻燈片，展示照片，讓國統(tǒng)區(qū)青年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領袖的形象，看到了“紅旗下的中國”。
◆宋慶齡與斯諾在一起。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10月《紅星照耀下的中國》(《西行漫記》)在英國倫敦公開出版，在中外進步讀者中引起極大轟動。1938年2月，中譯本又在上海出版，讓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真正形象。
這樣一部內(nèi)容的作品，對于通過合法政府的宣傳來了解中國現(xiàn)實的外國人士，當然感到異常新穎，所以，受到歡迎是很容易理解的?？稍谥袊鴩鴥?nèi)，由于當時的政治背景，要將這樣特別的一部《紅星照耀中國》出版發(fā)行，難度反而比向國外發(fā)行大得多。
然而，距離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不過四個月，一部以“復社”名義印制的中文譯本居然在國內(nèi)發(fā)行出來。這是誰，在怎樣一種機緣巧合情形下，又冒著怎樣的風險，組織翻譯并出版了這樣一部“違禁”書籍？這部《紅星照耀中國》的中文譯本的組織翻譯出版者，是當時上海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的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人胡愈之。
斯諾當時的公開身份是燕京大學教授。北京淪陷之后，他來到上海重操舊業(yè)當記者，替幾家英、美報刊寫稿。在這里，他與胡愈之相識。認識之后，斯諾告訴胡愈之，他曾去過陜北，還給胡看過許多在陜北期間為一些戰(zhàn)士、群眾，共產(chǎn)黨領袖人物拍的照片。有一天，斯諾收到英國航空寄來的一部作品樣本，胡愈之向斯諾借閱，他答應了。這就是那部后來聞名中外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原本。
回到家中，胡愈之細細閱讀了該書，發(fā)現(xiàn)這真是一本難能可貴的著作。鑒于該書的可貴價值，胡愈之決定組織人，馬上把這部書翻譯過來。
當時，胡愈之與一些進步文化人，組織了一個“星二座談會”，即每周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地下室餐廳集會，討論研究抗日宣傳問題。胡愈之在一次座談會上，提出了翻譯出版這本書的問題。大家聽后，一致支持這項工作。
當時局勢比較動蕩，胡愈之雖然決定翻譯這部書，可是并沒有什么資金支持。理解這樣情況的文化人，一面同意參與翻譯該書，同時相約不取稿酬，有能力者還須為書的出版奉獻一點資金。這方面談好后，胡愈之找到斯諾，希望他能將該書交由他們翻譯出版。斯諾了解到這些情況，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不僅將自己珍貴的樣本贈送出來作翻譯底本，還將版權無條件讓出。
參與這部書翻譯的文化人共有12位（一說11位）。他們是應該被記憶的：王廠青、林淡秋、梅益、陳仲安、章育武、吳景崧、胡仲持、馮賓符、許達、傅東華、邵宗漢、倪文宙?！都t星照耀中國》一共12章，30萬字，這12位文化人每人分得一章。沒有更多底本，這個珍貴的樣書，被拆散開來，各人回去自己翻譯。
作為組織者，胡愈之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作品中的許多內(nèi)容，在以前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些事件、人物，幾乎不知道該如何翻譯。胡愈之一方面找原作者斯諾進行詢問，另方面通過從陜北根據(jù)地回上海不久的劉少文了解。此外，該書英文版發(fā)行后，斯諾又通過各種渠道或資料，發(fā)現(xiàn)了原文中一些不盡翔實的東西，所以在中文本翻譯過程中，他也在盡力對原文進行修訂。這些新的修訂內(nèi)容，也由胡愈之帶了回來，按照各人分擔的章節(jié)，一并進行了改動修正。
二
在翻譯過程中，胡愈之對該書的形成，有了更多的了解。斯諾告訴胡愈之，他在陜北與周恩來談話時，是詳細作了記錄的。之后再念給周恩來聽，經(jīng)過周的核正，才寫成校訂過的草稿。對毛澤東的采訪，是吳亮平做的翻譯，連續(xù)十多日。當時毛澤東談興很濃，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毛澤東在講述時，斯諾先按口譯的英文記下，然后整理、進一步謄清，再由中英文俱佳的黃華（按：后來曾任外交部部長）翻譯為中文，交毛澤東。經(jīng)毛澤東審閱、修改后，將修改內(nèi)容再通過黃華在英文稿上改訂，退還斯諾。所以有關毛澤東的談話部分，斯諾認為是忠實談話者原意的。這一部分，成了后來許多年人們了解、研究毛澤東的最原始，也是最基礎的材料。
翻譯工作即將完成，胡愈之提出讓斯諾寫一個序言，斯諾在很短時間完成了。在這篇序言里，斯諾表達了這樣的認識：
