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歷史學家楊斌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到澳門大學任教，他發(fā)現(xiàn)，小小的澳門島上，居然有著兩座哪吒廟。
其實，不只是澳門，在中國東南沿海、臺灣地區(qū)，甚至是東南亞地區(qū)，哪吒信仰不僅廣泛存在，且香火旺盛。人們相信，哪吒擁有神力，可以庇佑孩童、驅(qū)除病魔。
從這兩座哪吒廟出發(fā)，楊斌開啟了一場跨越時空的“追溯”之路，途經(jīng)敦煌、印度、伊拉克、敘利亞，最后到達埃及。在這里，他發(fā)現(xiàn)了中國明清以來的哪吒信仰與古埃及的蓮信仰緊密相連。
也是從哪吒出發(fā)，楊斌所著的《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龍涎香與坦博拉》以9個微觀切片，拼合出了一幅全球化早期的奇妙圖景，勾連起全球史寫作的多元維度。
《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龍涎香與坦博拉》楊斌 著 中信出版集團
哪吒的“多重宇宙”
幾乎每個人都能在哪吒身上觀照到自己，因為每個人都會在青少年時期經(jīng)歷叛逆、敢于對舊秩序提出挑戰(zhàn)，并擁有熱血而青春的獨特精神
上觀新聞：在中國，關于哪吒信仰的著作不多，但關于哪吒形象的文藝創(chuàng)作卻層出不窮，哪吒為什么成為如此受人喜愛，且具有辨識度的文化符號？
楊斌：今天的哪吒形象是經(jīng)歷過高度“中國化”的，這個“中國化”的過程，也是一個民間喜愛不斷“加載”的過程。
在印度佛教中，哪吒既是毗沙門天王的第三個兒子，又是夜叉首領，法力無邊。也有學者認為哪吒的另一個原型是童神奎師那，其皮膚呈黑色或藍色，主要任務是斬妖除魔，其中一個重要情節(jié)是打敗巨蛇，這也是哪吒馴龍的原型。
大約在公元5世紀初，哪吒作為佛教的護法神傳到中國，其形象也是如其在印度一般猙獰。但不久之后，作為天王之子，哪吒的形象逐漸被塑造成了青少年甚至童子的形象。
在敦煌壁畫《毗沙門天王赴哪吒會》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白凈粉紅、手持寶花的男子形象，其面容已經(jīng)有很明顯的華夏特征。以中國臺灣地區(qū)為例，盡管哪吒被認為是中壇元帥，但他的形象依然是少年。
之后，哪吒的人物形象在《西游記》和《封神演義》中逐漸豐滿，“少年感”成為哪吒形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從“哪吒鬧海”到“剔骨還父，割肉還母”，這種“少年感”中寄托著一種來自青春的反叛精神。這一方面代表著人們對固有的僵化的等級制度和禮俗觀念的反抗，另一方面也顯示出這種反抗屬于存在于大眾心理層面的“潛意識”乃至“無意識”中的某種“愿景”。
于是乎，幾乎每個人都能在哪吒身上觀照到自己，因為我們或多或少都會在青少年時期經(jīng)歷叛逆、敢于對舊秩序提出挑戰(zhàn)，并擁有熱血而青春的獨特精神。
澳門的哪吒廟
上觀新聞：但其實哪吒的“反叛”也是很有中國精神的。
楊斌：的確。有人調(diào)侃說，哪吒最后是“考公上岸”了，一邊在天庭擔任重要官職，一邊跟著父親托塔李天王南征北戰(zhàn)，他最終還是回歸到了家庭和原有的秩序上。
實際上，從起初的“父子相殺”，太乙真人或佛祖成為替代的父親并從中調(diào)和，到最后“析骨剔肉”彰顯孝道、重塑肉身，哪吒的一整套故事，完全是中國化的發(fā)明，它把中國傳統(tǒng)戲劇大團圓的結局融進去了，最終呈現(xiàn)出一種反叛之后的“和解”。
可以說，在吸收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文化元素時，中華文化在創(chuàng)造哪吒形象的過程中，充分顯示了其主體性、包容性和開放性。
上觀新聞：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在全球多地區(qū)上映后，很多人擔心外國人看不懂，但您在書中寫到哪吒的形象在北非、西亞、印度都有很深的淵源。
楊斌：其實，無論是考古、文獻還是圖像，都證明了哪吒的“蓮生”觀念不僅存在于以哪吒為代表的佛教和道教之中，而且存在于印度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文化之中，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xiàn)象。
哪吒的形象在不同文化中也存在著諸多不同“分身”，如埃及法老圖坦卡蒙、印度佛陀釋迦牟尼或毗沙門三太子??我想，回溯哪吒的前世今生，如果能引入更宏大的世界觀，加入這些全球史的哪吒元素，說不定會成為《哪吒之魔童鬧?！反蜷_埃及、印度等北非、南亞市場的一把鑰匙。
