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非常著名的歷史照片，是斯大林在聽聞德軍大舉進犯后拍下的。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的他幾乎從不在外人面前露怯，而此時的他垂頭喪氣，表情凝重甚至顯得有些無助。
1941年10月，數以十萬計的德軍精銳開始在莫斯科城外聚集，據說先頭部隊都能遠遠看到紅場塔尖上的紅星了。
10日，蘇聯當局宣布著手將重要的國家機構、行政機關和工廠等遷往1100公里外的古比雪夫，為莫斯科的淪陷做好準備。斯大林將與貝利亞、米高揚、柯西金等幾位高層領導最后撤離——在無可抵擋的頹勢面前，這稱得上是最后的英雄主義了。
然而有這么一個說法：就在撤離當天，斯大林即將登上專列之時突然停住了。他在漫天大雪中點了根煙，隨后語氣平靜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要留下來。
不少人因此感嘆，斯大林是真夠爺們兒，如此勇氣放眼整個人類歷史也算首屈一指。其中魄力毋庸置疑，但從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來看，某個角度而言，該決定其實是迫不得已的。
有這樣一個問題：敵人大軍兵臨城下之際，莫斯科城內的蘇聯人在做什么？或許大伙兒以為此刻民眾正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積極備戰(zhàn)。可事實上，彼時的莫斯科城內的狀況比“人間地獄”也就好那么一點點。
“遷都”古比雪夫的第801號命令發(fā)布于1941年10月15日上午9時許，撤離人員名單中包括779名官員及其家屬、各國外交大使等，連列寧遺體也會被運走。
貝利亞之所以要留下殿后，一來保護撤離人員的工作需要內務部承擔，二來他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在當局看來，莫斯科是守不住了，因此需對無法帶走的設施實施“焦土政策”，防止被敵人利用。
為避免引起恐慌，高層顯然不會將如此殘酷的政策公諸于眾，可除了帶著大包小包行李排隊等著撤離與接連不斷駛出首都的列車外，其他一些變故也引起了城內百姓的猜忌。
例如，1941年10月16日，莫斯科地鐵自1935年建成以來首次停運，為接下來的炸毀做好準備。當時地鐵內已經布置好了炸藥，只等高層一聲令下——這偉大的藝術瑰寶，差一點就從歷史上消失。
其實，早在基輔淪陷后，“當官的要丟下百姓逃跑”的傳言已經在坊間傳開。眼下種種跡象證明了該傳言所言非虛，民眾立馬就陷入恐慌。
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跟隨官員逃跑：各處車站都擠滿了數不清的市民。彼時城內的公共交通已陷入癱瘓，縱使明知道不可能有車輛來接走自己，大伙兒依舊本能地尋找出口。
1941年10月16日下午3時許，各條通往城外的交通干道均已被人群堵死，在其中一座橋梁上，人們?yōu)榱藸帄Z一輛卡車而爆發(fā)了極為慘烈的戰(zhàn)斗，一波人費盡力氣爬上車，用行李箱把車上的人砸暈并將他們扔下車后，下一波人就立馬殺了上來，而剛剛取得勝利的那些人來不及喘口氣，也被毫不留情地丟了下去。
隨后，局勢迅速惡化：當意識到逃離無望后，許多人便開始發(fā)泄情緒。沒有人愿意繼續(xù)工作，工人們紛紛沖進工廠領導的辦公室要求結算工資。哪知推開門后才發(fā)現，領導們早就逃走了。
街上四處可見打架斗毆的人，一些人無恥地將刀揮向了更弱者，闖進老人和婦女家中搶劫，看到路上有漂亮的姑娘便當街施暴，末了再用繩子或衣物將姑娘活活勒死。
混亂中，執(zhí)法人員失去了與上級的聯系，沒有命令且明知局勢已失控，他們便懶得插手，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受害者慢慢咽氣。
大街小巷處處是哀嚎，慘死之人隨處可見。
失去束縛，人性中最陰暗的一面便得到釋放——在等待撤離的過程中，斯大林看到的便是這樣的場景。
