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jì)習(xí)尚
山東地區(qū)的金石收藏傳統(tǒng)，自古有之。金石學(xué)初興的北宋，就有諸城人趙明誠、章丘人李清照夫妻，傾其所有收買金石器物，并寫出著名的《金石錄》。清代中晚期是金石學(xué)的又一個高峰，山東同樣收藏名家迭出，如諸城的劉喜海、海豐的吳式芬、濰縣的陳介祺、福山的王懿榮、黃縣的丁樹楨、利津的李佐賢等。如果綜論家學(xué)淵源、收藏質(zhì)量、研究成果，則以劉喜海、吳式芬、陳介祺、丁樹楨、王懿榮五人更勝一籌，堪稱清代山東金石收藏五大家。
諸城劉喜海
劉喜海（1793年—1853年），出自諸城劉氏，家世顯赫，從清初累世為官。六世祖劉必顯（1600年—1692年），順治九年（1652年）進(jìn)士，曾任戶部廣西司員外郎；五世祖劉棨，康熙二十四年進(jìn)士，歷任江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高祖父劉統(tǒng)勛，曾任東閣大學(xué)士、首席軍機(jī)大臣，謚號文正。劉統(tǒng)勛的長子劉墉，就是大家熟知的“宰相劉羅鍋”，為官清廉，曾查辦和珅貪污案，謚號文清；次子劉堪（劉喜海的祖父）早卒，其子劉镮之（李喜海的父親），由伯父劉墉撫育成人。劉镮之乾隆五十四年中進(jìn)士，曾任戶部、兵部、吏部等三部尚書，謚號文恭。
作為名門之后，劉喜海自己也很爭氣。他于嘉慶二十一年（1816）中舉人，官至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
劉喜海少年時就喜歡金石收藏，他在《嘉蔭簃論泉絕句》自注中說：“余束發(fā)受書，即嗜古泉。”十八歲到北京求學(xué)后，劉喜海更是如魚得水，四處搜求古物。對于有價值的藏品，他還親自拓印，得到墨本，方便研究與交流。
二十一歲時劉喜?；ㄙM(fèi)重金，從北京一家古董店購得后來聞名于世的頌簋。簋高30.1厘米、口徑24.2米，不僅工藝精美，而且器蓋內(nèi)有15行152字的長篇銘文。該青銅器上世紀(jì)50年代入藏山東省博物館，被譽(yù)為“鎮(zhèn)館之寶”。
四十歲開始，劉喜海離開京師，歷任福建汀州知府、陜西延榆綏道、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等地方官。每到一地，在處理政事之余，他都將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和研究古物上。在四川時，他留意收購有銘文的青銅器，在他的影響下，地方收藏家改變了“只以花紋色澤及完好者是珍”的做法，逐漸注重器物的文化歷史價值：“曉以文字多者為貴，雖殘缺亦無傷?！鞭o官浙江時，他曾經(jīng)花費(fèi)千金，購得虢叔鼎，一時傳為美談，被《清稗類鈔》記載。
劉喜海一生收藏宏富，錢幣、青銅、碑帖、封泥、古籍等都極為可觀。他有金石拓本五千通，重要的青銅器有父丁方鼎、魚父癸方鼎、宋公鼎、善鼎、季屖簋、且癸爵、父戊爵、史父辛爵、旅父乙爵等。
他還是金石學(xué)研究大家，注重器物的編目、輯錄、繪圖、考證等，有《金石苑》《嘉蔭簃藏器目》《古泉苑》《長安獲古編》《海東金石苑》等著作。
海豐吳式芬
吳式芬（1796年—1856年），字子苾，號誦孫，山東海豐（今無棣縣）人。與諸城劉氏一樣，海豐吳氏也是人才輩出，被譽(yù)為“進(jìn)士世家”“九世朝臣”，時人稱贊吳家：“四省承宣三掌節(jié)鉞，九封光祿兩列史晟?！鼻r，高祖父吳紹詩與兩子吳垣、吳壇（吳式芬的曾祖父），都精于刑律，受到皇帝器重，曾經(jīng)“父子同朝，三巡撫三侍郎”。吳式芬本人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進(jìn)士，曾在江西、廣西、河南、直隸、貴州、陜西、浙江等地任職，官至內(nèi)閣學(xué)士兼禮部侍郎，贈光祿大夫。
