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戰(zhàn)犯改造所見聞·軍統(tǒng)一大堆人被俘改造》中做了一個初步統(tǒng)計：“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軍統(tǒng)局將官一級的高干有不少，我在戰(zhàn)犯管理所和監(jiān)獄見到過的熟人有軍統(tǒng)局軍事情報處正副處長鮑志鴻、胡屏翰、張柏山，訓練處正副處長鄭錫麟、李修凱，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人事處人事行政科長黃康永及孫文忠等不下幾十人；外勤區(qū)站長等就更多了，如文強、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堯、邢森洲、岳燭遠、黃毅夫、饒林、沈覲康、王樂坡、程浚、馬策、毛宗亮、王一心、劉非、李俊才、陳旭東、劉茂欣、陳達、李人士、徐夢秋、袁曉軒、薛仁安、徐晉元、郭宗堯、曾堅、蔡慎初、李漢元、廖宗澤、何際元、東方白等數以百計的軍統(tǒng)骨干分子。”
在這數以百計的將軍級特務中，至少有七個在影響力較大的小說和影視劇中出現過，其中徐遠舉、周養(yǎng)浩大家都很熟悉，沈醉也覺得沒有必要把他們和自己的名字列上去。
除了“大名鼎鼎（臭名昭著）”的“軍統(tǒng)三劍客”沈醉、徐遠舉、周養(yǎng)浩，還有四個將軍級特務大家乍一看可能不太熟悉，但是點小說和影視劇結合起來，大家就有印象了：文強是電視劇《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李俊才是天津特務潛伏計劃的具體執(zhí)行者、也可能是《潛伏》中李涯的歷史原型，陳旭東是軍統(tǒng)東北區(qū)副區(qū)長兼沈陽站站長，也就是《滲透》中那個一口一個“弟兒啊”的陳老大陳明的歷史原型，還有一個康澤，那可是跟戴笠、徐恩曾齊名的大特務頭子。
康澤的別動總隊、戴笠的軍統(tǒng)、徐恩曾的中統(tǒng)，就是老蔣的三只利爪，后來“國防部”的第二廳也變成了特務機構，各地解放后，有不少二廳特務也潛伏下來，比如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沈蘊存、邱沈鈞都是二廳少將特務。
一般來說，有特務背景的戰(zhàn)犯都很難提前特赦，咱們今天說的這七個將軍級特務，有三個是最后一批特赦，他們就是曾任軍統(tǒng)北方區(qū)區(qū)長、東北辦事處處長兼兼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的文強（被抓時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代參謀長），陳明的歷史原型陳旭東，保密局西南特區(qū)副區(qū)長兼督查主任周養(yǎng)浩。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兼保密局西南區(qū)區(qū)長徐遠舉在1973年病死，即使不病死，也不可能提前特赦——他所犯罪行實在太重，提前特赦他說不過去。
真正在全部特赦之前走出去的，是保密局云南站少將站長、云南游擊總司令部中將司令沈醉（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被俘時任第十五綏靖區(qū)中將司令的康澤（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由天津市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改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長不久后投誠的李俊才（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
這里順便說一句，吳敬中的歷史原型吳景中，在擔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期間，還兼任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處長——在蔣家王朝，軍統(tǒng)（保密局）特務一般都在軍中有一個或多個公開身份，這樣軍銜晉升比較方便：戴笠到死也才是正授少將，而文強則因為在東北行營和保安司令部有職務，所以才在第八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孫連仲聯(lián)名保薦下晉升中將，比戴笠的軍銜還高了。
文強一直對戴笠十分感激：“與我相處十二年，他對我是特殊的對待，我感到他對我是一貫的信任，一貫有禮貌。我沒有向他求過官，卻將我的官階升得比他自己還高還大?！?/p>
文強原本已經脫離軍統(tǒng)去湖南當了長沙綏署辦公室主任，要不是被杜聿明硬拉到淮海戰(zhàn)場，就會跟程潛陳明仁一同起義，那他就是起義將領而無需特赦了。
文強的經歷比較復雜，他在黃埔期間就加入我黨，還參加過南昌起義，后來因為不太好說的原因與上級失聯(lián)，加入軍統(tǒng)后一直從事對日偽諜戰(zhàn)和策反工作，可以說既沒有出賣任何戰(zhàn)友，手上也沒有血債，在淮海戰(zhàn)役期間，還瞞著杜聿明放走了七個被捕的武工隊員。
