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述 人：楊亞林，1964年出生。2017年3月至2021年3月，任云南省昭通市委書記?，F(xiàn)任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常紹慧，女，1964年出生。曾任昭通市大關縣圖書館館長。2015年12月至2021年5月，作為扶貧工作隊員，前往大關縣玉碗鎮(zhèn)玉碗村、天星鎮(zhèn)中心村開展扶貧工作。
董文淵，1962年出生?，F(xiàn)任西南林業(yè)大學二級教授。1993年至1995年，任大關縣人民政府科技副縣長。長期在云南從事珍稀瀕危筇竹研究和科技推廣工作，迄今已達31年，獲云南省脫貧攻堅獎。
訪 談 組：李志明 黃 珊 王燊成 趙心慧 吳 憂 畢林豐
日 期：2024年9月23—26日、2024年12月1日
地 點：云南省昭通市卯家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qū)、靖安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qū)；云南省昭通市大關縣翠華鎮(zhèn)轅門街14號中共大關縣委員會三樓會議室
這里的水土不養(yǎng)人
楊亞林：我是2017年3月到昭通任市委書記的。大家都知道，2014年8月3日，6.5級地震突襲昭通魯甸，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蹤、3143人受傷。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6.5級的地震好像也不算太大，為什么昭通會有這么多人罹難？外面的人只有到了昭通，才能夠切身地感受到原因是什么。第一個原因是，這里貧困面積大、基礎條件差，當時大量老百姓家的房子是用石頭堆砌的，一晃動就會倒塌，人就會被埋在石頭里。第二個原因是，這邊的山全部是光禿禿的石頭山，地震后，石頭滑坡、滾落，好多村子就被石頭掩埋了。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來昭通看望時就提出了明確要求：要以更加明確的目標、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有效的行動抓好脫貧攻堅，確保扶到點上、扶到根上，讓貧困群眾真正得到實惠。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確保扶到點上、扶到根上”這句話，這是指導，更是命令。我到任后就一邊調研，一邊思考：昭通最大的市情是什么，根子上的問題又是什么？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到昭陽區(qū)的大山包上的一個村子調研。我之前長期工作生活在普洱，普洱是亞熱帶雨林氣候，溫暖濕潤，與昭通的高寒天氣差別太大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高寒地區(qū)的冷！去調研的時間是6月份一天的中午一兩點鐘，整座山上寒風凜冽、云霧繚繞，10米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村里老百姓住在破舊的土茅草房里，房頂上還長著草。他們在家里裹著破棉被，燒著火塘，用三腳架支一口鍋煮土豆，全家人都圍著火塘坐在那里。夏天中午都是這種狀況，冬天會怎樣辦？我們不用想都知道。當時我就心想，這樣不行啊，這種環(huán)境下，根本沒辦法談發(fā)展。
后來，我又到巧家縣東坪鎮(zhèn)的道角村調研，印象也很深刻。這個村背靠著藥山，藥山是一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村莊的海拔有三千多米，常年云霧茫茫的，見不到陽光，濕度非常大，是典型的偏遠、高寒的深度貧困村。全村最多時有497戶人家，但因為自然環(huán)境太惡劣，生產生活條件落后，有419戶自發(fā)地遷出去了。我去調研時，全村只剩下78戶280多人。走訪調研后，我發(fā)現(xiàn)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這個村子貧困程度深、貧困面大；二是村子山高坡陡，能種植的作物只有土豆和蕎麥，生活條件太艱苦了。老百姓這樣不是在生活，只能叫活著、熬著。
所以我就認識到，我們昭通脫貧攻堅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一方水土養(yǎng)不活一方人”，這是最大的市情，也是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昭通地處烏蒙山腹地，高寒冷涼，2.3萬平方公里，96%的地域是石漠化嚴重的山區(qū)，承載著630萬人口，其中185萬是貧困人口，11個縣（市、區(qū)）有10個是國家級貧困縣，是全國公認的貧困人口最多的地級市。
怎么辦？我們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一個認識，昭通發(fā)展要“破局”，關鍵在抓住脫貧攻堅和城鎮(zhèn)化的雙重機遇，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大規(guī)模地改變農民的身份和生產方式。“扶到根上”，就是要挖掉窮根，把貧困百姓搬出大山。山不轉水轉，水不轉人轉，搬不動山，咱就搬人。只有徹底搬出大山，才能徹底告別貧困。
盤清貧困家底
