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
最近重看了大衛(wèi)·林奇的《藍絲絨》，片頭剛開始的畫面和音樂很祥和，美麗嬌艷的花朵，綠油油的草坪，然而，隨著鏡頭的不斷放大，卻發(fā)現(xiàn)在草叢下面宛如異形的巨大甲蟲，撕咬啃噬的聲音與黑暗一同降臨。
《藍絲絨》片頭畫面。? 豆瓣電影
這一幕，真的算是很典型的林奇式隱喻，亦如張愛玲的那句，“生命是一襲華麗的袍，長滿了虱子‘，與其說大衛(wèi)·林奇善于某種殘酷的荒誕，倒不如說這恰恰是生命的常調而已。
當電影制作人大衛(wèi)·林奇（David Lynch）今年一月去世時，我不僅哀悼一位偉大才華的逝去，也感到失去了一種理解人類思維的新方式。
我是社會與文化心理學家，研究人們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我和我的學生發(fā)現(xiàn)，林奇的作品在實驗室中能夠成為強有力的心理刺激，幫助揭示人類思維的內在運作方式。
大衛(wèi)·林奇的繪畫作品：鮑勃發(fā)現(xiàn)自己身處一個他無法理解的世界，2000年。? David Lynch
我尤其對人類進入哲學家阿爾貝·加繆所描述的“荒誕”狀態(tài)感興趣——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無法繼續(xù)賦予生活意義時，會發(fā)生什么。有時會感到一切都不再有意義。而研究這種特殊的心理狀態(tài)，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的思維。林奇的電影正是通向這種令人不安的心理狀態(tài)的一個入口。
當我們被“荒誕”擊中時，才更能理解人類的思維機制。
我們的研究表明，人類大腦有一個 “意義建構系統(tǒng)” ，幫助我們理解世界。 大腦接收著源源不斷的感官輸入，而這個系統(tǒng)一直在監(jiān)測一切是否符合邏輯，確保我們能理解正在發(fā)生的事情。它是一個類似恒溫器的自穩(wěn)系統(tǒng)，只有當我們遇到無法理解的情況時，才會觸發(fā)警報。此時，大腦中的顯著性網絡（salience network）就像在我們眼前揮舞一面紅旗，向我們發(fā)出信號——“出問題了，必須搞清楚！”[1]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能預測和控制身邊發(fā)生的事情。例如：我們轉動車鑰匙，汽車會發(fā)動，我們對售貨員打招呼，他們會微笑回應；九月的午后，我們走到戶外，陽光明媚。然而，有時現(xiàn)實會突然違背我們的預期，讓我們措手不及：轉動車鑰匙，卻聽到刺耳的聲音；對售貨員打招呼，卻被罵“滾開”；走到戶外，發(fā)現(xiàn)九月竟然下起了暴雪。
此時，我們的意義建構系統(tǒng)會被觸發(fā)，讓我們陷入短暫的迷茫，努力試圖弄清楚發(fā)生了什么。通常，我們能夠找到合理的解釋，系統(tǒng)就會恢復正常，我們也可以繼續(xù)過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我們遇到的情況過于荒誕，一時之間根本無法解析，那就會更深刻地暴露出我們意義建構系統(tǒng)的運作方式。
然而，在心理學實驗中，想要人為制造這種荒誕體驗并不容易——至少，必須以可控的方式來研究人類的大腦如何應對這種狀況。
2018年，大衛(wèi)·林奇在在洛杉磯的Kayne Griffin Corcoran畫廊舉辦畫展“我曾是一只少年昆蟲”。? Marcus Yam / Los Angeles Times
多年來，我們嘗試了各種方法，讓實驗參與者感到毫無意義、困惑不解，以研究人類如何應對這種心理狀態(tài)。
例如在魔術實驗中，我們曾讓參與者與一位實驗員交談，隨后悄悄換成另一位穿著相同衣服的人。大多數(shù)人完全沒有意識到換人了。 在“錯色”撲克牌實驗中，我們與參與者玩黑紅顏色顛倒的撲克牌（紅色的梅花、黑色的方塊）。大多數(shù)人無法察覺有任何不對勁。然而，這些實驗都不如讓參與者觀看大衛(wèi)·林奇的電影來得有效。
