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也門胡塞武裝發(fā)言人葉海亞·薩雷亞（上右二）在首都薩那發(fā)表講話。本文圖片 新華社 圖
繼5月4日也門胡塞武裝用導彈襲擊以色列本-古里安機場后，以色列在當?shù)貢r間5日對也門荷臺達港及其周邊的隸屬于也門胡塞武裝的基礎設施發(fā)動了空襲。據(jù)央視新聞援引胡塞武裝控制的媒體和以色列高級安全官員的消息，美軍戰(zhàn)機也參與了當天的空襲。
自2024年下半年以來，伴隨哈馬斯遭到毀滅性打擊、黎巴嫩真主黨遭到重創(chuàng)、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崩潰，以及“抵抗軸心”的核心伊朗陷入內憂外患等多重危機，以色列與“抵抗軸心”對抗的力量對比態(tài)勢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以色列在美國支持和縱容下打擊“抵抗軸心”的做法更加強勢、意志更加堅定。但是，在“抵抗軸心”其他力量受挫后轉向退守和低調從事的情況下，也門胡塞武裝繼續(xù)通過向以色列本土發(fā)射導彈襲擊、在紅海襲擊美國航空母艦等方式對抗美以。作為興起于冷戰(zhàn)后也門伊斯蘭復興運動，壯大于“阿拉伯之春”的也門非國家武裝力量，胡塞武裝顯然已成為決定2025年中東政治的核心角色之一。
這張5月4日的視頻截圖顯示，以色列特拉維夫本·古里安國際機場附近遭導彈襲擊后升起黑煙。
“抵抗軸心”對抗美以的孤勇者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他對以色列的支持力度加大，以及以色列相對于“抵抗軸心”的力量優(yōu)勢更趨明顯，都使以色列、美國與“抵抗軸心”兩大陣營圍繞巴以沖突的對抗在軍事上日益向著有利于以色列、美國的方向轉化：哈馬斯在加沙重建乃至巴勒斯坦政治中被邊緣化，真主黨在黎巴嫩政治重組中遭削弱，敘利亞新政權脫離“抵抗軸心”，都是“抵抗軸心”陷入嚴重危機的體現(xiàn)。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與哈馬斯打打談談，但哈馬斯已很難對以色列構成實質威脅；伊朗在輿論上高調宣示抵抗美以的同時，在阿曼的協(xié)調下與美國進行了多輪間接談判。但是，在伊朗及“抵抗軸心”力量遭嚴重削弱的態(tài)勢下，處于紅海和阿拉伯半島邊緣地帶的胡塞武裝則成為繼續(xù)高調對抗美國和以色列的核心力量，并在美國、以色列的空襲面前表現(xiàn)出絕不屈服的抗爭韌性。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在美國與伊朗進行談判的同時，胡塞武裝卻加大了打擊了以色列和美國的力度，以色列則不斷將責任歸咎于伊朗對胡塞武裝的支持，而胡塞武裝對美國航母的襲擊無疑也加大了伊朗與美國談判的難度。
5月4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本-古里安國際機場附近，安全人員查看遭導彈襲擊區(qū)域。
當?shù)貢r間5月4日，也門胡塞武裝向以色列中部的本-古里安國際機場發(fā)射了一枚高超音速導彈。據(jù)以色列媒體報道，以方動用“箭”式反導系統(tǒng)以及美軍部署的“薩德”反導系統(tǒng)攔截來襲導彈，但未能成功，襲擊還造成8人受傷。在機場遇襲后，包括德國漢莎航空、瑞士國際航空、希臘愛琴航空、奧地利航空、布魯塞爾航空等多家航司已宣布至少暫停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班至5月6日。西班牙歐羅巴航空以及美國達美航空也取消了當天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班。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發(fā)表聲明稱，也門胡塞武裝的襲擊“源自伊朗”，以色列將選擇時間和地點對胡塞武裝背后勢力伊朗采取行動。因此，胡塞武裝顯然已成為影響以色列和伊朗是否再次爆發(fā)沖突的重要因素。
在襲擊以色列本土的同時，面對美國加強對也門本土的空襲力度，胡塞武裝也加大了對美國航母的打擊力度。目前，美國海軍在中東保留著雙航母打擊群，除“杜魯門號”航母艦隊外，還有“卡爾·文森號”航母艦隊，用于威懾和打擊胡塞武裝。但是，就在幾天前的4月28日，由于躲避胡塞武裝導彈或無人機襲擊，位于紅海水域的“杜魯門號”航母緊急轉彎，導致一架造價超過6000萬美元的艦載F/A- 18E“超級大黃蜂”戰(zhàn)斗機及牽引車被甩進大海并沉沒。胡塞武裝聲稱此次打擊已迫使美航母艦隊向北后撤。由此可見，在美國規(guī)避對也門發(fā)動地面戰(zhàn)爭的情況下，胡塞武裝已成為令美國無計可施的、難纏的非對稱敵手。
總之，在當前以色列、美國、伊朗等中東域內外力量錯綜復雜的關系中，胡塞武裝不僅是美國中東霸權面臨的嚴峻考驗，也是影響以色列與伊朗關系、美國與伊朗關系的重要變數(shù)。從某種程度上說，胡塞武裝已成為考驗中東主要各方力量的釘子戶，甚至也已成為伊朗的沉重包袱。
這是5月4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本-古里安國際機場拍攝的出行受到影響的旅客。
胡塞武裝與中東政治的復雜關聯(lián)
盡管胡塞武裝只是也門的非國家武裝力量，但是，由于其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堅定的反以、反美底色，以及它在也門內政外交中與中東各方力量的復雜關系，胡塞武裝作為美以與“抵抗軸心”中最難啃的釘子戶，將成為影響中東政治走勢的特殊角色，甚至拖累伊朗的政策改變。