楊亞林：事非經過不知難，最難的是開頭。我剛到任的時候，昭通全市貧困人口185萬人中還有113.37萬人未脫貧，按照國家要求的脫貧時間倒排，平均每天必須脫貧1000人以上，這個任務量太大！當時，不少干部缺乏干勁，一些百姓信心不足，都覺得這么重的任務，無法完成。
當時，中央強調精準扶貧，但我們在工作中卻總是不斷發(fā)現(xiàn)底數不清、數據打架、群眾認可度不高的問題。我到昭通工作后不久，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來調研，我們坐在車上，我如實告訴他：“總感覺我們精準扶貧的第一?？圩記]有扣好?，F(xiàn)在前任書記剛被提拔走，我立刻處理這件事情，好像有點不妥?！痹捯魟偮洌块L就大聲說：“楊亞林，你要記住，你之前是他全權負責，但現(xiàn)在的事情都歸你負責了，別猶豫啊！”真是一語驚醒夢里人，此后，我就放下了思想包袱，下決心從頭再來，從扣好第一粒扣子開始。
于是，我們就在昭通市委黨校的階梯教室開了一個動員會。那時候昭通的條件差，連開大會的地方都沒有，開人代會的禮堂都是用黨校體育館的階梯教室。籃球場兩邊坐人，干部在中間講。就在那個階梯教室，我給大家講了精準識別的三句話要求：第一句，從頭再來但不是推倒重來。對外宣傳，不全盤否定之前認定的貧困對象，避免誤導和產生混亂，但對內要求嚴格對照新標準和要求，重新進行調查和評定，該進則進，該退則退。如果沒有從頭再來，第一?？圩泳屯崃?，后面很難取得成功。第二句話，全面調查，全面起底。把全市所有農村戶籍人口都作為調查對象全面開展調查，掌握所有農戶的基本信息，讓群眾充分參與和認可，體現(xiàn)公正公平。第三句話，穩(wěn)中求進，確保質量。嚴格進行動態(tài)管理，全面深入細致地做群眾工作，嚴格程序和標準，穩(wěn)步推進。
第一步，把貧困戶精準識別出來。我們選派了3447支工作隊、2.36萬名工作隊員到基層，以農村的最小單元——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重新評定貧困戶。你們也都知道，農村是熟人社會，以村民小組為單元，可以清楚掌握村民的實際情況。一個村子平均居住50戶左右的百姓，就派一個工作組扎在那里，深入實地，詳細梳理村民的實際情況，允許他們參評和質疑，等他們都認可后再公示。
實話實說，很多干部說，多年以來昭通的人口就沒有普查清楚過。同時，當時農村低保中錯保和騙保的情況比較多，不僅給國家造成不小的經濟損失，也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通過這次清查，發(fā)現(xiàn)了很多沒上戶口的人。你們猜多出來多少人？24萬！當時我也嚇了一跳，這相當于多出了一個縣的人口啊。為什么會多這么多？主要原因就是超生，上不了戶口。昭通有很多人沒有戶口，這就是現(xiàn)實。于是，我們就實事求是，給這24萬人上了戶口，辦了身份證，讓他們能夠正常享受國家的各項政策。同步查清糾正了農村存在的10.96萬人低保不規(guī)范問題。因此，“精準識別”和“回頭看”之后，我們才將家底盤清楚，弄清楚了昭通的總人口數量和貧困人口數量，逐步規(guī)范了應該規(guī)范的事情，真正扣好第一粒紐扣。做這項工作需要走村入戶，我們有很多扶貧工作隊，他們到村民家里去，做了非常細致的群眾工作，花了不少功夫。你們可以請一位扶貧工作隊的同志來講講。
常紹慧：要精準識別貧困戶，得先讓村民配合。我在圖書館工作30多年，天天和書打交道，并不太了解社會，以前沒有參加過扶貧工作。2015年12月，我和其他4名文化系統(tǒng)的干部（周元江、石磊、祁德勝、高翔），被縣委、縣政府派到玉碗鎮(zhèn)玉碗村何家坡村民小組掛鉤幫扶，開展扶貧工作。這個小村子在一個高山上，海拔1500米，不通公路。我們第一次去何家坡時，就看到了有的房子是土坯房，有的是草房，又低又矮，搖搖欲墜，隨時都可能倒塌。村民不僅物資匱乏，精神文化生活也很滯后，有些村民周末會去昭陽區(qū)的五寨做禮拜，這是一種地下傳教，不是正規(guī)的。甚至村里還有不少封建迷信活動，比如“豎筷子”，有人生病了，就盛半碗水，用三根筷子，一頭沾上水，豎在碗里，叫亡人的名字，叫到誰的名字，筷子豎起了，就認為被這個亡魂附體了。只要燒些紙錢給這個亡人，生病的人不吃藥就能好。生病后不吃藥，寄希望于迷信來治病，實在令人震驚，必須下大力氣拔掉村民們的窮根。
我們工作隊剛去何家坡村民小組的時候，發(fā)現(xiàn)村民表情木訥，根本不搭理我們，對我們開展的工作一點也不配合，找村民開會，也沒人想參加。我們駐村工作隊一連去了4次，每次不是吃“閉門羹”，就是遭受“冷遇”。從來沒有村民會挽留我們再坐坐，即便遇上村民殺過年豬，連一句“吃完飯再走”的客套話都沒有。
我記得有一次去何家坡是在5月底，感覺村民仍然和我們“保持距離”，你說什么他都愛搭不理的。面對這樣的尷尬，我想：“這怎么進行精準識別、精準幫扶??？這樣下去不行！必須打開群眾的心，精準幫扶才能進行，精準脫貧才有可能?！蔽揖秃屯聜兩塘浚爝^兒童節(jié)了，咱們下次來何家坡，用背篼背點書和文具、糖果，給孩子們過個兒童節(jié)。我的建議得到了同事們的支持，于是我們5個人自費湊了2000元，買了一堆書包、文具、餅干和糖果，還特意買了毛巾、香皂帶上。6月初的一天，一切準備妥當，我們5個人裝起物資，乘車到公路盡頭，剩下的山路就每人背著一背篼物資攀爬，爬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何家坡。村民們看到我們背著東西滿頭大汗地趕來，覺得我們是真的來幫扶了，村民小組組長張銀波就帶著一些村民跑出來幫著背東西。
