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周總理陪同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張治中將軍在北平機場，焦急地等待著國民黨政府派來接他回去“復命”的飛機。
幾天前的4月20日，張治中將軍收到來自南京國民政府的消息，拒絕接受代表團與中共中央經過半個多月的談判得來的《國內和平協(xié)定》，和平談判就此宣告破裂。張治中將軍還被告知，國民政府將于4月24日派專機來接代表團成員們回南京。
臨近中午，飛機終于著陸了，可是令張治中將軍意外的是，從飛機里下來的，并不是國民政府前來迎接他們“回朝”的同人，而是他的妻子洪希厚、兒子張一純、女兒張素我和弟弟張文心一家人。
驚喜之余，張治中將軍半是感激半是佩服地對身旁的周總理說：“你太會留客了！”
張治中和夫人洪希厚
源自黃埔軍校的“周張”之交
張治中將軍字文白，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中部，與李克農和馮玉祥并稱為“巢湖三杰”。他幼年在父母的艱苦支撐下讀過長達10年的私塾，并于1917年夏畢業(yè)于保定軍官學校，不久便參加了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組織的“護法運動”，還在專門培養(yǎng)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學跟隨瞿秋白學習過一段時間，對蘇聯(lián)社會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產生了興趣。
1924年年底，在身在黃埔軍校的保定同學兼好友王懋功等人的介紹，以及蔣介石多次盛情邀請之下，原本在桂系軍校擔任大隊長（當時全校只有一個大隊）的張治中，正式出任黃埔軍校入伍生總隊上?？傟牳?，不但代理總隊長職務，還要負責維持學校的總秩序。
當時的黃埔軍校，由于是在孫中山先生“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政策指導下創(chuàng)辦起來的、旨在培養(yǎng)革命干部的軍官學校，國共雙方和一些蘇聯(lián)的優(yōu)秀軍事人才濟濟一堂，使學校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另一方面，國民黨中的右派分子時刻不忘與左派和共產黨員作對，而不甘被欺壓的一方自然會奮起反抗，因此，看似熱鬧的表面下，實則暗潮洶涌，大有箭在弦上一觸即發(fā)之勢。
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總理與張治中將軍的交情，便在這種類似于冰火兩重天的局面中開啟了。
主要負責學校秩序的張治中，在堅持以公平、公正的立場對待學生、處理學生糾紛（很多時候是派別糾紛）的同時，自己也在暗中觀察全校范圍內不同派別之間的主張和行事風格。
一番比較下來，張治中發(fā)現(xiàn)，學校里能夠令自己深感佩服的國民黨員寥寥無幾，很多共產黨員的表現(xiàn)卻令他耳目一新，贊嘆不已，尤其是政治部主任周恩來。雖然張治中比他大8歲，但他卻被周恩來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向他靠近。
多年后，張治中將軍在回憶與周總理的交往時曾不無感慨地說：“我們一見如故。他為人很熱情，談吐、風度、學養(yǎng)，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黃埔時期的周總理
的確，周總理的人格魅力，即使在近100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是光芒四射、令人高山仰止的存在。
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就已經具備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基礎的張治中，在黃埔軍校近距離接觸到周總理這樣極為優(yōu)秀的共產黨員，思想上和感情上也迅速向共產黨靠近，被國民黨右派諷刺地稱為“紅色教官”。
更有甚者，他曾當面正式向周總理提出想加入中國共產黨，周總理一邊為他感到高興，一邊答應他替他向組織申請。幾天后，周總理不無遺憾地告訴張治中，由于國共兩黨在合作之初就已經約定，中共不吸收國民黨的高級干部入黨（當時的張治中在蔣介石身邊已經身兼數(shù)個高級職位），不過今后，中共會在暗中支持張治中的工作。
1925年8月8日，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總理和鄧穎超在廣州喜結連理，大家紛紛要求新人請客，他們就請了兩桌，張治中、鄧演達、陳賡、李富春與蔡暢等都在受邀之列，張治中還要求鄧穎超在宴會上仔細向大家介紹了她和周總理的戀愛過程，周總理也因為開心而難得地放縱自己喝醉了一次?？梢?，周總理結婚時，和張治中已經是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了。
