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蓬勃的時期，除了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之外，便是民國時代。那是一個既昏暗又輝煌，既戰(zhàn)亂不休又思潮涌動的歲月；它是民族遭遇重重困難的時期，亦是民族自我意識覺醒的關(guān)鍵時刻。即便最璀璨的星辰也無法徹底照亮廣袤的大地，但它們猶如燈塔，為這個民族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播撒下了希望的種子。
胡適，無疑是民國時期極具代表性的一位人物，他曾師從約翰·杜威（這位享譽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胡適身負三十余項博士頭銜，然而這些多為名譽性或榮譽性的授予。在學術(shù)探索的道路上，他廣泛涉獵，包括哲學、史學、小說等領(lǐng)域，并且他還是紅學研究的先驅(qū)，著作頗豐，但總體而言，其學術(shù)成就并不算突出。此外，他也嘗試詩歌創(chuàng)作，并有詩集出版，若以常規(guī)評判，詩有好劣之分，而他的詩作卻難以簡單地貼上好壞的標簽，因為它們大多并不符合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詩歌定義。當然，時至今日，詩歌的界限已變得相當模糊。
胡適乃新文化運動之領(lǐng)航者，他似乎尤長于開創(chuàng)，而鮮能至圓滿之境。恰如古語云：“能創(chuàng)者，未必能終；善啟者，未必善結(jié)?！比欢?，換個視角審視，他以畢生之力，身體力行了“成功不必由我”之信念。
胡適畢生致力于探尋中華民族在政治與文化領(lǐng)域的發(fā)展道路，他堅定地捍衛(wèi)自由、法治、民主與人權(quán)的理念。即便移居中國臺灣后，在擔任“中研院”院長期間，他依然攜手數(shù)位文化界同仁，聯(lián)名反對蔣介石違反臺灣“憲法”規(guī)定，企圖三度連任“總統(tǒng)”的舉措。
20世紀50年代，我國對胡適發(fā)起的批判運動，背后蘊含了政治與個人等多重動因。此舉顯著削弱了胡適在文化領(lǐng)域的影響力。胡適由書生之志漸變?yōu)閷捄耖L者，一生致力于提攜后進，不遺余力。那些昔日站出來批評他的人，許多也曾受過他的提攜與幫助。他如同溫潤如玉的君子，對民族有所貢獻?；蛟S有人會覺得，無論做學問還是擔任官職，胡適都顯得平凡無奇，沒有特別突出的成就。然而，時至今日，在中華大地的政治、學術(shù)與文化領(lǐng)域，胡適先生這般的人物，已是鳳毛麟角，難以尋覓。
若要在近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中挑選一位作家，我首推魯迅。若要選出三位，我的回答將是：魯迅，依舊魯迅，還是魯迅。或許有人爭辯：魯迅未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我看來，對某些作家而言，此獎是榮耀的象征，未獲獎則是遺憾。但對魯迅而言，倘若他獲獎，那將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耀；若未獲獎，則是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大遺憾。
永恒流傳乃是對文學作品至高無上的贊譽。我們這一代人在學生時期，無不接觸過魯迅先生的筆墨。當時的我覺得，他那半文半白的文風頗為晦澀難懂，略顯奇異。然而，隨著歲月流逝，中學時代所學的多數(shù)課文已逐漸淡忘，唯有那個鐫刻在書桌上的“早”字；那位身著破舊長衫，于咸亨酒店中以酒為墨，書寫“茴”字四種寫法的書生形象；那個在半夢半醒間觀賞社戲，品嘗羅漢豆的孩童；以及那位月光照耀下，手持鋼叉的少年，依舊鮮明地鐫刻在我的記憶深處。
或許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都藏著一個阿Q，當被生活的重壓擊倒在地時，卻還在意自己摔倒的姿態(tài)是否稍顯體面。每個人的心底都匿藏著一個祥林嫂，反復(fù)咀嚼著那些該做的未做、不該做的卻已為之的遺憾。多少人在絕望深淵，幻想那浸著血的饅頭或許能成為救贖的良方。又有多少人在罪惡的陰影下，選擇了冷眼旁觀。
有言論稱魯迅未曾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因而難擔偉大作家之名。真正的文學，其本質(zhì)絕非商品，不應(yīng)以銷量衡量其價值。對每位文學創(chuàng)作者而言，魯迅猶如一座巍峨峻嶺，難以翻越。盡管他的作品在任何時代都顯得格格不入，然而，又有誰能如魯迅那般，以筆為劍，其鋒芒穿透百年時光，直至今天，仍有人忌憚其文字中所蘊含的力量。