這個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下面一家的房頂是上面一家的壩子。所以，我們就選擇在張銀波家前的平房頂上，給孩子們補過了一個兒童節(jié)。先是把禮物發(fā)放給學生和村民。發(fā)完后，我們將帶來的書擺放在背篼上，請大家來看?，F(xiàn)場的孩子很多，各個年齡段的都有。他們其實很喜歡這些書，但是都不好意思，只是羞澀地站在旁邊看著。我便邀請他們過來一起讀，告訴孩子們，這些書是送給你們的。他們過來后，識字的孩子翻翻這本，看看那本，遇到喜歡的書就拿過來看，不識字的孩子就拿起畫報看，有人蹲著，有人站著，有人坐著。有些書好看，就兩個孩子一起看。閱讀活動結束之后，孩子們在房頂上為我們表演節(jié)目，跳舞歡迎和感謝我們。
辦這個活動時，村里就張羅著做飯。之前村民們從來沒有邀請我們去家里坐一下，現(xiàn)在突然留我們吃飯，我們有點不太適應，就說不吃了，要走了。他們說：“不行，如果你們走了，就是看不起我們。”把話都說到這份兒上了，我們商量了一下，就留下來吃了飯。村民煮了臘肉，炒了地里種的洋芋和其他蔬菜，一共有三四個菜。我們吃完飯后告辭，村民們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每個人都面帶笑容地揮手，把我們當成了親人。這次“房頂上的兒童節(jié)”，是我們最欣慰的一件事情，終生難忘。從那以后，村里人對扶貧工作就比較配合了，也愿意和我們說話了。后面進行入戶調查，搞精準識別，一輪一輪地登記、篩選等等，他們都很積極。
喜從天降
楊亞林：大規(guī)模搬遷不是我們市里說定就能定的，這是大事。在前期決策的時候，省委、省政府集思廣益，最后下了決心。
昭通的搬遷模式，與全省其他地方不同，我們并不是從這座山搬到那座山、從山頂搬到山腰或者山腳。這種在大山里搬來搬去的方法，解決不了昭通貧困的根源。我們要讓老百姓從山區(qū)進城入鎮(zhèn)、進廠上樓，配套產業(yè)就業(yè)，一步實現(xiàn)跨越。說實話，這種方式的成效最為顯著，但過程也最為艱辛，風險巨大。
當時遇到的頭一個難題就是搬遷用地從哪里來。昭通的地形地貌很特別，除昭陽、魯甸所在的昭魯壩子，其他9個縣市都是山高坡陡的山區(qū)，甚至難以找到一塊超過一平方公里的平地。如果連一塊平地都找不到，你讓老百姓往哪里搬？怎么辦呢？只有一個辦法——占用一些耕地。你們到靖安，看一看周圍的地形，就能理解當時的用地困難了。這就是昭通的實際情況，不這樣做的話就沒有出路，確實是不得已而為之。
但想征地，這個太難了。為了辦成這件事情，我去省里找國土資源廳不少次，國土資源廳說這違反規(guī)定啊，他們領導剛開始就直接不見我。最后，被我纏得沒辦法了，他們就建議我削掉對面的山頭，把山弄平，把安置房建在那里。這樣的建議聽起來挺好，但這樣不現(xiàn)實啊。因為撥給我們的資金有限，時間要求也緊。光是削山頭就能把易地搬遷安置的所有資金用完，后面拿什么去建房、建配套設施、搬家？最后他們也沒辦法，讓我們上報國土資源部。
當時，很多部委的干部都下沉到脫貧攻堅一線。我們正為搬遷用地一籌莫展時，正好來了一位國土資源部的干部，我向他匯報了情況。他說，爭取將這件事情提交到部黨組會議。沒想到，剛過幾天就接到喜訊，他們部黨組會議支持這件事，還同意特批我們搬遷可以占用閑置土地。拿到了特批指標，這件事情才落了地。這就是“采取超常規(guī)舉措”和“硬辦法”！
易地搬遷政策出來之后，我們組織進行討論：“搬多少？怎么搬？”最終，大家把思想和認識統(tǒng)一到中央的要求上，堅決貫徹“能搬則搬、應搬盡搬、整村搬遷”的原則，把貧困山區(qū)的群眾都搬出大山，擺脫窮根。
搬遷這個事情，并不是簡單地缺房建房、缺水補水，而是需要統(tǒng)一規(guī)劃和設計。實施大規(guī)模的進城搬遷，可行不可行？除了我們要系統(tǒng)謀劃和配套外，更重要的是群眾要接受和適應。為了積累經驗，我們先在昭陽區(qū)做一個試驗，當時正好還有一些保障性住房沒有分配出去，我們就先組織了2000多老百姓搬下來，配套各項措施，幫助其適應和轉變，用半年多時間做了個試驗，全面收集百姓的需求、困難，并思考應對策略。實踐表明，搬遷后的群眾是滿意的，通過努力是可行的。
我們搬遷前期的工作不是簡單地分指標下任務讓各縣區(qū)分頭完成，首先是按照“讓人搬到人該待能發(fā)展的地方，讓樹長到樹該長的地方，重新理順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xiàn)城鄉(xiāng)人口分布格局重構、產業(yè)發(fā)展結構重組、山區(qū)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重塑，努力實現(xiàn)高質量發(fā)展的目標”的要求，立足實際，立足客觀條件和空間潛力，打破縣、鄉(xiāng)、村行政區(qū)劃，堅持全市“一盤棋”，堅持整體謀劃、統(tǒng)一選址、統(tǒng)一規(guī)劃、同步配套，全面統(tǒng)籌空間、人口、產業(yè)三大結構，重新定位生產、生活、生態(tài)三大布局。打亂縣域布局之后，之前所有的政策支撐、利益格局等全部被打散，所有事情重新組合，由市里操盤，明確哪個縣的人能來，來了之后每個人能帶來多少錢，國家政策補貼要拿過來多少，這些都是需要統(tǒng)計和計算的。在全盤考慮好之后，再告訴大家，什么人需要搬、怎么搬。國家給了我們云南一些搬遷指標，好多州市要不完，因為他們覺得這是最復雜、最艱難的事情。我們把全省沒人要的指標統(tǒng)統(tǒng)拿了過來，因此，我們才有這么大的搬遷規(guī)模。靖安、卯家灣跨縣安置區(qū)，從選址、規(guī)劃、建設到搬家用一年時間全面完成。2020年11月，國家發(fā)展改革委在昭通召開全國發(fā)展改革系統(tǒng)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現(xiàn)場會，充分肯定和推廣昭通模式。