首先，胡塞武裝考驗美國如何平衡中東戰(zhàn)略收縮與維持中東霸權的關系。
在拜登執(zhí)政時期，胡塞武裝便是美國中東政策特別是應對新一輪巴以沖突的巨大挑戰(zhàn)。拜登政府上臺之初，出于關注也門的人道主義危機，曾減少對沙特的軍售，并對沙特施壓，促其結束也門危機。但是，自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fā)以來，胡塞武裝又成為美國應對巴以沖突的巨大麻煩。自2024年1月以來，美英聯(lián)軍多次對也門進行轟炸，但始終無法使胡塞武裝屈服。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在將胡塞武裝再次列入恐怖組織名單（拜登曾經(jīng)取消）的同時，為實現(xiàn)以色列和哈馬斯的?；?，美國再度加大了對胡塞武裝的空襲力度。但是，美國面臨的困境不僅未能改變，反而進一步加深，其核心是美國中東戰(zhàn)略收縮與霸權維持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其基本矛盾是有限空中打擊無法實現(xiàn)遏制胡塞武裝的目標，而持續(xù)進行空襲乃至發(fā)動地面戰(zhàn)爭，又使美國難以承受在中東陷入另一場戰(zhàn)爭的代價。如果胡塞武裝對美國航空母艦和中東軍事基地等目標造成致命打擊，美國將面臨更加艱難的政策抉擇。
其次，胡塞武裝是影響美國、以色列、伊朗三方關系復雜聯(lián)動的重要角色。
從以色列、美國與伊朗的關系看，美國的目標是支持以色列的同時，保持以色列與伊朗的對抗可控，既利用以色列遏制和打擊伊朗，又避免雙方走向戰(zhàn)爭并使美國重陷中東地區(qū)沖突；以色列的目標是繼續(xù)維持美國與伊朗的對抗，甚至使美國陷入與伊朗的沖突乃至戰(zhàn)爭，進而使美國繼續(xù)維持對以色列的支持，繼續(xù)維持乃至增強在中東的軍事存在；伊朗的目標是通過緩和與美國關系、簽署伊核協(xié)議，擺脫美國和西方的制裁，進而緩解當前內憂外患的困境。
但是，伊朗與美國又存在嚴重不信任，除伊核問題外，意識形態(tài)、伊朗的地區(qū)政策尤其是支持包括胡塞武裝在內的“抵抗軸心”力量、軍力發(fā)展等，都是美伊博弈的主要矛盾，而被美國視為伊朗代理人的胡塞武裝顯然成為美國與伊朗矛盾的集中體現(xiàn)之一，胡塞武裝對以色列、美國的攻擊，又會成為以色列用來激化美伊對抗的有力抓手。從某種程度上說，胡塞武裝既是以色列對抗伊朗的理由之一，也是美國向伊朗施壓的原因之一，而胡塞武裝則成為嵌入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緊張關系中難以消除的楔子。
最后，胡塞武裝對伊朗的政策選擇構成掣肘，但伊朗并無使胡塞武裝改變政策的能力。
這張5月5日發(fā)布的未注明拍攝地點的照片顯示，以色列空軍戰(zhàn)斗機飛往也門荷臺達省執(zhí)行空襲任務。
在美國、以色列看來，胡塞武裝是伊朗的代理人，胡塞武裝的力量來自伊朗的支持，伊朗有能力迫使胡塞武裝進行政策改變。但在事實上，盡管胡塞武裝和伊朗有合作關系，但并非完全聽命于伊朗的代理人和馬前卒，它有其獨立的意識形態(tài)、組織系統(tǒng)和軍事力量。
筆者曾經(jīng)專文探討過胡塞武裝與伊朗的關系，其基本觀點是二者并非領導和服從的代理人關系：在胡塞武裝建立和發(fā)展的早期即上世紀90年代到2011年也門薩利赫政權倒臺前，胡塞武裝的建立受到了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影響，雙方的宗教聯(lián)系也較為廣泛，但二者并未建立實質性的盟友關系；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也門國內和地區(qū)形勢變化使伊朗和胡塞武裝對彼此的需求上升，雙方的合作增強，但雙方的關系仍缺乏戰(zhàn)略性、持續(xù)性和意識形態(tài)根基，胡塞武裝并不聽命于伊朗。其原因在于：第一，伊朗和胡塞武裝的關系更多是機會主義的利益交換，雙方合作缺乏戰(zhàn)略性。第二，伊朗并未確立對胡塞武裝的領導能力，胡塞武裝的意識形態(tài)和發(fā)展目標都有較強的自主性。第三，伊朗和胡塞武裝之間缺乏牢固的意識形態(tài)根基，胡塞武裝并不認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理論。（參見《伊朗與“什葉派新月”發(fā)展史③：也門胡塞武裝篇》）
因此，即使伊朗因緩和與美國關系而需要使胡塞武裝做出改變，但伊朗并不能控制胡塞武裝的決策。而從政策、道義和輿論層面說，如果伊朗不徹底放棄“抵抗軸心”，不徹底放棄意識形態(tài)和革命輸出，便無法在道義和現(xiàn)實上放棄對胡塞的支持。這是伊朗既尋求和美國改善關系，又對美國嚴重不信任情況下的兩難困境。
總之，胡塞武裝既對美國、以色列構成了挑戰(zhàn)，又是影響美國、以色列與伊朗關系的重要角色；對于伊朗來說，胡塞武裝既是伊朗地區(qū)政策的重要抓手，也是掣肘和限制伊朗進行政策改變的包袱。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xiàn)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xiàn)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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