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勢。還被安上了謀反的罪名，只得倉惶逃往國外。途中，他想找一家客棧投宿，卻遭店主拒絕。
商鞅掏出金銀細軟說道：“我有錢，為何不讓住？”
店主無奈表示：“沒辦法，商君之法規(guī)定，住店必須提供證明，否則被查，我全家會被滿門抄斬?！?br/>商鞅長嘆：“作法自斃！”這就是歷史上自己坑自己的典型。
商鞅是古代首位將告密納入律法的人，“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他不僅使告密律法化、制度化，為便于管理百姓，為朝廷耕戰(zhàn)提供勞力，還搞出了最細致的戶籍管理制度。例如，若年輕人謊報自己老年人，或壯勞力謊稱是殘疾人以逃避勞役，都會遭受極為嚴厲的懲處。
普通人也不能隨便遷徙，必須提前在官府辦理手續(xù)，如果擅自搬家，也會被嚴懲法辦。
許多人的歷史觀有問題，階級立場更是混亂不堪。身為勞苦大眾，卻總是站在帝王將相的視角俯瞰眾生，身為炮灰，卻總是為炮手高唱贊歌。毫無人民史觀，甚至將秦始皇視作民族英雄，這是缺乏歷史常識的表現(xiàn)。
倘若知道秦國百姓過得是什么日子，身為一介平民的你，或許就不愿意成為帝國那一顆沒有尊嚴、沒有自由，沒有面包的螺絲釘了。
《商君書》因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而臭名昭著。
雖有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商君書》并非商鞅一人所作，而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的共同成果，但這不重要。只因古代，自秦之后的數(shù)千年的歷史，都與《商君書》高度契合。
此書內(nèi)容并不復雜，核心思想便是教統(tǒng)治者如何“吃飯砸鍋”，其中心思想是弱民。
商鞅說：“有道之國，務在弱民?！蹦敲?，為達成弱民的目的，需要如何做呢？
首先，需令百姓貧困潦倒，“農(nóng)有余時，薄燕于歲”，不能讓普通人有余糧，必須讓他們整天提心吊膽，把心思都用在怎么解決溫飽上。
“民一，則農(nóng)，農(nóng)，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朝廷須大力發(fā)展小農(nóng)經(jīng)濟，百姓只知種田便會順從，順從便會安心在家耕種，不會外出惹是生非。
除讓百姓貧困，還得使其愚昧。“民不貴學則愚，愚農(nóng)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nóng)，民愚，則知可以王”。
想穩(wěn)坐君王之位，首要之事便是令百姓愚昧，最好他們都不愿讀書有知識，只知道干活的百姓才是良民，他們都愚昧了，就不會節(jié)外生枝。
除貧困與愚昧，還需令百姓思想統(tǒng)一，如此方可將集體力量發(fā)揮至極致。
除此之外，重中之重是嚴刑峻法，嚴苛到何種程度呢？
每個人都必須處于朝廷的嚴密掌控之下，必須做到誰想脫離控制，誰就無法在社會上生存。
所以在《商君書》中，為了達到統(tǒng)治目的，必須讓人民屈辱，這樣他們才會知道皇帝和官員有多尊貴。
還要讓人民虛弱，這樣他們才能體會到朝廷的權威不可違背。
也要讓人民貧困，這樣他們才會重視朝廷給的一點點賞賜和好處。
更要讓人民愚昧，這樣他們不但不會反抗，還會對君王感恩戴德。
總結而言，想保江山萬萬年，百姓就必須愚、弱、疲、辱、貧。
這不禁讓人想起一個段子，說某國在申奧成功之后，百姓們都上街慶祝，一群二代三代們邊飲酒邊望著窗外，詫異道：“他們真以為這與他們有關？”
那究竟有無關系呢？
自古至今，統(tǒng)治者都不事任何生產(chǎn)，他們的吃穿用度都來自百姓的供養(yǎng)，這便是如今“納稅人”一詞的底層邏輯。
百姓作為他們的衣食父母，他們對待百姓非但毫無感恩之心，反而費盡心機地對付、殘害百姓，吃百姓的飯，砸百姓的鍋。
而商鞅將“吃飯砸鍋”發(fā)揮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其流毒至今未消。那些趴在百姓身上的“吸血鬼”，卻認為他們吸的血與“供體”無關。
明朝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此已有諸多反思。黃宗羲批判皇帝不應吃百姓的飯，卻砸百姓的鍋，奴役百姓。甚至對忠孝和君父的思想進行反思，認為將皇帝看得比自己父母還親是對人性的摧殘。
黃宗羲痛斥：“以天下之利盡歸自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視天下人民為人君囊中之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