吳式芬投身金石收藏，受家庭影響很深。曾祖父吳壇，好古成癖，精于賞鑒，廣涉金石，在圈內(nèi)小有名氣，著名金石學(xué)家畢沅稱：“余與公卅年金石交也?！弊娓竻侵畡?，同樣喜愛金石器物，收藏有西周“虞司寇壺”一對和蘇軾使用過的“雪堂寶硯”等珍品。吳式芬的外祖查氏家族，也是收藏大家，外祖父查禮收藏有一面漢代銅鼓，因此將書齋命名為“銅鼓書堂”，著有《銅鼓書堂遺稿》。
幼年即酷好金石文字的吳式芬，三十五起供職京師，他廣交古董界的朋友，尤其留意金石器物的拓本，收藏日豐：“余自庚寅以后游京師，獲交當(dāng)代好古諸家，每遇古器，必手自摹拓，而四方同好亦各以所藏拓贈，所獲寖多?！?/p>
拓本之外，吳式芬收藏有銅器七十七件、漢封泥三百多方。最珍貴的要數(shù)祖父留給他的一對虞壺，他的書齋“雙虞壺齋”即因此得名。在雙虞壺齋的書桌前，吳式芬勉力著述，有鑒于《寰宇訪碑錄》以時間為序，查找不便，且多有舛誤，他按照地域重新修訂，編成《金石匯目分編》。他還有《捃古錄》二十卷，收錄自商周至元代金石文18128種，《捃古錄金文》三卷九冊，共考釋有銘文的鐘鼎彝器1329件，以及《陶嘉書屋鐘鼎彝器款識》《雙虞壺齋日記八種》《海豐吳氏雙虞壺齋印存》等，可謂著作等身。
讓人欣慰的是，吳式芬的兒子吳重熹，與山東另一位收藏大家濰縣陳介祺的女兒結(jié)姻。受雙方家庭的影響，也喜好金石，曾在陳州搜集漢磚數(shù)百方。吳式芬去世后，收藏品也由他保管、研究，吳重熹后來整理校訂刻印了父親的金石書稿，使之流傳于世。
濰縣陳介祺
陳介祺（1813年—1884年），字壽卿，號簠齋，山東濰縣（今濰坊人），道光二十五年進(jìn)士，官至翰林院編修。父親陳官俊，嘉慶十三年進(jìn)士，官至協(xié)辦大學(xué)士、吏部尚書。
岳父李璋煜是嘉慶年間進(jìn)士，京城金石圈的名人，藏有商父癸爵、兕形父乙舉、漢大梁鼎等珍品，著有《愛吾鼎齋藏器目》。正是在岳父的影響和支持下，陳介祺步入了金石的殿堂。42歲回到濰縣后，陳介祺再未出仕。在故鄉(xiāng)，他依托扎實的家底、濃厚的興趣，將全部精力用于金石收藏與研究。
論收藏品的豐厚，陳介祺稱得上晚清第一。他的藏品類別齊全、數(shù)量眾多、質(zhì)量上乘，包括青銅器、璽印、石刻、陶器、造像、磚瓦、古幣、泉范、碑帖等，總量超過兩萬件。其中被稱為“海內(nèi)三寶”之一的毛公鼎，有銘文499字，是已知銘文最多的西周青銅器?！肚迨犯濉穼λ脑u價是：“介祺績學(xué)好古，所藏鐘鼎、彝器、金石為近代之冠?！?/p>
論研究成果的豐碩，他被奉為金石學(xué)界的泰山北斗，著有《簠齋傳古別錄》《簠齋藏古目》《簠齋藏古冊目并題記》《簠齋藏鏡全目鈔本》《簠齋吉金錄》等。他還精于全形拓等墨拓技術(shù)，在照相術(shù)還未流行之前，留下了青銅器物的三維造型。
在古印、封泥的研究方面，陳介祺開了先河。他收藏有三代及秦漢印7000余方，并將自己的小樓命為“萬印樓”。有《十鐘山房印舉》《簠齋藏古玉印譜》，以及與親家吳式芬合撰的《封泥考略》等專著。
福山王懿榮
王懿榮（1845年—1900年），字正儒，山東福山（今煙臺福山）人，光緒六年進(jìn)士。他是發(fā)現(xiàn)和收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在金石學(xué)領(lǐng)域的成就已盡人皆知，在此我們不過多展開，只說說他的家學(xué)淵源。
始祖王忠，明洪武年間任山東登寧鹽場鹽課大使，至王懿榮共十六世，累世為官。祖父王兆琛，嘉慶二十二年進(jìn)士，官至山西巡撫；父親王祖源，道光二十九年拔貢，曾任兵部主事、成都知府，官至四川按察司使。
王祖源愛好金石，在京時，經(jīng)常帶兒子王懿榮逛琉璃廠，搜尋金石：“京秩清苦，父子嘗易衣而出，然性耽金石古玩，日流連于廠肆中，量力購置，雖簞瓢屢空弗恤也?！蓖踯矘s正是在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下，走上了金石收藏研究之路。
