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達的審判》 （FRIEDA’S CASE） ，作為一部圍繞女性犯罪案件的調查與審判展開的電影，無論是其女性題材，還是原片名“FRIEDAS FALL”，都難免讓人聯(lián)想到茹斯汀·特里耶導演的《墜落的審判》 （Anatomy of a Fall） 。
盡管《弗里達的審判》的原片名“FRIEDAS FALL”與《墜落的審判》的英文片名使用了同一個單詞“fall”，但含義截然不同——前者是德語中的“案件”，后者則是英語中的“墜落”。
雖然意義不同，但這個巧合的出現(xiàn)無形中強化了兩部電影的關聯(lián)性，尤其凸顯了它們作為當代女性題材電影的價值與意義。
與《墜落的審判》不同，《弗里達的審判》將背景設定在1904年的瑞士，講述一名年輕女裁縫弗里達·凱勒因殺害自己非婚生的五歲兒子小恩斯特而面臨死刑的故事。
影片并未聚焦于案件本身的懸疑性，也未刻意煽情以博取同情，而是拉開歷史的距離，讓觀眾回到案件發(fā)生的現(xiàn)場，不再囿于個案的剖析。觀眾得以通過影像進行跨越時空的思考，同時與歷史中的女性達成連結。
因此，導演瑪利亞·布倫德爾貫徹電影始終的意圖與策略，是展現(xiàn)女性間的連結之力。即使故事背景被設置在20世紀初女性權力仍被極大限制的瑞士，導演也沒有讓女性力量的展現(xiàn)僅僅停留在口頭的呼號或者標語的示威，而是以極為細膩的鏡頭去刻畫故事中的每一位女性，使她們真正參與到整個敘事中，成為推動弗里達案件改判的重要力量。
在《弗里達的審判》中，她們可以是擁有同樣悲慘經歷的姐妹、身處社會底層的女工友、家境優(yōu)渥卻仍滿懷善意的貴婦人，甚至無力改變一切、只能建議女兒“緘默為上，忘卻為佳” （“Best to keep quiet, best to forget”） 的母親……即使僅僅是背景中的無名者，那充滿故事感的表情同樣令人過目難忘。每一次女性肖像的鏡照，都是一次穿越歷史的凝視。
影片在結構上大致分為兩個部分，揭露弗里達弒子真相與審判弗里達。轉折點發(fā)生在弗里達決心為自己抗爭，不再聽從母親以及千千萬萬曾面臨同樣處境的女性所留下的建議：不再緘默，不要忘卻。
那一聲發(fā)自靈魂的怒喊，喚醒的不止是她自己，還有已經逝去的如她母親一樣的困在舊時代的女性，更有銀幕內外關注審判的所有人。因此，導演所要連結的女性，不僅是圍繞案件串聯(lián)起的具有不同社會背景的女性，還有來自不同歷史時代的女性。
“身體”在這里是女性重要的抗爭手段，同時也成為了另一個法庭。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導演瑪利亞·布倫德爾采取了拼貼敘事，讓弗里達案件所涉及人物的證言以碎片的形式，經由律師阿諾德·揚根和厄娜·格穆爾的拼湊來還原真相。以修辭的角度去審視這一敘事方法，其本質是一次對“身體”的復原。
在敘事之外，《弗里達的審判》在視覺上更是巧妙地使用了“身體”。作為裁縫，弗里達的工作本是量體裁衣，而淪為囚徒后，她的身體卻被獄警測量、記錄。
直到檢察官的妻子厄娜主動接手這一任務。而兩人的第一次相見就是從弗里達注意到厄娜肩膀與衣袖的不合身開始。
最終，盡管弗里達被判終身監(jiān)禁并強制緘默，弗里達凝視鏡頭的眼神卻宣告了另一種勝利——即使無法開口，她的身體仍在訴說。
弗里達案件折射的不止是當時司法體系對于女性的歧視，非婚生子女問題、女性經濟困境、道德與法律的不匹配等制度問題的揭露，才是案件真正要審判的對象。同樣這也是瑪利亞·布倫德爾選擇在今天講述這樣一個故事的原因。
近年來，女性題材佳作頻出，從《墜落的審判》《芭比》《初步舉證》到《還有明天》，無論是藝術價值還是社會意義都各有突破，而入圍第十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天壇獎”主競賽單元的《弗里達的審判》，它也有自己的的獨特之處。
《弗里達的審判》探討女性議題的方式是一種電影的方式，用電影發(fā)出更大的聲音，既是關于弗里達案件，也不僅僅關于弗里達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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