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九年（1804 年），貴州玉屏知縣張澍因父親病重告退回到原籍涼州（今武威）。
有一天閑來無事，他獨自一人來到涼州“清應寺”游玩。
清應寺始建于西漢時期，雖歷經兩千余年，但歷代都有大規(guī)模修繕，由此保存的相對完好，也是河西走廊著名的寺院之一。
游玩過程中，張澍忽然發(fā)現(xiàn)了一座被磚封的亭子，四周荒草叢生。
張澍不解，問主持時，主持告訴他亭子已經封了幾百年，相傳是為了鎮(zhèn)壓妖邪而建的，不可貿然打開。
但張澍執(zhí)意要求拆封。
加之張澍有官銜在身，主持無奈只得撬開磚墻，只見亭中立著一座巨大石碑。
石碑正面文字乍看可識，細看卻無一字能識，字體方整似今楷書。張澍也算讀書人，可一個字也不認識，令他十分不解。
而轉到塔后，塔的后邊刻著熟悉的漢字，記載的是修建護國寺和感通塔之事，落款年號為“天祐民安五年”。
“天祐民安五年”很明顯是年號，但張澍苦思冥想，就是想不起來這個年號到底是哪一朝的年號。
要知道張澍也是一位史學家，熟讀史書，對于年號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想出來，但這個，他搜腸刮肚，就是想不出來。
回家后又遍查資料，最終在《宋史·夏國傳》中才看到，原來“天祐民安”是西夏夏崇宗的年號，對應的是北宋哲宗紹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距當時已經有七百年的歷史了。
此時，張澍才意識到自己揭開了一段塵封七百年的歷史，讓西夏王朝重現(xiàn)世人眼前。
然而，他又發(fā)現(xiàn)當時西夏相關史書匱乏，元朝修前朝史時，并沒有為西夏作史，僅在《宋史》《遼史》《金史》附屬部分有少量記載，似對西夏有所歧視。
那么，西夏王朝到底是怎樣的存在呢？為何會被前朝的史學家集體遺忘呢？
西夏王朝“神秘面紗”
西夏王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少數民族政權，由黨項族建立，其歷史發(fā)展、政治制度、文化成就等方面都具有獨特之處。
黨項族原本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唐朝末年因平定黃巢起義有功，首領拓跋思恭被賜姓李，封夏國公，奠定了割據基礎。
后經李繼遷、李德明兩代經營，到李元昊時期（1038年）正式稱帝建國，國號“大夏”。
因其位于中原以西，宋人稱之為“西夏”。
李元昊在位期間創(chuàng)造了西夏文字，頒布禿發(fā)令，建立軍政制度，并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戰(zhàn)役中連續(xù)擊敗北宋軍隊，迫使宋仁宗簽訂了“慶歷和約”。
那時起，形成了宋、遼、夏三國鼎立的格局。
然而，在那種鼎立局面中，西夏始終是最弱的一方。
與宋、遼、金那些擁有龐大人口和經濟基礎的王朝相比，西夏國土面積雖廣（鼎盛時期包括今寧夏全部、甘肅、青海大部分和內蒙古部分地區(qū)，約為當時中國領土的十分之一）。
但人口稀少，資源有限，長期處于“被幾大國’包餃子’”的境地。
為求生存，西夏采取了一種極為靈活的“騎墻”外交策略：時而聯(lián)遼抗宋，時而聯(lián)金抗遼，最后又依附蒙古對抗金朝。
那種策略雖使其在強敵環(huán)伺中存活下來，卻也使其被視為“反復無常”的小國，難以獲得歷史書寫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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