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初年，江南之地文風鼎盛，孕育出一位雖在大眾認知中稍顯冷門，卻在文學(xué)領(lǐng)域成就斐然的一代文豪 —— 高啟。其 “文豪” 之名，并非自封或因粉絲追捧而得，實乃憑借自身卓越才華，贏得了文藝圈同行們的高度贊譽。明清兩代，對高啟的評價堪稱極高。明人陳璋贊其成就 “冠于明，勝于元，高于宋，兼乎晉唐，追乎漢魏”，將他置于跨越數(shù)個朝代的文學(xué)坐標系中，凸顯其文學(xué)成就的卓越不凡；清人趙翼更是直言 “然有明一代詩人，終莫有能及之者”，明確指出在明朝眾多詩人中，高啟的地位無可撼動。自元末起，高啟已然成為天下文壇、詩壇當之無愧的領(lǐng)軍人物與代表人物。
《明史》對高啟亦有評價，稱其 “天才高逸，實據(jù)明一代詩人之上。其于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高度肯定了高啟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天賦與才華，認為他能夠精準模仿各朝代詩歌風格，集古人之長于一身。然而，《明史》也惋惜地提到，高啟 “不偕于時，遂困躓以沒”，暗示其因與所處時代格格不入，最終命運坎坷。
高啟出生于公元 1336 年，此時元朝統(tǒng)治下的江南地區(qū)文化氛圍依舊濃厚，為高啟的文學(xué)成長提供了滋養(yǎng)。
明朝初建，百廢待興，文人對新王朝的態(tài)度顯得尤為關(guān)鍵，而像高啟這般在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其立場更具象征意義。他若對明朝表達支持，天下文人或許會紛紛效仿，形成積極的輿論導(dǎo)向；反之，若他不支持明朝，極有可能帶動眾多文人排斥新朝，進而影響天下輿論對政權(quán)的態(tài)度。故而，明朝建立后，眾人皆將目光聚焦于高啟，密切關(guān)注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
公元 1368 年，明朝建立，此時高啟 32 歲。高啟并未刻意制造事端。盡管元朝統(tǒng)治者對江南地區(qū)的文人士子頗為優(yōu)待，亂世中占據(jù)江南的張士誠對吳中文人也關(guān)懷有加，但明朝建立后，高啟對新朝基本持全面支持的態(tài)度。他特意為朱元璋賦詩一首 ——《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詩中毫不吝嗇對朱元璋的贊美之詞，將其比作圣人，以 “真龍在天上飛” 這般生動的表述頌揚其不凡，盛贊朱元璋的功績無可比擬，衷心祝愿大明朝能夠千秋鼎盛、萬世不衰。文人通常擅長委婉含蓄地表達情感，而高啟此詩卻直白熱烈，甚至給人用力過猛、略顯肉麻之感。但這份赤誠的擁護讓朱元璋龍顏大悅，當即征召高啟入朝為官，賜予他高官厚祿，同時委以編修《元史》的重任，足見對他的賞識與信任。
高啟入朝后，表現(xiàn)愈發(fā)出色。他不僅自身以積極熱忱的態(tài)度投入仕途，認真勤勉地工作，還充分發(fā)揮自己在文化圈的廣泛影響力，不遺余力地動員更多文人投身仕途，為朝廷效力。朱元璋見此情景，心中歡喜，旋即提拔高啟為戶部侍郎。要知道，朝廷六部之中，掌管財政的戶部至關(guān)重要，高啟擔任此職，相當于成為了大明朝的財政部副部長。不僅如此，朱元璋還讓高啟兼職負責宗室諸王的文化教育工作，安排他為朱標、朱棣等皇子授課。這一系列安排，足見朱元璋對高啟的看重與喜愛，將如此重要的職責交付于他，是對他學(xué)識與品德的高度認可。