“這一本書出版之后，居然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于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是由于這一本書的內(nèi)容罷。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墒菑淖顚嶋H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chuàng)造，所寫下的?！?/p>
對于其中與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林彪等紅軍著名領袖等人口述的內(nèi)容，以及與其他數(shù)十位普通戰(zhàn)士、農(nóng)民、工人、知識分子的談話，斯諾以為“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p>
對于這個中文譯本，斯諾說：“現(xiàn)在這本書的出版與我無關，這是由復社發(fā)刊的。據(jù)我所了解，復社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質(zhì)的出版機關。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權讓給他們，希望這一個譯本，能夠像他們所預期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于中國會有些幫助。”
斯諾序言之外，胡愈之還寫了一個譯者附記。在這篇“附記”里，胡愈之對本書作者斯諾的生平作了介紹，對這個中文譯本有關情況作了進一步交待：“（《西行漫記》）英文初版發(fā)行后，作者發(fā)現(xiàn)了許多錯誤，決定在再版修正，第十一章中刪去了一個整節(jié)。第十章中關于朱德的一節(jié)完全重寫過。此外還改正了許多字句?，F(xiàn)在中譯本，系照作者的修正本譯出。有許多字句和英文初版不相同的地方，都是作者自己改正的?！边@就是說，這個中文譯本，比起其他語種文本，更加完善和確當了。
當然，胡愈之還特別感謝了斯諾及其夫人：“但是無論如何，讀過這一本書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作者和他夫人韋爾斯女士是真正的中國的朋友。假如沒有熱誠和豐富的同情，不能寫出如此動人的報告文學，而對于這在艱苦的經(jīng)歷中斗爭的中國民族，沒有深刻的理解，也斷不能有像本書作者那種奇異的收獲?！?/p>
三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書便翻譯完成。但是，在當時要出版這樣一部書，是相當困難的。由于該書的敏感內(nèi)容，沒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出版；再就是缺乏資金，連買印刷紙的錢都沒有。怎么辦？當時的胡愈之自己肯干，又有辦法。沒有出版社，就自設一個。設一個什么好呢？胡愈之臨時想了一個“復社”的名字。中國當時處在民族戰(zhàn)爭的危難關頭，“復社”者，復興中華也。復社地址就設在胡愈之的家里，對外用“救國會”，同仁張宗麟為“經(jīng)理”名義。沒有資金，胡愈之除去四處找人幫助，還與印刷廠進行了聯(lián)系。
當時大部分書店、出版社都搬到了內(nèi)地，可印刷機器笨重，無法搬走。印刷廠的職工也失業(yè)了。胡愈之與他們商量，可否先幫助印刷，等書籍賣出錢后再付印刷費，工人們同意了。可買紙的錢還是沒有，咋辦？一起參與翻譯的同仁先湊一點，其他便用預約的辦法籌集。這本書的定價是2.5元，預約只用交款1元，發(fā)一張預約券，書出版后憑券就可以領書，這樣就優(yōu)惠了1.5元。通過這樣的方法，終于籌到了可以買紙的1000多元資金。
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斯諾這部書的書名實在“扎眼”——《紅星照耀中國》。為了能夠較為順利發(fā)行，胡愈之決定用一個普通一點，可又能夠反映出書中內(nèi)容的題目，于是，《西行漫記》便出現(xiàn)了。
為什么用這樣一個名字，后來胡愈之做了解說：“斯諾的原書名直譯過來是《中國天空上的紅星》，在當時的情況下當然不能照譯。我們就改用一個隱諱些的書名。為什么要叫《西行漫記》？因為在工農(nóng)紅軍長征以后，關于我們黨在西北情況的比較真實客觀的報道，只有一本書：范長江同志寫的《中國的西北角》。范長江同志當時是《大公報》記者，他跟隨國民黨部隊去了西北，寫了一系列關于紅軍的報道，后來集印為這本書，限于當時條件，不能寫得很明顯，但是已經(jīng)很受歡迎了。從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們黨所在地的代稱。《西行漫記》這書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聯(lián)想到我們黨。”