當時，各縣的情況不太一樣，昭陽區(qū)、魯甸縣承受的壓力是最大的，因為他們不僅要完成自己的任務，還要承擔其他幾個縣的壓力。靖安原來是昭陽區(qū)下面的一個鎮(zhèn)，因為在大關縣實在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方，我們就計劃把靖安劃到了大關縣，作為安置區(qū)。后續(xù)還計劃把大關縣城也搬到靖安來，打造出100萬人口的一城三區(qū)。把靖安鎮(zhèn)劃給大關縣，當地百姓剛開始都不愿意，還質疑你，為什么要把中心城區(qū)的地方劃到大關縣？我們就給群眾解釋，將來會把大關縣城搬到靖安來，以后你們這里就是縣城所在地，從鄉(xiāng)鎮(zhèn)到縣城，你們提了一個格，各方面的配套設施都會好很多！他們一聽，感覺不錯，就同意了。對于搬到靖安的群眾來說，更是舉雙手贊成，這里將來是中心城區(qū)，當然愿意過來了。有些事情，你給老百姓講明白，他就支持你。
打通思想“堵點”
楊亞林：把整村的老百姓從山里搬到城里，之前我們從來沒有搞過。要做通群眾的思想工作也是比較難的。有些群眾，甚至包括我們的一些干部，都有很多的顧慮。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的貧困群眾，“在慣的山坡不嫌陡”，擔心怎么融入新環(huán)境、開啟新生活，剛開始都不愿意搬。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彝良縣角奎鎮(zhèn)拖腳村老寨和新寨兩個村民小組。這兩個村子都在兩千多米的高山上，不通車路，村民在山上條件極差，勉強維持生計。兩個村子一共有60多戶苗族群眾，他們都不愿意搬。工作隊員三番五次到寨子里做思想工作，還是做不通，新寨只有6戶愿意，老寨只有3戶愿意，大部分百姓始終都不同意。后來，我們又選派了一名精通苗語的干部，專門負責做苗族百姓的思想工作，才了解到，苗族百姓喜歡抱團群居，他們膽小，對搬遷宣傳的政策有懷疑。于是，這名干部專門研究了苗族百姓喜歡讀的書和苗族百姓中流傳的故事，用其中的道理跟他們交流。經過3個多月的動員，大部分苗族群眾的思想終于轉變過來。后來，村主任帶頭搬，逐步打消了大家的顧慮，整個村子就都搬出來了。老百姓的工作就是這樣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做出來的。
干部思想觀念的扭轉也不容易。當時不少干部對搬遷脫貧這件事持懷疑態(tài)度，不同縣區(qū)推進這項工作的力度和效果也不相同。給你們講一個現(xiàn)實的例子，我到靖安這里來選址、論證、做規(guī)劃時，市里四套班子和各級領導都來了，現(xiàn)場擺放了三塊展板，我給大家講解為什么要在這里選址，講搬遷、縣城、中心城區(qū)組團“三部曲”的理念和規(guī)劃布局。那天很冷，我還沒講到一半，很多干部都跑到中巴車上去避寒了。不少人就質疑：這里這么冷，房子建好也沒有老百姓愿意過來！我記得當時鎮(zhèn)雄的縣委書記說了一句話：再冷也好過我們鎮(zhèn)雄！
所以說，并不是方案一提出來就會被認可的，而是經歷了很多曲折。干部最初不知道怎么干，也不是一開始就愿意承擔風險并且嚴格執(zhí)行的。但是，我們的干部隊伍總體是好的，也是有戰(zhàn)斗力的。只要管理到位，一定能迸發(fā)出驚人的力量。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各級干部一五一十地抓落實，很快就動起來了。
常紹慧：我講一個全力動員搬遷的故事，發(fā)生在悅樂鎮(zhèn)新寨村的海壩村民小組。這個村民小組就是一個動遷難的代表?？h里的領導曾多次上山親自溝通，讓他們從山里搬出來，但他們就是堅決不搬。所以縣里就讓我們工作隊駐到那里，去做細致的動員工作。這個村民小組是我們縣最偏遠的一個自然村，從城區(qū)出發(fā)，要先開兩個多小時的車，然后下車步行3個多小時才能到，一路上幾乎看不到人家，生存環(huán)境很差。
這個村子很窮，老百姓住的全部是那種用竹子交叉搭成的“杈杈房”，房子很矮，人要彎腰才能進屋，晚上一抬頭就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星。我們去了之后，勸他們搬出來。我們單位的一位苗族干部根據親身經歷給村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我讀書時，家里很窮，父親把一只羊牽到集市賣了，去交我的學費，但一直等到天黑也沒賣掉，非常著急。如果海壩村以后草也沒有了，羊也養(yǎng)不活了，你們連羊都沒得賣了。到那時候，子孫怎么辦？在這里怎么生活？”他講完后，村民們都很受觸動，因為他們村當時的情況確實很艱難，山上的樹都已經砍光了，只剩下一點草地，種苞谷基本不長沒有收成，只能種洋芋和高山蕎子。如果不盡快搬走，以后的生活會更苦更難。但即便是這樣，很多村民還是不想搬。
這個村民小組的組長叫王興，我以前不認識他，但他跟我的侄子常禮洪熟悉，所以他見了我也感覺比較親切。晚上一起煮飯時，我在火塘邊跟他聊。我問他：“你們現(xiàn)在的生活這么艱苦，留在這里怎么生活？為什么不愿意搬出去，到底有什么顧慮？”他就說：“我們不是不搬，讓我們搬到悅樂鎮(zhèn)新寨村民委員會旁邊，那里全是漢族，我怕劃不過他們（方言，意思為：我擔心跟他們處不來）?！蔽乙宦犛袘?，說真心話了，緊跟著就問他：“你們愿意搬到天星鎮(zhèn)綠南村的湯家坪村民組嗎？”湯家坪是我們縣的苗族聚居地，屬于另一個鄉(xiāng)鎮(zhèn)天星鎮(zhèn)。他眼前一亮，說：“這個可以?。 蔽艺f：“那我們說定了！我去跟領導說換地方，你來做村里人的工作?！?/p>