黃縣丁樹楨
丁樹楨（1861年—1915年），字干圃，號陶齋，山東黃縣（今龍口）人。與其他收藏家相比，丁氏雖然重科舉，但卻以經(jīng)商聞名，是富甲一方的大族，時稱“丁百萬”。據(jù)《丁氏族譜》：“清康熙間，子孫積累漸厚。乾隆中，元鵬、元沂、際云等科第仕宦亦漸顯，遂蔚為黃之巨族。”
丁氏家族從丁元沂（1738年—1798年）開始，經(jīng)營典當(dāng)?shù)冉鹑跇I(yè)務(wù)。名下的當(dāng)鋪、錢莊數(shù)量眾多，有案可查的就有202座，遍及國內(nèi)十一省。據(jù)說丁家人從黃縣到北京，一路上不需要住旅館，住在自家的當(dāng)鋪就可以。
丁氏后人，如丁葆筠、丁魯臣、丁佛言等均篤好金石收藏。1916年曾任總統(tǒng)府秘書長的丁佛言，收藏的龜甲、彝鼎、泉璽、陶玉、拓片等有七八千種，有《說文古籀補(bǔ)補(bǔ)》《續(xù)字說》《說文抉微》《還倉室述林》《古璽初釋》《古陶初釋》等著述，是著名的古文字學(xué)家。
丁樹楨也不遑多讓，他家大業(yè)大，在金石收藏中投入巨資，僅三代青銅器就有200余種。收藏品有亞形鹿鼎、諶鼎、三年師兌簋、父戊簋、曾侯簠、射婦桑鑒、虢叔旅鐘、作寶尊彝鼎等，是清末有名的金石收藏家。丁樹楨經(jīng)常委托古董獵手，在各地搜尋珍寶。光緒年間，洛陽龍虎灘出土三體石經(jīng)，其中《尚書·君奭》殘石就由丁派來的人員購得。該石經(jīng)殘片非常珍貴，拓本的價值就達(dá)十金。劉喜海收藏過的西周頌簋，后來也歸丁樹楨所有。
為什么是他們？
五大收藏家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和以下三個因素密不可分。
一是有家底。金石器物，主要包括青銅器、石刻碑碣、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等。年代久、銘文多的精品，價格都不菲。如著名的周虢叔鐘，銘文較多，有鉦間文四行四十字，鼓左文六行五十字，1821年時，曾以一千二百兩白銀的價格售出；1872年冬，又以五千兩白銀的價格再度成交。即便是青銅器之外的普通器物，價格也居高不下：“南中古物不獨金器為有力者收括殆盡，即碑帖書畫磁玉等類稍可入目者，價便奇貴?！蹦苣贸鲇噱X購買這樣的非生活必需品，必須有厚實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做支撐。
二是有文化。清代文人收藏金石，不是為了謀利，也不在炫耀，而是研究銘文。“好古必以文字為主也。愛文字之心，必須勝愛器之念?！蓖ㄟ^辨讀古文，得到史籍中缺失的資料，達(dá)到證史、補(bǔ)史的目的。在當(dāng)時人看來，金石器物只是銘文的載體，本身并沒有什么價值：“金器無文字者，僅與廢銅同價?！毖芯拷鹗?，絕非茶余飯后觀賞把玩那樣簡單，而是需要墨拓、制圖、鑒證、考據(jù)，需要較高的古文字和歷史學(xué)修養(yǎng)，門檻是很高的。
三是有興趣。金石不會說話，銘文大多數(shù)只有寥寥數(shù)字或數(shù)十字；金石文字與通用文字差別又很大，難以辨認(rèn)、解讀。金石研究因此是枯燥的，需要能耐得住寂寞，有枯坐書齋的定力。沒有興趣作為基礎(chǔ)，很難堅持下去。
綜合來看，家族所起的支持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書香門第、仕宦之家的子弟，既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作研究、著錄，又有足夠的資金可投入器物收藏，師長、同學(xué)的熏陶，也能將他們引入金石收藏研究之路。正是因為這些有利條件，劉、吳、陳、丁、王等人才成為山東五大收藏家。
欄目策劃/編輯 馬純?yōu)t
熱門跟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