周總理和鄧穎超
隨著蔣介石在1926年3月策劃和發(fā)動 “中山艦”事件，國共關系的裂痕也由此浮出水面，蔣介石和周恩來的關系也日趨惡化，這可急壞了一心真誠希望國共合作的張治中。
6月，蔣介石任命張治中組建北伐司令部，張治中借機向蔣介石進言，希望由周恩來出任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蔣介石卻表示，那個職位已經考慮給鄧演達了，周可以擔任財經委員會主任。張治中堅持認為，周才是政治部主任的最佳人選，而鄧更適合帶兵。對這一建議，蔣介石堅決不同意。
無奈之下，張治中只好轉頭勸周恩來接受財經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以便促成合作，周總理雖然對張治中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但還是拒絕了他。
張治中這次“磨合”國共雙方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他與周恩來等優(yōu)秀的共產黨人卻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為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
重慶談判中的“周張”默契
1945年，在中華大地上橫行多年的日本侵略者終于被趕了出去，國內和平已然是人心所向。一向堅持國內應當團結與和平、拒絕分裂與內戰(zhàn)主張的張治中，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終于具有了實現(xiàn)的希望。
8月14日到23日的10天之內，蔣介石連續(xù)發(fā)出三封電報給毛主席，以極為懇切的言辭盛情邀請毛主席和周總理赴重慶，就戰(zhàn)后國內和平和建設的各種問題“共定大計”。
毛主席和周總理何嘗不明白，所謂邀請談判，不過是蔣介石在國內外和平呼聲高漲的當口扔過來的一個燙手山芋而已。如果中共拒絕赴約，他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以中共拒絕和平為由發(fā)動內戰(zhàn)；如果中共赴約，他便可以趁著談判的時間抓緊調兵遣將，謀劃布局，贏得內戰(zhàn)的準備時間。
重慶談判時期的毛主席
盡管對老蔣的意圖心知肚明，但毛主席和周總理經過慎重考慮，還是決定“深入虎穴”，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盡一切可能爭取國內的和平局面。
為了表示誠意，蔣介石特意安排在國民黨中一直公開奉行“和平主義”的親信張治中和美國特使赫爾利親自飛到延安接毛主席，這也是毛主席與張治中的第一次見面。重慶談判，對于蔣介石而言雖然有逢場作戲的嫌疑，但對于張治中而言，卻是切切實實地希望和談能夠成功，從而使國家避免陷于內戰(zhàn)旋渦的。
毛主席到重慶后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下榻的處所問題。蔣介石為毛主席安排的設備、環(huán)境皆優(yōu)且便于警戒的美軍招待所，被毛主席以“我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不住美國人的招待所”為由拒絕了；張治中為緩解尷尬，立刻提出還準備了市郊黃山和山洞林園兩處供選擇，但由于地處偏僻，辦公和會客都不方便。
左二為美國特使赫爾利
周總理向張治中說明情況后，張治中立刻把自己位于上清寺的桂園騰出來，供毛主席在重慶期間辦公、會客的臨時官邸，自己和家人則搬到復興關中訓團內一所平房暫住。桂園不僅交通便利，而且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和曾家?guī)r周公館都不遠，對于張治中的這一安排，毛主席欣然接受。
此外，張治中還聽從周總理建議，安排憲兵而不是一般警衛(wèi)來保障桂園的安全。
到談判后期，由于雙方在軍事等方面的立場難以統(tǒng)一，加上美國特使赫爾利為了給自己鍍金好回國述職，于是拼命向雙方尤其是中共方面施壓，想迫使雙方盡早接受自己的調停，導致談判桌上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而赫爾利一旦回國，毛主席的安全就失去了國際方面的基本保障，這也是周總理最為擔心的事。
1945年9月22日，赫爾利動身返美。此后，“蔣介石即將對毛主席動手”的言論也不斷散布開來。9月底，周總理找到張治中，談了中共的顧慮，表示希望能夠盡快安排毛主席返回延安。張治中當即表示：“我既然接毛先生來，當然要負責送他回去?！?/strong>
毛主席和張治中
10月8日，在談判終于形成會談紀要并有希望發(fā)表之際，張治中舉辦了邀請有黨、政、軍各界共計500余人參加的盛大招待晚會，一方面把兩黨會談的情況向社會各界吹風，一方面也表示對毛主席隆重的“歡迎和歡送”。
張治中在晚會致辭的最后說：