回來后，我找到了縣委書記，跟他報告說，村民其實還是想搬遷的，只是不想在漢族聚居地居住，如果搬到苗族聚居地的湯家坪，他們是可以的。書記聽后很高興，他當天就召集相關單位落實湯家坪的易地安置點，后續(xù)的事情也是他來處理。我負責隨時跟他電話聯(lián)系，匯報村民們搬遷的相關事務，比如搬遷的方法、程序、手續(xù)等等。2018年底，海壩村民搬遷到了湯家坪，縣里和鄉(xiāng)鎮(zhèn)安排車輛幫助他們搬運東西，這個過程非常費時費力，但大家都挺高興。
現(xiàn)代化的“安置區(qū)”
楊亞林：昭通的易地搬遷不是簡單的“挪窮窩”，而是一場革命，讓百姓搬出大山，開始新的城鎮(zhèn)生活。
安置區(qū)的每一個規(guī)劃和布局，包括房屋的設計，都花了很多的時間。上海是大都市，我們就從上海請來設計師，讓他們用上海建造城市小區(qū)的理念，來為我們設計規(guī)劃。有一個叫小安子的設計師，很有才華，我們兩個非常容易溝通。整體規(guī)劃、單體設計，每個細節(jié)，我都會和他溝通。剛開始，我就對他講，我們要建立的不是安置區(qū)，而是城市中心。我們要建一個現(xiàn)代化的小區(qū)，不是建一個扶貧村莊。每個房間的功能設計，小區(qū)的排水、燈光、綠化，從里到外，都是按城市標準來定。
就拿靖安這個安置區(qū)來說，一共有149棟17層的安置房，2019年3月份開工建設，當年12月份就搬遷入住。這么大的規(guī)模，樓房不僅如期建成，還有地下管網和地下室，配套設施都配齊，相當于一年建成一個縣城，是很不容易的。在建的過程中，有不少人提意見。有人說，就不要地下室的配套設施了吧，這樣做更簡單，但我堅決反對。我告訴市政府領導和施工隊，不允許做這種不負責任的事情。我們不做則已，要做，就得讓百姓滿意，把好事辦好。還有人說，老百姓搬過來之后，生活成本會提高，在城里上廁所都要付費。我告訴他們，既要看到了付出成本的一面，也要看到獲利的一面。為此，我們設計時就動員群眾每人從住房面積中拿出2—3平方米，集中在一層建了商鋪，產權和收益都歸老百姓所有，但房屋不固定分配給個人，而是統(tǒng)一經營。具體來說，就是將人均25平方米的搬遷房屋面積，劃分為人均22平方米的住房和3平方米的商鋪，每個人都有3平方米商鋪，如果是五口之家，就會有15平方米商鋪。商鋪產權歸群眾，由村集體經營，收益給百姓分紅，付水電費和物業(yè)費綽綽有余。每家從居住空間中擠出幾平方米，換來實際收益，這些都是認真思考得來的。只要用心工作，辦法總比困難多。
車庫也是統(tǒng)一建好的，全部抵押給開發(fā)商，等居民需要的時候，可以從開發(fā)商那里買過來。后來，有人告我的狀，說安置區(qū)的基礎設施超標、道路太寬，甚至還建了地下車庫，為什么要給貧困戶建地下車庫？我就說，不要用打發(fā)叫花子的心態(tài)對待貧困戶，這些人不可能窮一輩子。他們搬出大山，住進了城市里的樓房，不用買房子了，將來掙了錢就可以買車。等他們買了車卻沒地方停的時候，他們就會罵你的。我們花費的每一分錢都沒有超過國家標準，面積沒超標，各方面都不超標。錢也沒有多花，我們是花了同樣的資金來建成的。從整個功能效果來看，我們的安置區(qū)敢跟其他任何地方比，包括發(fā)達地區(qū)、沿海地區(qū)。
從征地拆遷、選址規(guī)劃到搬家入住，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還要建設周邊的配套設施，包括學校、醫(yī)院、生產基地、車間等。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艱辛和困難。走進安置區(qū)，看到百姓在這里擁有美好的家園，我從心底為他們感到高興。
農民變市民
楊亞林：昭通全市易地扶貧搬遷的共有36.24萬人，91%是搬到中心城區(qū)和縣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留在集鎮(zhèn)。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我們一共建成了23個集中安置區(qū)，萬人以上的就有9個。昭通中心城區(qū)周邊的靖安、卯家灣這兩個跨縣區(qū)安置區(qū)最有代表性，分別接收了4萬人和3.9萬人。這在云南絕無僅有，放眼全國也極其罕見。
在群眾入住的半年前，我們就開始準備搬家的事，進入搬家準備狀態(tài)。市里成立了一個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指揮部，建了一個外遷協(xié)作辦公室，每個縣區(qū)都落實相應的工作機構來具體組織實施。我們對搬家的順序、乘車人數、搬遷物品數量，進行全面排查登記，制定了每一戶甚至每一個人的搬家路線圖。社區(qū)成立工作組，樓棟成立工作隊，幫助完成這項“搬家大業(yè)”。
搬家當天，大家歡欣鼓舞，敲鑼打鼓，政府統(tǒng)一組織車輛，規(guī)劃好行車路線，拉上搬遷群眾和他們的物資，從遷出地直達遷入地。警車開道壓著走，大車、小車、拖拉機、摩托車、自行車、馬車全部出動，搬家隊伍有的長達二十公里，十分壯觀。我記得，大關縣搬遷的時候，幾百輛大大小小的車輛，組成浩大的運輸車隊，在盤山公路上行駛，場面很大。有的老人暈車，坐不了汽車，有坐馬車來的，還有騎自行車來的。其中，玉碗鎮(zhèn)火地村的苗族百姓整村搬遷，中央電視臺全程錄像，把搬遷過程做成了紀錄片。我去了山上的現(xiàn)場。看到他們終于搬出去了，我也跟著激動。
搬遷車隊駛入安置區(qū)后，搬遷群眾在幫遷干部的幫助下，檢體溫，領鑰匙，找新家住址，搬東西，忙得熱火朝天?，F(xiàn)場喜氣洋洋。2020年春節(jié)前后，在天寒地凍的2月份，全市近20萬人，浩浩蕩蕩地從四面八方出發(fā)，全部安全有序搬遷入住。整個過程，沒有發(fā)生任何事故，沒有讓一人受傷，這就是群眾工作的力量。