就在該書英、美版印出不過數(shù)月，中文譯本也于1938年2月出版發(fā)行。因為資金等問題，第一次的印數(shù)只有一千本。（一說兩千本。此處取胡愈之回憶說法。）雖然從書名看，人們還不大容易猜到書的內(nèi)容，等一發(fā)行開來，讀者知道其中是寫紅軍，寫共產(chǎn)黨，寫陜北根據(jù)地的情形，買書的人便踴躍起來。同年4月《西行漫記》再版，10月出三版，11月出第四版。不到一年功夫，竟連續(xù)出到四版。想想當時兵荒馬亂的歷史環(huán)境，一本書能印出這么多，真正不易。當然，紅軍戰(zhàn)士和領袖共同英勇奮斗，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內(nèi)容，給了正遭受外敵侵略的國人以勝利的鼓舞和信念，這應當是真正吸引讀者的關鍵。
胡愈之在“譯者附記”中這樣說：“這是復社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自己編印，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書。這種由讀者自己組織出版的事業(yè)，是一種冒險的實驗。這種冒險的實驗，要是能夠成功，固然倚靠一切文化人的贊助，同時也是倚靠這第一本書的內(nèi)容，能夠受廣大讀者的歡迎。但是我們相信這冒險是一定成功的，也正像本書作者的‘冒險’成功一樣?！贝_實，這次“冒險”的出版行為成功了，不僅此，這樣的冒險經(jīng)驗，很快還用在了《魯迅全集》的出版上，雖然這已是可以另外行文的事了。
四
《西行漫記》出版后，從復社的印刷數(shù)量上看雖然不很大，可不到幾個月時間，就轟動了國內(nèi)甚至國外華僑所在地。后來胡愈之為抗日戰(zhàn)爭籌集資金到海外活動，在那里見到了無數(shù)《西行漫記》的重印本和翻印本，可見這本書的影響程度。作者斯諾本人也見到了自己作品在海內(nèi)外的巨大反響?？谷諔?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他在中國和菲律賓等地，經(jīng)常看到未經(jīng)申請版權而私印的《西行漫記》中文本子。成千上萬的中華熱血青年，競相閱讀《西行漫記》。海外僑胞后來積極而大量為抗戰(zhàn)捐助，與這部作品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
當時斯諾在陜北采訪時的朋友，后來曾擔任外交部長的黃華在紀念斯諾的一次講話中說：“《西行漫記》的出版，不但打破了國民黨十年的新聞封鎖，揭穿了它的造謠誣蔑，打開了人民的眼界，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也鼓舞了反法西斯斗爭中的各國人民。”從實際看，《西行漫記》確實發(fā)揮了這樣的作用。
正因為此，《西行漫記》成了一部禁書。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如果發(fā)現(xiàn)有人閱讀這部書，那是有可能被認作是共產(chǎn)黨或同情分子被抓起來的危險的。然而，許多有志青年，卻正是因為讀了《西行漫記》，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不惜冒著危險，跋涉千山萬水，去往陜北，為中國革命的成功，輸送了大量人才。
后來新譯了《西行漫記》的翻譯家董樂山，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起該書的影響：“然而，它（《西行漫記》）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流傳越來越廣，如當時中國夜空上的一顆明亮的星星，指引著成千上萬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多少熱血青年，就是讀了這本書以后，開始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有了認識，有的因此千里迢迢，排除種種艱難，奔赴當時的抗日圣地延安。有的就在當時當?shù)?，不論是深陷敵后的上海，或者白色恐怖的所謂大后方，參加了革命的地下工作。我本人就是這個行列中的一員?！?/p>
不僅國內(nèi)，《西行漫記》還在國際上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據(jù)有關資料記載，加拿大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華醫(yī)療隊的柯棣華大夫等，在奔赴中國支援抗日戰(zhàn)爭之時，都曾閱讀過《西行漫記》，并從中受到鼓舞。據(jù)斯諾回憶，他在二次大戰(zhàn)期間，見到過蘇聯(lián)及其他國度一些愛國青年，他們也讀過《西行漫記》。從書中他們不僅了解到中國革命，也從中學到了一些革命的經(jīng)驗和理想。
美國著名總統(tǒng)羅斯福，也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1942年2月，為了解遠東情勢，羅斯福專門接見了斯諾。羅斯福說，他從《西行漫記》及其他文章中知道了斯諾……
