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7日，這一天是黨中央領導人最不愿意提及的一天，但也是他們永遠都忘不了的一天。
新中國剛剛成立還不滿一個月，他們的老戰(zhàn)友任弼時就在這一天永遠地與世長辭。
毛主席曾說，他的死很突然，是所有人都無法接受的，這不光是國家和人民的損失，還是他自己心里永遠的遺憾，新中國成立之前，他們曾無數(shù)次坐在一起暢想未來，可新中國成立了，他卻失言了。
勞累
任弼時的身體，是為了黨和人民垮掉的。
當年，年僅21歲的任弼時從蘇聯(lián)學成回國，進入黨中央上海所在地工作，那時候任弼時年紀輕輕，卻已經挑起了大梁。
那時候的革命黨員，都是拿性命在賭未來，責任越大，危險就越大。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作為上海政治局委員的任弼時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
當時全國都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上海更是腥風血雨，任弼時就是在這危機四伏的環(huán)境中，毅然決然堅守崗位。
1928年10月中旬，任弼時受黨中央委派去安徽完成一項任務，當時安徽也是風聲鶴唳，非常的危險，但任弼時可不管這些，他將一應工作交代給可靠的下屬后，便喬裝打扮出發(fā)了。
此次任務任弼時是為了傳達黨的六大會議精神，為了掩人耳目，他喬裝打扮成一位商人，將會議地址選在一處名勝古跡處。
原本計劃都挺周詳?shù)?，絕不可能出紕漏，但任弼時不知道的是，黨內有叛徒，早已經將他們的行蹤透露給了國民黨。
就在任弼時剛和接頭人對上眼色時，他突然發(fā)覺身旁有一些行動鬼祟之人，原本任弼時想要終止接頭，可前來抓捕他們的敵人也看穿了他的行跡，從人群中沖出來，將在場的同志全部逮捕。
幸好任弼時做了兩手準備，在面臨審訊時，他操著一口外地口音，堅稱自己只是到貴的辦事的商人，得空出來游玩，根本不是什么共產黨，也不認識什么共產黨。
任弼時裝得非常好，連自己的家庭地址，家里有什么人，做什么生意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口供幾乎是沒有破綻。
但抓他的人可沒那么容易糊弄，好不容易抓到這么一條大魚，不丟掉半條命，這些人是不會輕易放掉他的。
接下來，等待任弼時的就是各種各樣殘忍酷刑，之前就有很多黨內成員都因為經受不住酷刑，招了供。
但即使是招了供，那些人也沒能落得一個好下場。
這一點任弼時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不管什么酷刑，他都咬牙堅持著，反正都是個死，那還不如死得有價值一點。
直到他被折磨得差點昏死過去，敵人還是沒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慶幸的是，與他一起被捕的同志也沒有透露任何線索，后來任弼時回憶這段時光時也頗為感慨，若當時被捕的幾個同志，有任何一個人意志不堅定，那他們就全完了。
當時安徽的敵人沒有在他們身上審問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于是決定將他們帶到安慶，由上面的人來處理。
也就是這個決定，讓任弼時獲得了生機。
在去安慶的船上，任弼時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個熟人，于是他提高嗓門兒與押解的國民黨官兵爭辯，在你一言我一語的爭辯中，巧妙自然地說出了自己家的地址，以及自己將要被押解去的地方。
就這樣，黨中央得知了任弼時遇到的困難，立刻著手開始實施營救。
但營救計劃需要時間籌劃，在此之前，任弼時在勞動中吃了不少的苦頭，被關押了整整三個月，國民黨的確從他身上得不到有用線索，才將他的案子轉至法院審理。
在法庭上，任弼時的妻子為他找來了證人，長沙商店一老板，為其做證，稱他是去安徽收賬的，不是什么共產黨。
法院信了這個說法，當庭將任弼時釋放。
就這樣，任弼時艱難地躲過了一劫，雖然最后脫險了，但任弼時在牢獄中吃了不少苦頭，身體被傷及根本，落了不少的病根兒。
當時家里人都勸他多休息休息，避避風頭，但任弼時根本放不下手中的工作，尤其是在牢獄中，他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惡魔后，更加堅定了革命的想法。
再次被捕
1929年11月，時隔一年，任弼時再次被捕入獄。
幸運的是，這次抓他的人是上海租界的英國人，他們不知道任弼時在一年前還有過被捕的經歷。
所以這一次任弼時換了個身份，裝作是來上海找工作的。
那個年代的人可不太喜歡講道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先來一套酷刑試試，扛得住就是清白的，扛不住就招供。
當時任弼時的身體還沒有從上一次酷刑中完全恢復過來，可他還是硬生生地挺過了英國人的電刑。
好在周總理及時得知了任弼時被捕的消息，親自指揮營救，托人花了重金買通負責任弼時案子的警長，才及時攔住他們，沒有將任弼時的案子交給國民黨審理。
若當時交給了國民黨，任弼時恐怕就命不久矣。
后來在黨中央的斡旋下，任弼時又被轉到了法庭，只要上了法庭，一切都好辦了，到時候任弼時是什么身份，一切都是可以打造的。
最后，律師為任弼時坐實了“清白”的身份，法庭判僅其40天的監(jiān)禁，就將其釋放。