“毛先生到重慶已經有40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亟待料理，所以他準備日內回延安去，所以我剛才說，今天的集會也是為歡送他。毛先生來重慶，是本人奉蔣主席之命，偕同赫爾利大使迎接來的，現(xiàn)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將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請大家到這里來，一方面是為了對毛先生這次惠然蒞臨重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時也為了毛先生這40天的辛苦現(xiàn)在回去了表示歡送之意。”
這番話，無疑使蔣介石即使有心思，也無從下手了，因為毛主席一旦在他的親信保護下還出事的話，那他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在周總理和張治中的默契配合和運作下，10月11日上午，張治中陪同在重慶生活了43天的毛主席，從九龍坡機場飛抵延安，第二天上午，毛主席又親自到延安機場為張治中送行。在一同前往機場的路上，毛主席稱贊張治中：“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
經過重慶談判，張治中“和平將軍”的美名傳播開來，人們對于他的責任、擔當以及對于和平的誠意也格外欽佩。關于他從會前開始一直到談判結束的整個過程中為毛主席的安全所做的努力，更是令中共方面感動不已。直到多年后，每當周總理回憶起這段往事，仍激動地對張治中說：“你那次答應護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來，不然，真吃不下，睡不著！”
“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
重慶談判結束沒多久，蔣介石就單方面撕毀和平協(xié)議，內戰(zhàn)烽火再起，張治中為和平奔走的心血也付諸東流。從1945年到1949年，他多次勸諫蔣介石以和平大局為重，不要再以戰(zhàn)爭來消耗國力和人民，僅僅在1947年一年之內，就向蔣介石建言和平事宜五次以上，1948年更是以一封“和平萬言書”苦諫蔣介石回頭是岸，再打下去的結局只能徹徹底底的失敗。
張治中將軍
1949年春，窮途末路的國民政府不得不再次打著“和平談判”的名義來行緩兵之計。只是這次，國共雙方在談判桌上的形勢已經發(fā)生了徹底的“對調”：中共中央成了提出條件的一方，而國民政府則只能在中共方案的基礎上討價還價。
任何真正的談判，都只能在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的對手之間進行，失敗者只能是“兵敗求和”。張治中雖然深諳此理，但他依然背負著蔣介石不切實際的幻想，義不容辭地走向談判桌。然而，當張治中把他和代表團成員舌敝唇焦爭取來的《國內和平協(xié)定》正式文本匯報給南京政府和蔣介石時，蔣介石看完后氣得拍案大罵張治中：“文白無能，喪權辱國！”
1949年4月20日，國民政府電告張治中，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xié)定》，和談正式宣告破裂。南京政府同時通知張治中，將于24日派飛機到北平接他和代表團成員返回南京。
令國民政府措手不及的是，解放軍在和談破裂的第二天就成功地渡過長江，南京政府也于當天就頒布了各個政府機關將于23日凌晨開始轉移和疏散到各地的計劃，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更是22日就命令南京的軍警機關全線撤退。
百萬雄師過大江
其實，渡江行動是周總理在和談期間就已經向國民黨方面明確表示過的，“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過江，談成后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strong>
和談破裂后，解放軍在南線渡江、南京政府原有的軍警機全線潰散的同時，中共也在盡力挽留南京代表團的成員，希望他們能夠全部留下。
周總理說：“這次商談，活動緊張，大家都辛苦了，應該好好休息。雙方代表團同意的《國內和平協(xié)定》，竟為南京方面所拒絕，彼此都感到十分遺憾的……即使退一步說，全面的和平辦不到，但出現(xiàn)部分地區(qū)的和談則是很可能的。這個協(xié)定還是有用的，請大家留下來吧?！?/strong>
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領導紛紛登門勸駕，表示：“過去在重慶、南京，談判破裂后，我們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來和談恢復的接觸，現(xiàn)在挽留你們，也是這個意思。”
說到這里，周總理語重心長地對張治中說：“你們無論回到南京、上?；驈V州，國民黨的特務是會不利于你們……‘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