然而，面對這看似一片光明的大好前程，公元 1370 年，年僅 34 歲的高啟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決定 —— 拒絕。他向皇帝誠懇地表示，戶部侍郎一職責任重大，自己年紀尚輕，恐怕難以勝任如此要職。況且自己出身文人，向來閑散慣了，并非通過科舉考試層層選拔進入官場，缺乏從政經(jīng)驗，故而認為應(yīng)當另選賢能之士擔當此任。高啟的推辭之詞，謙遜有禮，態(tài)度誠懇，看似合情合理。但緊接著，他又表示不僅無法承擔戶部侍郎的工作，就連現(xiàn)有的職務(wù)也不想繼續(xù)擔任，一心只想離開朝廷，告老還鄉(xiāng)。朱元璋聽聞此言，心中滿是疑惑，剛剛還提及年輕有為、前途無量，為何突然又要還鄉(xiāng)？高啟解釋稱自己心力交瘁，疲憊不堪，只想回歸家鄉(xiāng)，享受平靜的生活。
就是這一番言論，讓朱元璋心中大為不快。朱元璋心想，你才參加工作一年多，就諸多借口，這也不行那也做不了，還聲稱疲憊不堪，究竟是何用意？是嫌棄待遇不夠優(yōu)厚，還是對工作環(huán)境不滿，亦或是已然對這份工作乃至對大明朝、對自己失去了熱情？往小處說，這可能只是對工作缺乏熱情；但往大處想，難保不是對大明朝和自己心懷不滿。
實際上，高啟這類文人，性格孤高，骨子里透著一股自負，與朱元璋的行事風格和統(tǒng)治理念本就難以契合。朱元璋期望的文人，是能夠絕對支持新朝的文壇領(lǐng)袖，一旦被吸納進入朝廷高層管理圈子，便要服從指揮、為其所用，不能肆意妄為。然而，高啟本質(zhì)并非如此。從他的不少詩作中，不難看出他對社會矛盾的敏銳洞察與諷刺，對強權(quán)統(tǒng)治的鄙夷態(tài)度，以及對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并非朱元璋對百姓不好，而是在高啟的意識形態(tài)中，朱元璋遠遠達不到他心目中圣賢之君的標準。朱元璋曾閑來無事刪改《孟子》，如此舉動，怎能讓高啟對他心生好感？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便是如此，關(guān)系融洽時，對方的言行皆能接受；一旦關(guān)系出現(xiàn)裂痕，便會覺得對方的一舉一動都令人厭煩。曾經(jīng)高啟與朱元璋彼此欣賞，如今卻相互厭棄。
以朱元璋的性格，在新朝急需用人之際，有人如此 “撂挑子”，本應(yīng)嚴懲不貸，甚至可能會大開殺戒，牽連九族。但朱元璋此次并未沖動行事，并非他突然變得仁慈，而是他一時之間仍有所忌憚。高啟作為文人領(lǐng)袖，在文壇影響力巨大，若沒有極具說服力的正當理由便將其殺害，恐怕會引發(fā)惡劣的社會影響。至少在當時，朱元璋還需要高啟這一文壇領(lǐng)袖發(fā)揮模范帶頭的表率作用，以引導(dǎo)天下文人對新朝的態(tài)度。所以，盡管心中不滿，朱元璋還是批準了高啟的辭職請求，甚至最后還頗為大方地賜予他白銀一百兩作為路費。高啟千恩萬謝，拜別皇帝后，便離開京師，返回了蘇州老家。
回到蘇州的高啟，雖已辭官，但作為曾經(jīng)的御用文人，又曾陪王伴駕，即便退休，依然備受矚目。無論是文化圈還是官場，許多人都看重他的身份與影響力。當時的蘇州知府陳寧，便希望能與高啟結(jié)交，畢竟 “多個朋友多條路”，萬一哪天高啟再次被調(diào)回京師，那便是極為重要的人脈資源。然而，高啟對陳寧卻毫無興趣，直接閉門謝客，不愿與其有任何往來。高啟不喜歡陳寧的原因很簡單，此人乃是一個酷吏，在任期間只知欺壓搜刮百姓，蘇州當?shù)匕傩丈踔两o他起了個外號叫 “陳烙鐵”。如此品行惡劣之人，高啟自然不屑與之交往。
明朝的知府屬于流官，不會長期在一個地方任職，一般兩三年便會調(diào)任，朝廷此舉也是為了防止地方官長期盤踞一地，形成頑固的個人勢力，將地方變?yōu)樽约旱乃饺祟I(lǐng)地。果不其然，兩年后，即公元 1372 年，陳寧任期結(jié)束，離開了蘇州。而這個作惡多端的陳寧，終究天理難容，后來胡惟庸案爆發(fā)，他被查出是胡惟庸的親信，最終落得被殺的下場。
陳寧離開后，新任蘇州知府是魏觀。魏觀，字杞山，湖北赤壁人，資歷頗深。早在朱元璋還在元末亂世中征戰(zhàn)天下時，魏觀便已投奔朱元璋，成為其幕僚，與劉基、宋濂是同一批人。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后，魏觀為朝廷做了許多重要工作，深受太祖的欣賞與信任。后來，魏觀年事漸高，六十多歲時，皇帝體恤他年老體邁，便讓他退休。陳寧擔任蘇州知府的兩年間，將蘇州攪得民不聊生，當?shù)孛裨狗序v，社會矛盾異常尖銳。陳寧離任后，朱元璋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接任，于是想到了已經(jīng)退休的魏觀，讓他臨危受命。