經歷比較復雜的文強不太認同自己戰(zhàn)犯的身份，而且堅持不肯認錯，所以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也有人說他是在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避風，等他特赦出來，那十年基本已經結束，并沒有像沈醉那樣第二次被抓。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都知道，筆者也寫過若干次，文強其實是沒有什么大罪的，所以特赦他并沒有什么問題，原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所長姚倫（王英光的歷史原型）還跟文強一起做過反映戰(zhàn)犯改造工作的電影《決戰(zhàn)之后》，在那部電影中，文強是以真名實姓出現的。
文強并不完全像《特赦1959》中的劉安國那樣“毒舌”，實際上他跟杜聿明的關系一直很好，跟管理人員的關系也不錯。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我們半天學習，半天勞動，和看守員的關系搞得很好。后來監(jiān)獄長（實際叫管理所所長）換了人， 這個人在俄國留過學，叫姚倫，現在從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兩個人還在一起 拍過電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我每天在監(jiān)獄（功德林監(jiān)獄于1949年改為‘北京戰(zhàn)犯管理所’，文強沿用的是舊稱）里忙得很，當學習組長，又管墻報，管文藝，我們自己還成立 了一個圖書館，我又在這里負責，過年過節(jié)，還寫些紀念的文章。還有一些年輕的管理員，有時我就跟他們講：‘一方面你們當看守員，另一方面你們可以好好學習嘛。買些小學課本讀一讀，文化就慢慢提高了。你們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學點東西嘛?！?/p>
在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文強并沒有戾氣，特赦后當了全國政協(xié)委員、文史專員，享受廳局級待遇，似乎沒人認為不應該，至于那個在《滲透》中比較搞笑的陳明陳老大，其歷史原型陳旭東更有意思：他是之所以肯當軍統(tǒng)東北區(qū)副區(qū)長兼沈陽站站長，居然是想救出他的“張少帥”。
陳旭東是鐵嶺，給張少帥當過情報科長，還被稱為東北軍中的“福爾摩斯”，抗戰(zhàn)期間，陳旭東擔任“軍統(tǒng)局東北特別情報站站長”，其手下的“投胎率”，還真像他說的那么高。
陳旭東和文強一樣，在軍統(tǒng)期間主要是對日偽諜戰(zhàn)，內戰(zhàn)期間，文強已經脫離軍統(tǒng)，而陳旭東則是內戰(zhàn)一開打就被抓，想干壞事也沒機會。
陳旭東和文強都是最后一批特赦，他們并不覺得自己冤枉，文強留京當政協(xié)委員、文史專員心滿意足：“我的后半生很長。從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認為自己一 直在紅旗下生活。 我活得這樣長，我家二十代以內都沒有九十歲以上的人。我活到九十多歲，感覺非常圓滿，感覺越活越有意義， 我還有充沛的精力，不知老之將至。 我的子孫無論是在國內的還是在國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發(fā)揮著他們的能力，走在我們國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這個幸福不僅在我個人的身上體現出來了，而且在我的子孫們身上也體現出來了?！?/p>
文強和陳旭東沒有不可饒恕的罪行，跟他們同在最后一批特赦的周養(yǎng)浩可就難說了——他特赦后像吃了秤砣一樣要求去投奔老蔣，被拒之門外也不肯回來，最后客死洛杉磯，成了孤魂野鬼。
康澤曾把受傷被捕的紅軍戰(zhàn)士剖腹挖心，徐遠舉周養(yǎng)浩更是殘害無數烈士，連沈醉都認為他們罪無可赦：“他們都是重慶大屠殺、大破壞的直接參與者和主持者，我既參加了起義，再把他們放走，就不好交代了。”
沈醉揭發(fā)了徐遠舉周養(yǎng)浩很多罪行，對自己的罪行，也遮遮掩掩地說了一些：“1941年，我在重慶當了一段時間衛(wèi)戍總司令部的稽查處副處長和代理處長，抓過一些人，可能都在重慶大屠殺時慘遭殺害了?！?/p>
沈醉當過稽查處處長，接替吳景中擔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長的李俊才，也當過稽查處長，“稽查人員”一向作惡多端，這一點連沈醉自己也承認：“這些人作惡的程度，真可說是駭人聽聞的。只要當上一年的稽查員，拿去槍斃了決不會冤枉！”
康澤和周養(yǎng)浩、徐遠舉罪大惡極，沈醉雙手也沒少沾血，李俊才當了那么多年稽查處少將副處長、處長，肯定也不干凈，這樣算來算去，似乎只有文強和陳旭東“有情可原”，于是最后留給讀者諸君的問題也就出來了：在您看來，我們熟悉的這七個將軍級特務，最不該特赦的是哪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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