面對周總理的懇切言辭，張治中感動之至，其他代表也紛紛表示認可，但張治中仍然堅持代表團應該回南京復命。4月21和22日，代表團成員就去留問題討論了整整兩天也沒能統(tǒng)一意見。除了張治中，其他人要么決定留在北平與中共合作，即使不與中共直接合作的，也決定與國民黨從此分道揚鑣。
張治中見誰也說服不了誰，只好無奈地表示：“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決裂，理應回去復命。同志們行動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復命?！?/strong>
可是等他23日上午打電話給南京政府時，由于南京方面已于凌晨開始撤退，張治中一個人都找不到了。雖然他第二天接到何應欽的電報，說不日會安排飛機來接他們直接飛往上海，但此時，代表團成員已經決定全部留在北平了。
直到有一天上午，張治中接到通知，說來接他的飛機快到了，可以出發(fā)去機場了，正好周總理也說要去機場接一位朋友，二人便順路同行。接下來，便發(fā)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其實，對于張治中將軍家屬的安全問題，中共早在幾個月前就已高度關注。張治中將軍和他的弟弟張文心一家原本都住在上海，由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暗中安排人員保護。張治中擔任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之后，進一步受到國民黨中阻撓和平的頑固派的仇視。張治中率團北上之后，鑒于南京的形勢有所緩和，他們就搬到南京居住。
但隨著和談的破裂，南京的氣氛又驟然緊張起來，正在他們考慮如何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時，周總理安排地下黨，通過張治中的老朋友、時任中央航空公司業(yè)務經理的鄧士章，秘密安排他們登上了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團返回的專機，安全到達北平。
”和平將軍”見證和平
在中共中央的懇切挽留及夫人和家人的勸說下，張治中終于決定也留在北平了。可是對他而言，人雖然留下了，思想卻沒有完全轉過彎來——他總覺得自己對不起蔣介石的“知遇之恩”。可是蔣介石得知張治中的決定之后，立刻暴跳如雷，叫囂著宣布開除張治中的黨籍，甚至要求國民黨發(fā)通緝令捉拿他。
毛主席得知張治中的心結后，曾親自上門開導他說：“你這就是封建道德在作祟，你為什么不為全國人民著想呢？”
周總理更是以他們之間多年朋友的立場耐心勸解，朱德、林伯渠等黨的主要領導，也都紛紛登門看望，勸他把握歷史潮流。
周總理和張治中將軍
沒過多久，蔣介石竟然通過中央社，連續(xù)三天散布虛假言論，稱張治中在北平受到中共蠱惑，而后又失蹤，現(xiàn)在下落不明的消息，想借此攪亂輿論，達到同時打擊張治中和輿論的目的。令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一舉動反而更快地把張治中推向了中共和人民的陣營，甚至大大地消除了原本盤桓在他心頭的愧疚和不忍。
很快，張治中借《人民日報》的寶地，發(fā)表題為《對時局的聲明》的文章，有力地粉碎了中央社對他的造謠。
“目前大局已演變到此，我覺得各地同志們應該懲前毖后，當機立斷，毅然決然表示與中共推誠合作，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亦即為中共新民主主義的實現(xiàn)而共同努力。至于我們國民黨，早就應該徹底改造，促進新生，才能適應時代，創(chuàng)造時代，達成我們革命黨人應負的歷史使命?！?/strong>
從此，張治中徹底站在了祖國和人民的陣營，并很快就為西北地區(qū)的和平解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此后，他又與彭德懷搭檔，為西北地區(qū)的和平、穩(wěn)定和發(fā)展嘔心瀝血。
60歲那年，張治中在總結自己的人生時說：
“我很慚愧，60年來的奔波勞碌，只有過錯，毫無責獻。今以憂患余生，榮幸地看到中國人民從此脫離黑暗，趨向光明，奠定了子孫萬代得享和平、自由、幸福生活的基礎，這真是我最大的安慰和愉快了?！?/strong>
誠然，從黃埔時期開始深受周總理影響、一生都在追求和平且從未與共產黨的軍隊打過仗的張治中將軍，得以在年屆花甲之前參與到孜孜以求的和平事業(yè)中來，可以說是人生莫大的“安慰和愉快”了。
1969年4月，79歲的張治中將軍因病在北京與世長辭，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他傳奇的經歷和故事，也必將隨著被世代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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