住下來不是結束，還要送一程，甚至可以說送一程更為關鍵。村民們剛搬下山時，看到安置區(qū)的房子都是一模一樣的，十分震驚。因為他們在老家時，每家房子都有自己的獨特印記，每家房子形狀、大小、顏色都不太一樣。但來到城里后，每個樓層、每個房間看著都一樣。所以有些村民，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人在電梯里反復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因此，搬遷之后，我們必須做好服務管理。一句話概括，那就是精細化管理和保姆式服務。剛搬進來的時候，每個單元門口，每天24小時都有兩個干部或者志愿者守著，看著每一個外出的人，如果時間長了還沒有回家，就出去找，就怕他們走丟了。為了方便辨識樓棟，我們把數字1234換成了容易辨認的香蕉、蘋果等圖案。還給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發(fā)了電子手環(huán)，跟蹤他們的外出行程。這樣的服務延續(xù)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每天都如此。比如，要告訴他們去哪里買菜、出門怎么坐車等一系列的東西，讓他們能夠盡快熟悉環(huán)境，適應新的生活。這就是付出，是負責任的、精細的群眾工作。
我們有一個紅路安置區(qū)，那邊給搬遷過來的百姓發(fā)放方便面，還引導村民們早起跑步。老百姓進城生活后，安置區(qū)做的第一件事是請了武裝部的同志對村民進行軍訓。有人會覺得奇怪，又不是新生入學，安排什么軍訓？這就是有針對性的群眾工作了，主要是想通過操兵練習，幫助村民們建立起時間觀念和紀律意識。很多老百姓在山里是沒有時間觀念的。有個老漢，每天上午10點鐘，有一班飛機從他家山上飛過，他就在那個時間起床。有一天下雨，飛機沒有起飛，他沒有聽到飛機轟鳴聲，就一覺睡到了下午。幫助樹立時間觀念，這是一個人的現(xiàn)代化轉變過程，希望在短時間內將他們從農民順利地轉變?yōu)槭忻瘛?/p>
有些老人一開始住不慣。之前在村里生活，他們在房前屋后種菜、養(yǎng)雞，還有鄰居可以串門?，F(xiàn)在搬進單元樓，一切都變了，他們確實不太適應。所以我們就辦了幫扶車間，讓老人們在樓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手工活，比如說剝剝核桃，做做手工粘貼。這些工作比較輕松，還能讓他們聊聊天，融入群體，掙點小錢。一天最少也能賺一二十塊錢的生活費。雖然他們在山里生活時可以養(yǎng)些雞、種些菜，但是一年下來，養(yǎng)幾只雞換的錢，可能還不如他們在這里幾天賺得多。慢慢地，老人就融入進來了，孤獨感減少了，收入有增加，生活有保障，還有條件用零花錢哄孫子孫女，威信也提高了，獲得感和幸福感都滿滿的。老人穩(wěn)住了，小孩到小區(qū)配套的學校讀書了，年輕人去打工了，老、少、青三代的問題都解決了。對于孤寡的、殘障的特殊群體，我們會按照“紅黃綠”分類管理服務，進行關心照料。
脫貧攻堅雖然主要針對山區(qū)的老百姓，但與城市的發(fā)展也是息息相關的。如果大量資金分散使用，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實惠，那么扶貧資金的邊際效益就會大打折扣。我們希望利用脫貧攻堅這個機會，打好這副牌，推動昭通經濟社會的協(xié)調發(fā)展，特別是城鄉(xiāng)的協(xié)同發(fā)展，真正體現(xiàn)城鎮(zhèn)化、產業(yè)化加速發(fā)展的要求，讓貧困人口挪窮窩，更斷窮根。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扶到點上”，我理解，這個“點”就是用脫貧攻堅充當支點，撬動昭通經濟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把安置區(qū)建在城市里，建設城市管理配套設施，不僅能提升城鎮(zhèn)化水平，還能完善城市功能。在脫貧攻堅那段時間，昭通的城鎮(zhèn)化率提高了將近8個百分點。各項工作的效用都得到了充分發(fā)揮，基礎建設同步拉動，經濟社會快速發(fā)展，初步建立了昭通中心城區(qū)100萬人口城市的框架，城市功能迅速提升。
我們向當地老百姓解釋清楚，修建學校、修建公路、發(fā)展產業(yè)，造福的是這片土地上所有百姓。不精準不行，因為政策具有針對性。精準之后，還需要運用系統(tǒng)思維來平衡。比如，搬遷后，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昔日的山里人、農村人現(xiàn)在住進了新小區(qū)，當地周邊的居民通過對比，之前那種“城里人”的優(yōu)越感蕩然無存，他們心里就會不平衡，就有個別的周邊居民挖斷了安置區(qū)的水管、剪斷電線，用這種方式來發(fā)泄不滿。我們就趕緊組織安置區(qū)周邊的村莊行動起來，幫助他們發(fā)展公共事業(yè)，包括村莊風貌的改造和功能提升，讓當地居民心里感到平衡，不再鬧事。
對搬遷人員的就業(yè)問題，都是全過程的動態(tài)跟蹤管理。每個家庭有幾個勞動力、在哪里就業(yè)，我們進行全面摸底和動態(tài)管理。我們根據搬遷人員的個人喜好和能力，向他們推薦合適的工作，鼓勵有條件的人盡量向外發(fā)展。
現(xiàn)在你們到易地搬遷安置區(qū)看看，居民住宅井然有序，小區(qū)里面干凈整潔，孩子在教室里學習，老人在廣場上聊天，幫扶車間里熱熱鬧鬧。居民們的生活與過去相比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一代農村人轉變成新市民。前面講到的巧家縣東坪鎮(zhèn)道角村，全村剩余的78戶村民整體搬遷到魯甸縣卯家灣安置區(qū)，他們村黨總支書記蔣瑞曾對我說：“村民都搬走了，我就是這個村的‘末代支書’”。