這一次雖然有驚無險，但任弼時的身體也是大不如從前了，黨中央考慮到他已經多次在敵人面前露面，不再適合隱蔽工作，又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于是為其調了崗位，留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
當時任弼時才剛滿30歲，但整個人看上去竟像個50歲的人，后來他常常給身邊的人開玩笑，說自己恐怕命不久矣，所以得抓緊工作，能多為革命做點貢獻，自己就多賺一點。
任弼時想用一副樂觀的心態(tài)去影響身邊的人，不想讓他們?yōu)樽约簱模绞侨绱瞬辉谝庾约旱纳眢w，家里人就更擔心。
長征開始時，任弼時身患惡疾，原本已經不適合奔波勞苦，可他還是堅持跟隨大部隊前進，哪怕是躺在擔架上，他也無時無刻不在關注戰(zhàn)況。
后來成功到達延安，任弼時又積極參與到中央所有重要決策，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跟身邊人提及，任弼時的身體不好，應該多休息，不是重要的事情，不要打擾他。
可革命哪有輕重，在任弼時心里，只要關乎革命的事，都是大事。
那時候身邊的同志都稱任弼時為“老媽媽”，因為他就像一個陀螺，永遠都在不停地轉，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不管什么事情交到他的手上，他都可以完成得妥妥帖帖。
很多時候，任弼時自己也分不清楚，到底是革命需要他，還是他需要革命。
他革命了十幾年，這項工作早已經融入了他的生命，他不敢想象，有一天革命勝利了，他還能做點什么，說不定那股堅持下去的韌勁兒就沒了，人也不行了。
倒在崗位上
常年的超負荷工作，讓任弼時的身體早已經到了不能承受的極限。
黨中央對他的身體也是格外關注，時不時就派人來勸說任弼時，好好休息，進入北平后，中央決定送任弼時去莫斯科治病，這對任弼時的家人來說，是個好消息，對黨是千恩萬謝。
但任弼時得知消息后卻急得說不出話，他革命了一輩子，眼看革命就要勝利了，他卻要在這個時候離開，他說什么也不同意。
一時間，任弼時和所有人都站在對立面，這恐怕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服從黨中央的安排。
當時周總理等領導輪番來勸他，希望他服從安排，畢竟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燒。
任弼時想想也對，于是退了一步，去了莫斯科，但他此行卻不單純是為了治病，還為了探查蘇聯(lián)對朝鮮的態(tài)度。
次年5月，任弼時返回中國，原本按照醫(yī)生的意思，他已經不適合再工作了，但任弼時可不是個喜歡遵遺囑的人，他一想到警長的朝鮮局勢，就始終無法躺在病床上好好休息。
最后實在勸不住，中央只好退一步，要求他可以參與工作，但每天工作必須有節(jié)制，不能超過4個小時，順便還交代任弼時手下的小同志，要嚴格監(jiān)督執(zhí)行。
任弼時一聽，連連點頭答應，可領導一走他就露出了原形，什么工作四小時，什么按時吃藥，他只按照自己的規(guī)定來。
事實上倒也不是任弼時不遵遺囑，實在是他當時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他非常清楚，自己已經沒有多少時日，但手上的事情還很多，尤其是在最后關頭，他不能掉鏈子。
那時候任弼時經常頭疼，為了不讓家人擔心，他始終都忍著不說，實在忍不了，就閉上眼睛自己揉揉，稍微緩解了又開始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的身體患有多種疾病，任何一個意外都能要了他的命，可他依舊不聽勸阻，堅持工作。
彼時朝鮮戰(zhàn)場情況十分危急，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不想看到好不容易得來的勝利毀于一旦，所以他更要爭分奪秒。
1950年10月26日晚，任弼時熬夜研究朝鮮局勢，因為著急上火突發(fā)腦溢血倒下了。
醫(yī)護人員對其實施急救，但這次，任弼時沒能再醒過來。
毛主席聽聞此噩耗悲痛至極，他才46歲，這么年輕，是黨中央五大書記當中，年紀最小的。
悲傷之后，毛主席決定，要以最高殯葬規(guī)格來安葬這位老戰(zhàn)友。
送別任弼時那天，舉國上下，170多位領導人和昔日戰(zhàn)友紛紛前來吊唁，許多北平的市民和學生也自發(fā)組織前來吊唁。
早在一年前，周總理還和任弼時等人商議，為了好好安葬那些為革命犧牲的烈士，要在北京西郊建立一個革命公墓，也就是后來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可那時候周總理也沒有想到，這座公墓埋葬的第一位烈士，竟然會是任弼時。
在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詞，他拿著稿子，看著上面的字，卻始終看不清，更是張不開嘴，好幾分鐘都說不出話，鄧公戎馬一生，哪怕是面對最強悍的敵人，也不曾流過一滴淚，不曾感到過恐懼，可那一刻，他卻要強忍淚水，驅走心中的恐懼，革命勝利了，可他們這代人也逐漸老了，今后還不知道要面臨多少這樣的場景，這難道不可怕嗎？
事實上，任弼時的去世，讓很多黨中央領導人都意難平，因為他太辛苦了，從意氣風發(fā)的少年時期就投入到革命事業(yè)，一直到曙光來臨，大家一起期盼了大半輩子，眼看著好日子就要來了，他卻沒了，這怎么能不叫人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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