蓮化重生的“證據(jù)鏈”
古埃及蓮花元素傳到印度后，通過當?shù)匚幕娜诤现饾u凝聚出三個重要的象征意義：王權、復活、兒童。這三重意義是哪吒文學形象在中國改造誕生的重要根基
上觀新聞：在對哪吒信仰的追溯中，您重點關注了哪吒“蓮生/蓮化”的這個特質(zhì)。在您之前，對這一特質(zhì)的考察似乎并不十分透徹。
楊斌：在過去的研究中，人們通常會將哪吒形象追溯到印度佛教中，但佛教中的哪吒常被塑造成一個青面獠牙的憤怒金剛形象，這與我們腦海中的那個面白無須的“蓮花童子”是有著相當大的差異的。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哪吒形象有更早的原型或更多其他的可能性呢？
在我讀書期間，美國電影《木乃伊》曾掀起一股“埃及熱”，當時不少科普節(jié)目都聚焦1922年少年法老圖坦卡蒙墓的發(fā)掘工作。我印象很深的是，圖坦卡蒙的墓穴中就散落著蓮花。
遵循這一線索，我發(fā)現(xiàn)除了蓮花之外，墓中還出現(xiàn)了一個非常新奇的圖像——底座是一朵盛開的蓮花，蓮花中涌現(xiàn)出少年圖坦卡蒙的半身像，分明是一位濃眉大眼的東方少年。
如此一來，“蓮花”和“少年”這兩個要素都齊全了。
那么，埃及的圖坦卡蒙墓與東方的哪吒信仰是否存在關聯(lián)呢？接下來，我們就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向來找到“證據(jù)鏈”。
很幸運，人們在伊拉克尼姆魯?shù)抡业搅岁P鍵性的證據(jù)。公元前7世紀末的一個陶土印記，描繪了一朵蓮花，一個裸體的少年正從蓮花上蹦出來。
據(jù)考證，這個印記可能是模仿敘利亞象牙制品中荷魯斯誕生的意象。而荷魯斯又是埃及一位非常重要的神碉，他的四個兒子就是站在蓮花上的。這意味著，在古埃及和伊拉克之間，敘利亞的證物能夠完成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傳遞性和承續(xù)性。
上觀新聞：“蓮生童子”的意象出現(xiàn)在埃及，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嗎？
楊斌：這與當?shù)氐淖匀弧⒌乩碛兄o密的關聯(lián)。埃及本土出產(chǎn)兩個蓮花物種，分別是白蓮和藍蓮。其中，白蓮一般夜晚開放，而藍蓮則在夜晚閉合沉入水面以下，早晨時再從水底升起，向著太陽盛開。
因此，很自然地，人們開始將藍蓮花與太陽、創(chuàng)世以及生命的延續(xù)關聯(lián)起來。古埃及人相信蓮花可以治病。后來，這種復活的觀念也經(jīng)由西亞傳入了印度和東亞，成為蓮化情節(jié)的重要依托。
蓮上的荷魯斯四子
上觀新聞：從世人熟知的晉人陶淵明的愛菊到宋人周敦頤的愛蓮，在中國的歷史中，為什么發(fā)生了物的轉(zhuǎn)換？
楊斌：物的轉(zhuǎn)換并非簡單的個人興趣騰挪，背后的巧合是埃及的蓮印文化恰巧此前傳入中國，對社會文化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古埃及蓮花元素傳到印度后，通過當?shù)匚幕娜诤现饾u凝聚出三個重要的象征意義：王權、復活、兒童。這三重意義是哪吒文學形象在中國改造誕生的重要根基。
海貝龍涎香的“環(huán)球旅行”
誰曾想到，區(qū)區(qū)龍涎香改變了中西方交流的歷程，成為西方進入中華帝國的“敲門磚”
上觀新聞：在研究哪吒之前，您從事全球史寫作已有近二十年，本書中關于“海貝”的研究章節(jié)應該就與您之前的寫作經(jīng)歷有關吧？
楊斌：說到海貝，就不得不說到云南。一切都是從云南開始的。
在全球史研究中，“邊疆”是具有跨文化、跨區(qū)域特性的基本空間，也是文化、技術和觀念的“熔爐”。因此，我決定將博士研究的主題放在位于中國西南邊疆的云南。
后來，在昆明的一家書店中偶然看到一本有關貝幣研究的書，我大吃一驚。我們都知道，海貝是中國最早的貨幣，但那指的是中原地區(qū)。而云南地處內(nèi)陸，為什么會使用海洋生物作為貨幣呢？
當我把這個疑問告訴我的導師，她從書架上抽出了一本叫《西非貝幣和奴隸貿(mào)易》的書。原來，西非也使用海貝作為貨幣。這讓我大開眼界，感慨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竟如此微妙。這也促使我持續(xù)研究，后寫下《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一書。
上觀新聞：通過全球史的視野和方法對云南地區(qū)的海貝進行研究之后，您有哪些新發(fā)現(xiàn)？
楊斌：主要的觀點有兩個，一個是海貝的用途，另一個是海貝的來源。