筆者認為，文章開頭的那張照片中，斯大林表現出的并不是驚慌或絕望，而是一種復雜的感情，類似于剛輸了一大筆錢、走下賭桌后腿一軟跌坐在地的賭徒。
從很多史料來看，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夕，斯大林大概清楚地意識到了兩點：其一，蘇聯與德國在勢力版圖上存在直接沖突，未來難免爆發(fā)戰(zhàn)爭；其二，彼時蘇軍根本就沒有做好戰(zhàn)爭準備。
就拿明斯克一役來說：戰(zhàn)役后被槍斃的西方面軍司令德米特里·格里戈利耶維奇·巴甫洛夫大將長期以來被視為頂鍋的“冤大頭”，事實上，他可一點兒都不冤。
西方面軍是當時蘇軍實力最強大的方面軍之一，賬面上擁有6個機械化軍，包括T-34、KV系列重型坦克在內的裝甲單位多達千余，各類輔助車輛更是數以千計，乍看不可戰(zhàn)勝。
然而，巴甫洛夫卻非常奇葩地將其中絕大部分編入第6機械化軍，光坦克就有1131輛，規(guī)模達到了正常數量的近3倍。其他5個軍就分不到幾輛坦克了，其中比較慘的第17機械化軍，除去拿來湊數的老掉牙型號，比步兵軍其實好不到哪兒去。
巴甫洛夫還別出心裁地自創(chuàng)一套“高效”的管理辦法：如何減少裝備磨損？答案是不訓練。結果，大部分坦克被鎖進車庫，平時也疏于保養(yǎng)，德軍打來時已淪為廢銅爛鐵。
蘇軍情報機構在德軍入侵前就已獲得情報并報告給了莫斯科，后者非常重視，由鐵木辛哥、伏羅希洛夫兩位元帥先后親自致電要求他做好戰(zhàn)備工作。
哪知巴甫洛夫滿口答應，掛了電話后也只是給各部隊多發(fā)了些子彈，當晚還堅持跑去明斯克劇院看了唱歌劇。
因為一些眾所周知的緣故，彼時蘇軍軍官的整體水平并不樂觀，巴甫洛夫這樣的不在少數。斯大林是一位精明的領袖，如此狀況他豈能不知？斯大林便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上，利用各種手段向德國方面示好，希望能為蘇軍爭取更多時間。
當接到德軍進犯的消息后，斯大林不僅意識到計劃破產，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以蘇軍現在水平，根本阻擋不住德軍的攻勢。
就像咱們先前提到的：賭徒投進去了所有籌碼卻輸了，走下賭桌，想到自己欠下的一身債，不由身體癱瘓，六神無主……
然而，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放棄了莫斯科，我們又憑什么一定能在古比雪夫攔住德軍呢？況且從歷史上看，俄國人的民族性就是慕強，民眾喜歡追隨鐵腕強悍的領袖，將首都拱手送人會使民心盡失，到時民眾會不會再支持蘇維埃政權、認斯大林當領袖都是個問題。
事實上，當時英國向蘇聯伸出了援手，丘吉爾邀請斯大林組建“流亡政府”前往印度，遠程指揮蘇聯軍民抵抗敵人。對此，斯大林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根據他的私人翻譯別列什科夫回憶：斯大林不想寄人籬下。其次，他還有這么一個意思：主角一旦離開舞臺，就未必回得去了。
因此，蘇聯在莫斯科戰(zhàn)役前提出的“我們已無路可退”恐怕并不是一句單純的宣傳口號，而是真實處境。
留下與莫斯科共存亡，很可能會死，但會死得很壯烈；逃離首都不一定能活，就算活下來也很窩囊。思考再三，“鋼鐵”最終做出了鋼鐵一樣的選擇。
僅4天后，蘇聯高層就表明了態(tài)度：1941年10月19日，當局突然下令全城戒嚴，維護秩序的軍隊和警察被賦予了極大權力，面對鬧事者可先斬后奏，事后不會受到任何追責。
當年的“十月革命節(jié)”前夕，斯大林力排眾議地決定照例在11月7日舉辦閱兵，從而締造了歷史上著名的壯舉。后來發(fā)生的事情，想必就無需再做贅述了。
與其說留守莫斯科是他剛毅的性格使然，不如說是他在絕境下帶著“被迫”意味做出的又一次豪賭。雖然當初被德軍的進攻搞有些不知所措，但在巨大的壓力下仍能冷靜判斷并做出選擇，這未嘗不是一種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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