以描寫中國題材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賽珍珠也認為：“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非凡記述的每一頁都富有意義?！?/p>
五
有意味的是，胡愈之為之付出艱巨努力，這部為中國革命、中國共產(chǎn)黨勝利做出巨大幫助的《西行漫記》，1949年之后，卻長期未能與新中國讀者見面。由于作品中一些人物命運不斷發(fā)生變化，所以雖然這部作品仍在世界各地繼續(xù)銷行，在本應該得到重視的中國反倒遭到冷落。1960年，對中國抱有深深好感的作者斯諾，再一次踏上中國大地。大約為配合這位友好人士訪華，《西行漫記》才由三聯(lián)書店依據(jù)“復社”舊版印行一次。顯然，有關部門是不大愿意讓更多人讀到的，故此，該書是在標明內(nèi)部讀物，限“內(nèi)部發(fā)行”之后出版的。印數(shù)當然十分有限。一部曾經(jīng)幫助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著名作品，在取得紅色政權后，卻被人如此淡漠處理，其緣由，實在令人深思。
《西行漫記》的命運轉(zhuǎn)變，發(fā)生在1979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標志著一個全新時期的開始?；謴蜌v史原貌，成了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基于此，《西行漫記》得以從塵封中露面。當然，它的出版，還有一個重要的契機——中美建交。在這幾重因素影響下，一部新譯本《西行漫記》于當年風行問世。
這部《西行漫記》新譯本，是由早年曾從該書獲得滋養(yǎng)的資深翻譯家董樂山翻譯的。鑒于胡愈之當初在出版該書方面的極大貢獻，三聯(lián)書店特別請他為新譯本寫序。
◆胡愈之、沈茲九在李家莊。
在這篇“中文重譯本序”里，胡愈之對斯諾這位自己的，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西行漫記》這部作品，作了深情的回憶：“假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其他關于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么就中美兩國關系來說，他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薄霸趶浟糁H，他（斯諾）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對中國派去的以馬海德醫(yī)生為首的醫(yī)療小組，說出了一句話：‘我熱愛中國?！?/p>
當然，時間已經(jīng)進行了嚴格地選擇。胡愈之認為：“唯有四十三年前寫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直到作者去世之后，它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的通俗讀物。它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這是并不奇怪的?！薄坝捎谒怪Z的驚人的洞察力和銳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zhì)，而這是西方的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p>
當然，時間畢竟過去了40多年，對于革命實踐，胡愈之也有了更深刻、更深切的認識。在《西行漫記》的結尾處，斯諾曾引述了革命導師列寧的一段語錄：“一段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yōu)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富有內(nèi)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yōu)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xiàn)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xiàn)出來的時候，由于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斗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來實現(xiàn)的。”
胡愈之也將此段名言引用下來，并且深有感觸地說：“這也就是說，千百萬人民群眾——不是少數(shù)領袖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梢哉f，這是《西行漫記》這一本書的總結?！?/p>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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