魏觀果然不負眾望，堪稱一位名臣。盡管年事已高，但到任后政績斐然。他一方面積極安撫百姓，致力于恢復(fù)良好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促進當?shù)胤睒s。短短幾年時間，蘇州便政通人和，煥然一新。魏觀施行仁政，關(guān)愛百姓，能力出眾，不僅深受蘇州百姓的認可，吳中文士們也對這位新知府贊譽有加，其中就包括高啟。說來也巧，高啟與魏觀本就是老相識，多年前曾同朝為官，高啟還是魏觀的下屬。此次在蘇州重逢，兩人很快便熟絡(luò)起來，關(guān)系愈發(fā)親密，私交也更加深厚。主要是高啟十分欣賞魏觀的執(zhí)政風格，兩人在人生理想與目標追求上也高度契合。
元末時期，蘇州地區(qū)曾被吳王張士誠占據(jù)，此地更是張士誠的大本營，他還在蘇州修建了皇宮。后來，由于張士誠兵變及戰(zhàn)亂等諸多因素，這座宮殿毀于一旦，只剩下些許殘骸。魏觀擔任蘇州知府后，一直希望解決這一遺留問題。畢竟長期對著這樣一個宮殿殘骸，既影響城市美觀，又不利于城市建設(shè)，給人的觀感也不佳。于是，魏觀決定開展一項 “改宮為衙” 的工程，計劃利用吳王宮的地基，修建蘇州府的府衙，作為地方官員的辦公場所，也算是變廢為寶。
從工程的計劃階段、立項階段，到籌策、招募民工、征發(fā)勞役，再到具體實施、開工動土，魏觀都小心翼翼，謹慎行事。他堅決不克扣銀錢，杜絕貪污腐敗行為，一心只想踏踏實實地把工作做好。然而，即便他如此兢兢業(yè)業(yè)，此事還是遭到了非議。蘇州府的高級官員主要有兩位，一位是負責行政的知府魏觀，另一位則是掌管軍事的蘇州指揮使蔡本。同在地方為官，本應(yīng)相互配合、同舟共濟，可蔡本卻偏偏與魏觀不合。蔡本見魏觀聲望日隆、政績卓著，心中嫉妒不已，氣憤難平。于是，他向京師遞上一紙奏疏，彈劾魏觀。
彈劾魏觀并非易事，因為他幾乎是一位毫無污點的官僚。所以蔡本上疏彈劾的角度十分刁鉆，他抓住魏觀 “改宮為衙” 一事，舉報魏觀 “復(fù)宮開涇，心有異圖”。蔡本向皇帝進言，稱吳王宮本是張士誠的居所，代表著張士誠的政權(quán)，如今明朝已然建立，魏觀卻要重新修建吳王宮，還打算將其用作衙門，這分明是妄圖死灰復(fù)燃，有謀反作亂之心。但實際上，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魏觀作為行政官僚，并無調(diào)動一兵一卒的權(quán)力，而蘇州的兵權(quán)恰恰掌握在蔡本手中。若魏觀真要謀反，前提是必須與蔡本串通一氣。若魏觀謀反屬實，蔡本作為指揮使才是第一責任人。至于所謂的 “開涇”，更是荒謬至極。“開涇” 指的是魏觀在任時主持的一項水利工程，蘇州城內(nèi)有條人工河，自春秋戰(zhàn)國時期修建，到明朝時已經(jīng)堵塞，魏觀發(fā)動官民疏浚河道，這純粹是造福百姓的民生建設(shè)，怎能成為彈劾的理由？
其實，對于蔡本的彈劾，朱元璋心里明白魏觀的為人，并未太過在意。但既然彈劾的折子已送至朝廷，皇帝也不能坐視不理，于是便象征性地派了一位御史前往蘇州調(diào)查此事。這位被派下去的御史名叫張度，字景儀，廣東番禺人，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進士出身。此人在當時風評頗佳，為官清廉，能夠秉公辦事。他前往蘇州調(diào)查的方式與眾不同，并未大張旗鼓地以官方流程進行檢查，而是喬裝打扮成普通百姓，悄悄潛入蘇州，展開微服私訪，深入民間收集證據(jù)。