從用途上看，學術界普遍認為商周時期的海貝是我國最早的貨幣。但我認為，盡管商周時期的海貝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宗教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們還不是貨幣，更像是一種“禮器”。
從來源上看，商周時期的海貝雖然出現(xiàn)在黃河上游、中游和下游，但它們的來源并不是東?；蛘吣虾?，而是來自印度洋。印度東北孟加拉地區(qū)是貝幣的起源地，這些海貝是自印度洋打撈之后送到印度，然后經(jīng)過北印度、中亞到我國西北，最后到達黃河上游，再到黃河中下游的。
這兩個發(fā)現(xiàn)都是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近年來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層面的證實和學者們的認可。
上觀新聞：目前，您對海貝的研究還在繼續(xù)？
楊斌：從2000年到現(xiàn)在，20多年的時間幾乎沒有間斷，現(xiàn)在也還在做研究，因為不斷有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新的話題。
當我們知道云南的海貝來自印度洋后，還需考察它們是如何抵達云南的。一開始是經(jīng)緬甸、泰國，走陸上絲綢之路，宋元之后，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印度洋的海貝繞了一個圈，走海上絲綢之路，先到長江中下游，再經(jīng)水路到云南。
從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以云南的海貝運輸為線索，可以串聯(lián)起中國、東南亞和印度洋這三大區(qū)域之間的關系。在這其中，海洋貿(mào)易的載體是什么？貿(mào)易路線為何會發(fā)生變化？運輸過程中還有哪些特別的商品？這些都成為我們可以研究的對象，例如“泉州一號”“琉球進貢的馬爾代夫海貝”等。而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書中找到部分回答。
上觀新聞：在全球史的研究中，似乎很容易從一處疑問延伸出更多的疑問，例如，您注意到“泉州一號”這艘南宋沉船中不僅有大量海貝，還有龍涎香，這是您對龍涎香進行考察的契機嗎？
楊斌：是這樣的。這也是一個充滿偶然性和宿命感的故事。龍涎香的“來與不來”，一度成為困擾大明王朝的巨大焦慮，這種焦慮在多重因素的疊加之下，造就了利瑪竇的“西來”的契機。
我們都知道，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的近40年中，葡萄牙人使用了各種手段，始終無法叩開明朝“海禁”的大門，無法在東亞地區(qū)獲得落腳點。
那么，是什么改變了這種狀況呢？
原來，當時中國開發(fā)出龍涎香的醫(yī)藥功能，并將其視為修煉金丹的關鍵成分，嘉靖皇帝數(shù)十年間不斷求購。加上鄭和下西洋之后的海禁政策讓印度洋的龍涎香難以送達中國，從皇帝到大臣，乃至東南沿海的官員都為此心憂。
《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
而葡萄牙人卻通過龐大的海洋貿(mào)易網(wǎng)絡在印度洋獲得了龍涎香，并借此讓沿海官員妥協(xié)。
于是，既不是大炮軍艦，也不是外交，而是依靠一味香料，讓葡萄牙人完成了入駐澳門的許可交換。誰曾想到，區(qū)區(qū)龍涎香改變了中西方交流的歷程，成為西方進入中華帝國的“敲門磚”。
歷史學家的想象力
在時間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看似“邊緣”的，或者是“被卷入”的所謂地方性的部分，事實上同樣都是參與、塑造全球化的力量
上觀新聞：在書中，您選取了哪吒、龍涎香和坦博拉火山等9個不同主題的內(nèi)容，挑選它們的標準是什么？
楊斌：這本書分享的其實是我這十幾年來的一部分研究，空間上覆蓋亞歐非大陸以及太平洋、印度洋，時間上幾乎跨越上下五千年，主題則涵蓋了海洋史、物質(zhì)史、貿(mào)易史、科技史和藝術史。在我看來，這些主題的背后都有一個關鍵詞就是“流動”，通過研究這些跨文化、跨區(qū)域、跨專業(yè)的“流動”要素，試圖揭開全球史的一部分神秘面紗。
比如書中關于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發(fā)的研究，其實就在于引入環(huán)境氣候史的視角，通過追蹤火山灰沉降的物理軌跡，結合氣候異常數(shù)據(jù)，來對歷史上1816年這個“無夏之年”進行解釋。