因地制宜辦產業(yè)
楊亞林：搬來的老百姓還有一項福利，就是他們在山上還有“綠色銀行”。農民搬出大山后，空出了140多萬畝的土地。怎么把這些地用好呢？流轉出去？不現(xiàn)實！山上的土地租金每年每畝是50到80元。元謀、楚雄等地能種植葡萄的地方，一畝地一年租金是3000多元，昭通這里50元都沒人要，因為都是陡坡地和高寒地，不適合種東西。所以，必須找到一種或幾種既生態(tài)又有效益的方式，既能幫助老百姓搬出來后有一些經濟收益，又能保證地方生態(tài)的恢復。發(fā)展產業(yè)，對所有地方而言，首先面臨著一個干什么的問題。產業(yè)生態(tài)化，講起來比較容易，但是要因地制宜，找到具體的載體和支撐，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一直帶著這個問題進行調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找不到能做得大、走得遠的產業(yè)。
后來，我們發(fā)現(xiàn)竹子是一個好東西。我們這里高寒冷涼，適宜竹子生長。到處都是石旮旯地，普通的樹種和農作物根本沒法種，但種竹子可以，它的根能扎在石頭縫里，還能固土保水，防止泥石流和滑坡。更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把竹子作為用材，沒什么經濟價值，山高路遠，運輸成本也很高。但是竹筍價值很高，而且符合現(xiàn)代人的消費需求，前景廣闊。現(xiàn)在我們生活越好，越需要攝入粗纖維食物。昭通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靠近四川。四川人吃火鍋時經常會吃下水（四川火鍋中的“下水”主要包括各種動物內臟，如毛肚、黃喉、鴨腸、千層肚、腰片等），其實可以用昭通竹筍代替下水。與四川方面對接后，他們非常感興趣，一下子來了幾千噸的訂單。我當時就想，這一定是能做得大、走得遠的東西，并且隨著規(guī)模的擴大，價格肯定會越來越高。奔著這個方向，我們種植筍用為主的竹子，聚焦下來就是筇竹和方竹。一個春采，一個秋采。這次種植是產業(yè)化的，是生產方式的革命，絕不能千家萬戶一哄而上地做。我們請來了專家和院士工作站，統(tǒng)一育苗，統(tǒng)一上山種植、規(guī)劃，進行工程化造林，種植一片完成一片，逐片完成。然后，我們拿著地圖抽查，隨時開車到各個縣（區(qū)）查看種植情況，包括種植面積、品種、長勢等都要看。
有的縣做得很細致，他們那邊每棵竹苗上都有二維碼標注，掃描就可以隨時查看竹子的相關信息，這個就挺有意思。所以，做事應該把它做實，種一棵就是一棵，種一片就成一片，讓搬遷群眾先種竹子后搬家。旁邊大關縣玉碗鎮(zhèn)的苗族群眾，種竹子積極性非常高漲，即便寒風凜冽，也堅持在那里種竹子。因為老百姓都知道，山上的竹子經過三四年投產后，每年每畝可以收益5000元左右。每家都有30畝到50畝的山地，理想狀態(tài)下，一年最多會有十幾萬元甚至二十幾萬元的收入?，F(xiàn)在有合作社管理，百姓們可以自己采竹筍，也可以委托給合作社，這是一筆穩(wěn)定的收入。我們這里有一個專門研究竹子的董文淵教授，在這里搞了三十多年，你們也可以請他來講講。
董文淵：我是1993—1995年在大關縣掛職工作了兩年。因為專業(yè)原因吧，我掛職期間發(fā)現(xiàn)，筇竹筍這個東西好，鮮、香、脆、嫩，品質好，供不應求，很有發(fā)展?jié)摿?。但是，當時還沒有人對筇竹進行過系統(tǒng)研究。我想搞人工培育筇竹，就查找筇竹的資料，進行調查，大概掌握了筇竹在大關的分布和生長情況。掛職結束后，我回到大學工作。為了全身心地研究筇竹，我辭去了行政職務。我一邊研究，一邊推廣筇竹的培育技術。為了攻克筇竹研究的難關，我經常從昆明坐一兩天的車，到大關縣木桿鎮(zhèn)向陽村，再從向陽村步行兩個半小時，到細沙村大羅漢壩熊炸坪研究基地。因為路上耗費的時間太多，我每次到村里后，基本上會在那里住上四五十天。那時村里沒有電，也沒有電話，生活條件很艱苦。
在脫貧攻堅期間，各地都在尋找有經濟價值的植物。我們發(fā)現(xiàn)，從彝良的林口、大關的凌子口到永善的五蓮峰山一線，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昭通“南干北濕”的氣候現(xiàn)象。北部地區(qū)常年陰雨綿綿，日照很少，非常適合竹類植物生長，特別是筇竹、方竹。有天然優(yōu)勢條件，借著脫貧攻堅這個時機，昭通北部的威信、鹽津、永善、綏江、水富，這些地方的竹產業(yè)都發(fā)展起來了。
現(xiàn)在，老百姓發(fā)現(xiàn)筇竹的價值更高，會主動留下大根的竹筍作為母竹。過去，即使我建議他們留下，他們也擔心別人會來采摘，索性自己先采走了。隨著林權制度的完善、竹子價值的提升，他們會主動護筍養(yǎng)竹，管理好自己的竹林。他們留下的大竹筍，三年后長成可以砍伐利用的竹子，每根可以賣到一二十塊錢。現(xiàn)在，當地百姓種植竹子，稍加管理，一畝地至少能獲得三四千元的收入。在人工竹林中，管理得當的，在采筍季節(jié)每隔三天可以收一次，有的人家一天就能采一千斤筍，一斤7塊錢，這意味著他們一天就能掙七千塊，這可能是過去一家人所有耕地一年的收入。有些老百姓把收獲竹筍的視頻發(fā)給我看，跟我分享他們豐收的喜悅，為他們感到高興。
過去，采筍需要背著蛇皮口袋步行去竹林，但現(xiàn)在山上都修了產業(yè)路和采筍道，他們可以騎三輪摩托車甚至開皮卡車和越野車去采筍，過去我們要步行兩個多小時才能到達的地方，現(xiàn)在開車十多分鐘就能到，然后將竹筍直接送到筇竹產業(yè)園區(qū)的加工廠。現(xiàn)在，大關縣有15家竹筍加工廠，年加工能力達到5萬噸，有清水筍、調味筍等數十種產品，已經是今非昔比了。