恰好張度抵達蘇州時，“改宮為衙” 的工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施工現(xiàn)場正在舉行一個重要儀式 —— 上大梁。所謂上大梁，就是為建筑物的屋頂安裝一根中梁。在古人的觀念里，中梁是房屋結(jié)構(gòu)中最為關(guān)鍵的部分，也象征著厝宅的安詳順利。蘇州府改宮為衙，自然要舉辦上大梁儀式。作為知府，魏觀親自主持了這個儀式，好友高啟也前來捧場，并為魏觀寫了一首賀詞 ——《上梁文》。儀式結(jié)束后，張度在蘇州各地轉(zhuǎn)了轉(zhuǎn)，并未發(fā)現(xiàn)其他異常情況，便回京復(fù)命。
回到朝廷面圣后，張度首先否定了指揮使蔡本那近乎無厘頭的狀告，向皇帝說明魏觀把蘇州治理得很好，并無謀反作亂的嫌疑。但張度也指出了其他問題，其一為 “非時病民”，其二是 “危言聳聽”。張度稱，魏觀改宮為衙、疏通河道，動員了大量蘇州百姓參與勞役，致使百姓無暇務(wù)農(nóng)，耽誤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此外，張度提到蘇州文人高啟為魏觀改宮為衙工程所寫的賀詞意味不明，值得深究。高啟的《上梁文》全文現(xiàn)已失傳，僅知道該賀詞是單純祝賀魏觀將蘇州城整治得很好，認可 “改宮為衙” 這一工程，且在賀詞中多次使用了 “龍蹯虎踞” 一詞來形容即將落成的府衙。
在張度看來，自己的匯報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幫助魏觀，畢竟他否定了魏觀謀反的不實指控，上疏所提及的問題，不過是魏觀搞基建工程耽誤了農(nóng)民種地，并非嚴重罪過，皇帝即便生氣，頂多將魏觀罷官。然而，張度萬萬沒想到，自己的這次匯報竟引發(fā)了一場軒然大波。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農(nóng)民，即便登上皇位，骨子里依舊保留著農(nóng)民的思維方式。站在農(nóng)民的立場上，無論魏觀所做之事初衷如何，只要耽誤了農(nóng)民種地，損害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便是不可饒恕的大罪過。而且，皇帝獲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多數(shù)時候只能依據(jù)奏疏內(nèi)容進行判斷，甚至還會自行腦補。張度說魏觀 “非時病民”，朱元璋便直接將魏觀想象成一個大興土木、迫害農(nóng)民的無良官吏。更何況，高啟還寫了一篇在皇帝看來問題重重的賀詞。
“龍蹯虎踞” 這個成語，出自宋人丁開的古詩 “龍蹲虎踞江山大，馬去牛來社稷空”，在古人語境中，此地特指南京，即當時的大明京師。高啟用 “龍蹯虎踞” 形容蘇州府，在朱元璋看來，這無疑是暗示虎不在京師、龍不在京師，卻在蘇州，其心可誅。封建統(tǒng)治者，尤其是像朱元璋這般敏感多疑之人，對任何異常情況都極為警覺，一絲風吹草動都可能觸動他們脆弱而緊繃的神經(jīng)。畢竟，蘇州曾是吳王張士誠的屬地，是其割據(jù)時的中心城市，且張士誠對吳中百姓不錯，當?shù)夭簧侔傩諏λ杂懈星?，明朝開國后，還有百姓偷偷祭祀張士誠。此時高啟一口一個蘇州是 “龍蹯虎踞” 之地，怎能不讓朱元璋心生猜忌，血壓飆升。
此外，高啟在上梁儀式中，不僅寫了賀詞，還即興吟詩一首：“郡治新還舊觀雄，文梁高舉跨晴空。南山久養(yǎng)干云器，東海初生貫日虹。欲與龍庭宣化遠，還開燕寢賦詩工。大材今作黃堂用，民庶多歸廣庇中。” 詩中又是 “龍庭”，又是 “黃堂”，在朱元璋眼中，這幾乎是要將蘇州定義為都城。還讓魏觀 “廣庇眾民”，在朱元璋看來，只有自己才有資格廣庇天下百姓。當然，這只是朱元璋主觀上的想法與判斷，實際上高啟肯定并無此意，但一旦皇帝認定某人有問題，便百口莫辯，注定在劫難逃。
于是，在皇帝的想象與判斷下，魏觀成了一個大興土木、破壞蘇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無良官吏，高啟則成了發(fā)表反動言論的逆黨。而魏觀與高啟交往密切，自然也被認定為逆黨。既然魏觀被視為逆黨，那么之前蔡本指控魏觀謀逆作亂似乎也就成了事實。最終，怒不可遏的朱元璋大筆一揮，立刻派兵到蘇州將魏觀逮捕，以謀逆不道的罪名下獄處死。至于高啟，朱元璋更是新仇舊賬一起算。當年高啟辭官，朱元璋便想收拾他，如今正好有了機會，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于是，公元 1374 年，38 歲的高啟也以謀亂的罪名被逮捕，腰斬于市。
