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香港街頭的肯德基店里，總能看到不少背著大包小包的游客。
這些人在深夜時分占著座位打盹，有的干脆把行李堆在地上當枕頭。
這事在網上鬧得沸沸揚揚。
本地人看不慣這些省錢省到快餐店的游客，說他們拉低了城市檔次。
可這些游客也有自己的難處。
旅游旺季，香港的住宿價格飆升得厲害。
平日幾百港幣的經濟型房間，輕易就標價過千，星級酒店更是數千元起步。
這對預算有限的學生、初入社會的年輕人，或是從非一線城市來的中老年游客，確實是一道高坎。
他們中許多人，也許是看了網絡攻略心動，或許是臨時起意，沒來得及預訂到合理價位的住處。
精打細算是他們的常態(tài)，有限的旅費更想用在交通、體驗或是購物上。
住宿，自然成了能省則省的項目。
這時候，有空調、有座位、有基本衛(wèi)生間的24小時快餐店。
盡管無法安睡，卻成了一個能暫時遮風避雨、緩解疲憊的權宜之地，預算壓力下的無奈選項。
有意思的是，“窮游”本是全球常見的旅行方式。
歐美的背包客甚至被賦予浪漫、獨立的色彩。
可相似的節(jié)儉行為換到部分內地游客身上，評價卻急轉直下，輕易就被貼上“沒素質”、“影響市容”的標簽。
這種雙重標準不免讓人嘀咕：旅行的價值，真要用消費力來衡量嗎？省錢本身，什么時候成了過錯？
視線從游客個體轉向城市本身，或許能看到更深層的問題。
香港是國際知名的旅游城市，旅游業(yè)是重要支柱。
論年接待游客數量與本地居民人口的比例，香港遠超新加坡、東京等城市，接待壓力之大，不言而喻。
然而，在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住宿設施的規(guī)劃似乎長期偏重高端市場。
高星級酒店遍地開花，但真正面向預算有限人群的青年旅舍、經濟型連鎖酒店等選擇，其占比卻明顯低于東京、首爾這些亞洲主要城市。
這種結構性的失衡，導致香港在應對旅游高峰期涌入的多元住宿需求時，顯得力不從心。
即使是那些為數不多的青年旅舍或膠囊旅館，節(jié)假日價格也水漲船高，一個多人間床位動輒數百港幣，并未真正起到緩沖帶的作用。
于是，快餐店變身“臨時旅館”的現象，與其說是游客的個人選擇問題，不如看作是市場供需嚴重失調后的一種自發(fā)反應。
這暴露出的，是城市在基礎設施規(guī)劃和旅游發(fā)展策略上，未能充分滿足不同消費層次游客需求的結構性短板。
相比一些城市在旺季開放公共設施應急，香港在這方面的彈性應對，似乎還不夠靈活。
當快餐店的座位被疲憊的游客占據，本地居民深夜想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卻發(fā)現無處落座時，抱怨和不滿的情緒是真實的。
日常生活秩序受到干擾，這是負面評論最直接的導火索。
可是，將這種具體的不便迅速升級為地域攻擊和“乞衣襲港”之類的侮辱性標簽。
這其中，可能摻雜著對“旅游民主化”趨勢的不適應——當旅行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變得大眾化時，一些人潛意識里或許還守著“旅游應有門檻”的舊觀念。
進一步看，這類極端言論背后，可能也隱藏著香港在發(fā)展轉型中，關于身份認同的某種焦慮。
作為連接內地與世界的獨特窗口，香港既從內地游客潮中獲益，心理層面又存在著微妙的距離感。
這種矛盾心態(tài)，有時會不自覺地投射到對不同消費能力游客的態(tài)度上，甚至演變成對“低消費”群體的排斥。
然而，一座真正自信且國際化的都市，其魅力恰恰在于對多元文化和多樣人群的包容力。
簡單粗暴地以消費力劃界，不僅有失風度，也與開放精神相悖。
旅行本就是為了放松和開闊眼界，這份體驗的價值，難道真能簡單用錢包厚度來判斷？
面對快餐店夜宿引發(fā)的爭議，與其停留在相互指責，不如想想怎么彌合供需裂痕。
香港完全可以，也有必要構建更多元、更有彈性的住宿體系。
比如，借鑒日本經驗，發(fā)展占地少、效率高的膠囊旅館，提供價格適中的基礎宿位（像每晚一百港幣那種），既能滿足需求，也能緩解公共空間壓力。
旅游高峰期，政府也可考慮設立臨時的官方休息站，或協調部分公共場館在非開放時段提供有時限、合理收費的休憩服務，給暫時沒找到住處的游客一個體面些的過渡選擇。
探索規(guī)范、安全的共享住宿，鼓勵居民分享閑置房間，盤活資源，也不失為一種思路。
硬件改善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培育社會對旅游多樣性的理解與包容。
無論是豪擲千金的闊客，還是精打細算的背包族，都應是城市歡迎的客人。
旅行方式千萬種，消費習慣各不同，不該因此被區(qū)別對待。
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只在于維港夜景或購物中心，更在于它能否讓遠道而來的人。
無論消費高低，都感受到基本的尊重與城市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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