每年我們還會舉辦筇竹文化節(jié)，吸引上萬人參加。辦節(jié)期間，我們舉辦竹王和筍王爭霸賽，進行評獎，發(fā)獎狀和獎金。當地老百姓都會把自己家竹林中最大、最粗的竹子、竹筍帶來參賽。今年是第二屆，這樣的活動鼓勵老百姓平日里保護和管理好自己的竹林，爭取來年成為竹王、筍王。
過去，許多鄉(xiāng)村的產業(yè)發(fā)展不穩(wěn)定，領導更換頻繁，思路隨時調整，導致產業(yè)政策變動，缺乏持續(xù)的產業(yè)支撐，導致農民收入不穩(wěn)定。如今，我們擁有龐大的人工竹林資源，昭通就有680萬畝的竹林，大關縣的筇竹面積也達到了102萬畝，這關系到眾多農戶的生計。如果這些資源得到良好培育，百姓通過出售竹筍、竹材就能獲得較高的收入，生活就有了保障。
隨著當地居民致富，社會面貌也發(fā)生了顯著變化。當地政府和社區(qū)正在推進一個“媽媽回家”的工程。以前，許多有小孩的母親在外面打工，但現(xiàn)在隨著家鄉(xiāng)產業(yè)的發(fā)展，政府鼓勵她們留在家鄉(xiāng)照顧家中“一老一小”。近兩年，大關縣已經有7000多名婦女回到家鄉(xiāng)，在附近的竹子加工廠上班，或者在家管理自己的竹林，實現(xiàn)了顧家與賺錢兩不誤。在木桿鎮(zhèn)，過去有很多35歲以上的單身男青年，找不到對象，但這兩年他們也找到了對象，甚至娶到了四川嫁過來的媳婦，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如今，許多村民建起了四五層的小洋樓，還買了汽車。
改天換地大變化
楊亞林：我理解，習近平總書記講的精準扶貧，就是將真正貧困的人找出來，使用特殊政策，投入人力物力，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跟上時代發(fā)展步伐。把上百公里外的老百姓集中到一個地方，進行安置和管理，為他們提供服務，以環(huán)境之變促進他們改變和發(fā)展。當初有很多人說我膽子太大，但習近平總書記有要求，老百姓也有這樣的期待，就要高標準、嚴要求地推動。沒有追求極致的標準和作風，很難達到這樣的效果。
首先是觀念問題。謀在先，干在后，謀定而后動。領導干部第一位是謀劃的能力，謀劃不清楚，認不清實情，把握不好定位，找不準方向，那么沖鋒就是后退。搬遷并非簡單地蓋個房子搬個家，而是一個社會變革，圍繞著改變人來著力，不能只見物不見人，從社會功能到產業(yè)就業(yè)到社會管理全面推進。我們通過城鎮(zhèn)化的、集中化的模式促進環(huán)境的改變，以新的環(huán)境讓他們跟上社會發(fā)展的步伐，享受一步跨千年的這種獲得感?，F(xiàn)在回想起來，每走一步都十分艱辛，都要承受巨大風險和壓力。這幾件事情隨便哪一件，如果中間把握不好，沒有做成，我可能早已成為首當其沖的罪人。沒有哪件事情是輕而易舉、四平八穩(wěn)的，沒有哪件事情是事先確定好結果的，都是沒有先例的突破。決策、實施過程艱辛、艱難。從謀劃到實施，我們嚴格把控每一個細節(jié)和每一個方面，這里面飽含著無數名干部和工作人員的辛勤付出和努力。
實踐是最好的證明，已經搬遷4年多了，百姓滿心歡喜。近年來，安置區(qū)沒有發(fā)生過重大刑事案件和群體性案件，保證了整個安置區(qū)的和諧穩(wěn)定。老年人在安置區(qū)開啟了他們的第二次人生，他們前半生非常辛苦忙碌，后半生可以在這里安享晚年了。以前生活在海拔兩三千米的高山上，常年霧蒙蒙的?，F(xiàn)在在這里，藍天白云下，他們可以盡情地曬太陽了。
我們當時是按照1:1.2的比例配備的車庫，僅僅幾年時間，現(xiàn)在車位已經不夠用，地面上也開始停車了。現(xiàn)在有的老百姓的年均收入已經達到十萬左右的水平，很多外出務工的人回來都開上了汽車。一到春節(jié)前后和節(jié)假日，鎮(zhèn)雄縣的道路堵得一塌糊涂。有一次，省長來鎮(zhèn)雄視察，看到鎮(zhèn)雄附近的那條高速公路竟然像昆明一樣堵，十分震驚。他問為什么有這么多車？我們解釋說，老百姓回來過春節(jié)了，他們的車牌都是浙江、廣東、上海、四川等不同地方的。鎮(zhèn)雄人非常講究，他們從外地打工回來要做兩件大事，一個是蓋房子，另一個是買車子，房子一個比一個大，根本住不完，車子也要看品牌和排量，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身份的象征。
我們近期靠就業(yè)，遠期靠產業(yè)，未來靠教育。歸根結底還是依靠人。還有，老百姓的很多親戚朋友都把小孩子送到安置區(qū)上學，導致現(xiàn)在學位和校區(qū)都不夠了，老百姓重教育的意識越來越強。大家都明白，走出大山就是勝利，特別是小孩，一旦走出來，前途就明顯不一樣了。在教育上，他們都要把孩子送到鎮(zhèn)雄的城南中學，這是我們新建的一所中學，今年一本上線率達到92.51%，13個學生考上了清華北大。對于一個縣城來說，真是很厲害。安置區(qū)的孩子們這么爭氣，我們是打心底里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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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源：學習時報
總監(jiān)制：姚卜成
監(jiān) 制：韓世雄
編 輯：張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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