事實上，朱元璋事后冷靜思考，也明白自己此番舉動多為借題發(fā)揮，是基于錯誤的主觀判斷。洪武六年（公元 1373 年），魏觀因政績卓著，本已被提拔為四川行省的參知政事，即將成為副省級干部。然而，當蘇州父老鄉(xiāng)親得知魏觀要調(diào)走的消息，竟紛紛上街奔走，痛哭流涕，請求朝廷將魏觀留下繼續(xù)任職，最終魏觀未能成行。試問，若魏觀真的傷害了廣大農(nóng)民的利益，農(nóng)民怎會如此挽留他？換言之，在同時期的知府中，論政績與民望，恐怕無人能出魏觀之右。
打心眼里，太祖清楚自己制造了一起冤案。但君王向來是知錯改錯，卻絕不認錯。所以，朱元璋雖明面上不承認自己殺錯了人，但后來還是允許魏觀的家人以官員的禮節(jié)安葬他，還讓民間出版了魏觀的一些詩集和作品，甚至專門安排了幾個官員逢年過節(jié)去給魏觀掃墓。而對于高啟，朱元璋卻并未給他平反。在皇帝看來，即便高啟沒有寫下那些所謂的反詩，他也必須死。因為高啟作為文壇領(lǐng)袖，影響力太過巨大。若他愿意為新朝效力，不僅不用死，還會成為天子御用的文人，享受尊崇與榮耀。然而，高啟卻不愿意與朝廷合作，朱元璋讓他擔任侍郎，還讓他教導(dǎo)本朝儲君，他卻執(zhí)意辭官回鄉(xiāng)，擺明了是不想與朝廷同流。既然他如此 “不聽話”，在朱元璋的專制統(tǒng)治思維下，就只有死路一條。
其實，這并非朱元璋第一次因文人的言論而大開殺戒。明初有個詩人叫陳養(yǎng)浩，他寫過兩句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意思是城南有個寡婦，夜夜都在為她死去的丈夫哭泣。朱元璋看到后，大為光火，認為在太平盛世、天下安定之時，陳養(yǎng)浩卻描述婦人天天哭戰(zhàn)死丈夫的場景，這分明是故意抹黑挖苦，表達對朝廷的不滿。于是，陳養(yǎng)浩被皇帝下令捉住，扔到湖里溺死了。高啟的死，本質(zhì)上與陳養(yǎng)浩之死并無二致。
作為皇帝，朱元璋既是勤政愛民的改革者，又是猜忌嗜殺的獨裁者。在專制體系下，即便強如朱元璋，其人性也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他深知，權(quán)力的穩(wěn)固往往要以大多數(shù)人肉體的滿足伴隨精神的死亡為代價。但朱元璋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其實高啟對他的不滿，從很多年前就已悄然滋生，而自己卻從未察覺。
當年太祖征召高啟入宮，君臣二人尚處于蜜月期的時候，高啟就寫了一首古詩：“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 宮女扶著喝醉的嬪妃，剛剛參加完宴會，或是準備離開，或是剛剛前來。身邊的小狗對著花叢中的影子空自吠叫，在這夜深人靜之時，出現(xiàn)在宮禁之中的，除了皇帝的女人，想必也別無他人。高啟用隱晦的手法、委婉的筆觸，從一個側(cè)面，刻畫了一個古代皇帝沉迷酒色、夜時荒淫的行徑。而至于這位古代皇帝，到底是不是意有所指，是不是指的就是朱元璋，恐怕只有天知道了。但可以確定的是，高啟之死，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洪武年間皇權(quán)高度集中下，文人命運的一個縮影，反映了專制統(tǒng)治對思想文化的壓抑與摧殘，成為了歷史長河中令人嘆息的一頁，警示著后人權(quán)力與自由、思想與統(tǒng)治之間復(fù)雜而微妙的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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