“所謂大學之精髓，不在于樓宇之巍峨，而在于大師之風采?！贝四嗣駠鴷r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之言論。梅先生掌管著清華的經(jīng)濟命脈，即美國逐年返還之庚子賠款余額，在當時堪稱一筆巨款。錢學森等先輩海外深造之費用，皆源于此，且錢學森兩度申請延長資助，均為梅貽琦所首肯。梅貽琦身為清華基金之掌舵人，逝世時身無長物，一生清簡至極。北大前校長傅斯年，曾是五四運動學生領(lǐng)袖。蔣介石對其頗為賞識，然他堅持中立，不涉黨爭，勇于彈劾孔祥熙、宋子文等權(quán)貴。傅斯年心懷天下，不遺余力地為國為民奔走。他憑借自身威望與廣泛人脈，籌集大量資金，助困厄中的知識分子渡過難關(guān)。直至臨終前一夕，他仍在挑燈夜戰(zhàn)，修改文稿，只為換取稿酬，換得一條稍厚的棉褲御寒。在我看來，他們方為真正的正氣凜然，清廉自守之士。
《莊子》深奧難解，劉文典先生斷言，世間唯二人能透徹理解莊子，其一是他自己，其二自然是莊子本人。然而，他是否真的理解莊子，實則并非關(guān)鍵。僅憑他那句“大學非衙門”，以及拒絕學生繁復(fù)迎送的作風，加之敢于與蔣介石直面交鋒所展現(xiàn)的文人士氣，已足以贏得大師之譽。劉文典性情孤傲，卻對陳寅恪欽佩有加，想來是因陳寅恪學識淵博。錢鐘書曾對陳寅恪考究楊貴妃是否處女入宮一事提出批評，認為過于細碎且意義不大。知識的價值，無論是實用與否，絕非個體或一時所能評判，而往往正是這些看似無用的知識，彰顯了我們非矩陣中漠然數(shù)字的身份。陳寅恪被譽為“教授的教授”，這是人們對知識本身的崇高敬意。而他刻在王國維墓碑上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窮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1937年，于清華大學長沙臨時校區(qū)的入口處，一位衣衫襤褸的乞丐緊緊抓住校長梅貽琦的衣袖，淚流滿面。此人竟是趙忠堯，中國核物理學的奠基者。為躲避日軍封鎖，他喬裝乞丐，將50毫克鐳藏于鉛盒內(nèi)，再隱匿于一普通酸菜壇中，歷經(jīng)艱辛從北京攜至長沙。其學生諸如錢三強、鄧稼先、程開甲等，皆為“兩彈一星”的杰出貢獻者。而三十余載后，北京街頭出現(xiàn)的另一位蓬頭垢面的乞丐，卻是真正的落魄之人，身無分文，流落于市井。他便是趙忠堯的恩師葉企孫，中國物理學界的一代泰斗。葉先生一生未婚，將學生視為己出，全身心投入中國物理學的教育與研究事業(yè)，被譽為大師中的大師。他最終孤獨離世，其逝世成為民族心中難以愈合的傷痕。
抗戰(zhàn)年月，年幼的梁從誡向其母林徽因發(fā)問，倘若日本侵略者侵襲而來，該如何是好？林徽因從容答道：“中國讀書人終歸還有條退路可走，你瞧，咱家門口不就是浩蕩的揚子江嗎？” 有人言道：中國的知識分子皆是“平日空談心性理，危難時刻方舍命報君恩?！?此種論斷未免偏頗，歷次民族危難之際，總有人在茫茫暗夜中為中華文明燃起希望之燈，有燈即意味著有人在。正所謂“守護國家，乃君王臣子肉食者之責；而捍衛(wèi)天下，即便是卑賤之匹夫亦有其擔當?！?/p>
也有人持不同觀點，認為民國時期的大師們多局限于國學與文學領(lǐng)域，對國家實際的進步與強盛貢獻有限，難以稱得上真正的大師。我作為一個典型的理工科背景人士，在年輕時也曾抱有相似的看法。然而，隨著人生經(jīng)驗的積累，我日益意識到，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與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固然至關(guān)重要，但其文化深度、道德規(guī)范以及社會價值體系同樣不可或缺?？v觀歷史，每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其根源往往源自于思想的革新。
海涅曾言：切勿小覷隱匿于任何角落的思考者，正因康德斬斷了上帝及其塵世代言人的聯(lián)系，才有羅伯斯庇爾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的壯舉。每個民族皆需擁有自己的思想家，需有人為公平與正義振臂高呼。一個缺失公平正義的社會，即便累積再多財富，也僅是滋養(yǎng)少數(shù)人的貪婪；再尖端的武器裝備，也僅是捍衛(wèi)少數(shù)人的特權(quán)，而非增進人民的福祉。
當今世界再度步入風云變幻的時代，我們似乎又一次矗立于歷史的抉擇關(guān)頭。我們緬懷民國時期的諸位大師，追思他們踏過的足跡、傳揚的言語、以及漸行漸遠的身影，并非出于對那個時代的向往，畢竟，無人樂意重返一個貧弱交加、流離失所的歲月。我們敬仰的是他們的時代魂魄，他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guān)頭，勇于在混沌中探索民族的前行之路。他們中，有人屢遭挫折，有人誤入歧途，卻始終矢志不渝，至死不悔。在暴風雨肆虐的漫漫長夜，他們守護著民族科學與文化的微弱火苗；在存亡系于一線的關(guān)頭，他們捍衛(wèi)著民族的精神根基。他們的眼神似乎依舊注視著我們的步伐；他們崇高的品性與智慧，宛若夜空中璀璨的星辰，照亮著民族前行的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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