上觀新聞：從《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到《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龍涎香與坦博拉》，您的寫作始終兼顧學術性與趣味性，將龐雜的歷史轉(zhuǎn)化為有趣的故事，這個過程難度大嗎？
楊斌：我認為對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而言，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是至關重要的。而一個好故事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則往往是因為它提出了一個人們從未設想過的問題。
1974年，“泉州一號”沉船被發(fā)現(xiàn)，它是唯一一艘海上運輸?shù)呢浧分杏泻Ｘ惖拇弧Ｈ欢?，在我談到海貝問題之前，沒有人注意到船里的海貝——它的來源是哪里？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為什么出現(xiàn)在南宋的沉船上？這些問題、這些故事都隱沒在了大海的波濤之中。
另外，我想歷史學家可能是更需要想象力的，因為所謂的歷史的必然性，往往會有一個偶然的開端。
歷史學家則需要從千頭萬緒中抽絲剝繭，又從無數(shù)細碎的片段中恢復和還原一點點真實，讓其在時空上真正連在一起。我想正如陳寅恪先生當年所說的，做歷史研究，要有數(shù)學家的邏輯和文學家的想象。
上觀新聞：近些年來，帶著“全球史”這種大視角的歷史書寫似乎重新受到人們的歡迎，您對此怎么看？
楊斌：全球史興起的時間較晚，在美國和歐洲也就近三四十年出現(xiàn)的作品比較多，傳播到中國也就是十幾年左右。但無論是私人史還是全球史，其實都是分析和還原歷史的一種方法，只是把握和研究的尺度不同。
就像當我們用天文望遠鏡觀測宇宙，看到一顆很亮的星星時，往往會認為這顆星就是夜空中最亮的一顆星，但當我們把望遠鏡撤離，會發(fā)現(xiàn)茫茫宇宙中，這顆星也許就是眾多星辰中渺小的一顆。這就是我們做的歷史科學研究的“標尺”問題，只是全球史能讓我們在比較大的標尺中看到一些跨文化、跨區(qū)域的聯(lián)系。
舉個例子，單從中國歷史來看，哪吒就是中國的哪吒。但當你跨地域、跨文化地看，才有可能從澳門追溯到印度的佛教傳入，追溯到伊拉克和敘利亞，追溯到埃及。當我們將它放到亞非歐大陸當中就會發(fā)現(xiàn)，哪吒信仰當中最重要的情節(jié)，已經(jīng)完成了一次全球跨越。
上觀新聞：您在書中提到，全球史的理想和愿景是“著眼于兩個以上區(qū)域間的流動與互動，甚至是真正地理意義上的全球現(xiàn)象”，這些和當下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否有些針鋒相對？
楊斌：我認為現(xiàn)在所謂的“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我們常說，歷史研究是隨著時間變化而產(chǎn)生的變化或者延續(xù)。那么，其實延續(xù)也是一種變化，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延續(xù)。
現(xiàn)在的“逆全球化”浪潮，看似是在反對“全球化”，但它自身恰恰就是全球化的一個內(nèi)容、一個組成部分和一種表現(xiàn)。而全球史不僅修正區(qū)域、國別史，同時也深度研究了區(qū)域、國別史，比如說，民族國家就是一個全球的現(xiàn)象。因此，全球史本身的發(fā)展也是全球化的產(chǎn)物。
上觀新聞：有人提到“全球史是一種理解他者的訓練”，您認為，全球史是否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歷史觀？
楊斌：歷史是一門跨越時間的學科。在時間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看似“邊緣”的，或者是“被卷入”的所謂地方性的部分，事實上同樣都是參與、塑造全球化的力量。真正的包容性，或許正在流動和碰撞中顯現(xiàn)。
全球史的一個出發(fā)點和立場，就是批判和反思各種“中心主義”，這也讓許多被各種“中心主義”邊緣化甚至被忽視、漠視的人群、社會和因素，都能得以“回歸”他們本來的位置。
原標題：《古埃及真有掌管重生的神？哪吒的“多重宇宙”早已寫在了全球史中》
欄目主編：王一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肖雅文
熱門跟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