我們發(fā)現(xiàn)，觀看林奇的作品，尤其是2002年的短片《兔子》（Rabbits），是讓人陷入荒誕的最有效方法。
林奇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拍攝長篇電影，以善于操縱觀眾情緒的天賦而著稱。他的傳記作者克里斯·羅德利（Chris Rodley）曾指出：“林奇想要傳達的那種‘難以言喻的氛圍’或‘感覺’，其實源自一種智力上的不確定性——他稱之為‘迷失在黑暗與困惑中’。”
在林奇的眾多超現(xiàn)實、夢幻般的電影中，例如令人不安的驚悚片《藍絲絨》（Blue Velvet），亦或是神秘恐怖劇《雙峰》（Twin Peaks），我們最終選擇了《兔子》的片段作為實驗材料。
這部電影表面上看像是一部情景喜劇：幾個人穿著兔子服飾，似乎在進行對話。然而，他們說的話完全不搭邊，也沒有任何邏輯。背景中還不時插入不合時宜的笑聲和掌聲，再加上冗長的停頓與詭異的背景音，使得整部影片毫無敘事性，讓人不知所措。但是，你可能無法想象——觀看這部影片竟然能讓人感到深深的驚恐和不安。
我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人們在遭遇毫無意義的事件時，會感到“恐怖谷效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人們在同時感受到熟悉感與陌生感時，會產生恐怖的錯亂感。例如：疫情封鎖期間，原本繁華的街道變得死寂一片；像人類但動作怪異的機器人。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設計了一套心理測量工具，讓參與者評估自己感到多么“疏離”和“毛骨悚然”。結果表明[2]：觀看《兔子》的參與者所報告的不適感，達到了我們所有實驗中的最高值！
這部電影帶來的詭異和混亂感揭示了一個重要現(xiàn)象，即，人們如何努力維持自己生活中的意義。我們發(fā)現(xiàn)，當參與者經歷那種“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困惑，并無法弄清發(fā)生了什么時，他們會被促使尋找其他方式來重新獲得意義感[3]。
我們還發(fā)現(xiàn)，人們在面對這些荒誕無稽的體驗時，其中一種反應是更加堅定自己生活中的信念。于是，宗教信徒變得更加虔誠，自由主義者變得更加自由，保守派更趨于保守。通過加倍堅持自己的信念，人們能夠重新理解世界，從而驅散那種令人不安的詭異感，并重置他們的意義建構系統(tǒng)。
我懷疑，當今世界之所以如此兩極分化，部分原因在于世界正經歷著巨大的動蕩（如氣候變化、新冠疫情、人工智能威脅就業(yè)），這些動蕩不斷沖擊我們的意義建構系統(tǒng)，使我們在應對時變成了自己更加極端的版本。
林奇的電影之所以特別引人共鳴，或許正是因為我們往往不確定自己到底在經歷什么，因為場景中的各個部分似乎并不完全契合。這可能是因為角色們專注于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比如《雙峰》中的“來自另一地方的男人”談論某種口香糖的風潮回歸；也可能是因為不同的場景之間似乎毫無邏輯聯(lián)系，比如《穆赫蘭道》后半部分的敘事；又或者是因為我們所看到的東西實在過于荒誕不經，比如《橡皮頭》中那只重新活過來的烤雞變成了一個抽搐、滲出液體的怪物。我們可能會感到恐懼、厭惡、敬畏，或者只是困惑，但由于我們無法合理解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這種強烈的情感往往會在影片結束很久之后依然縈繞在心頭。
林奇以不愿解釋自己的電影而聞名。我所聽說的他最接近詮釋自己作品的一次，是在某次采訪中，他描述自己在一個晴朗的春日里陶醉于一棵盛開櫻花的美麗櫻桃樹。然而，當他走近仔細觀察時，卻看到樹干正在滲出黑色和黃色的樹脂，上面爬滿了紅色的螞蟻。“我發(fā)現(xiàn)，如果你再仔細看看這個美麗的世界，”他說，“你總會發(fā)現(xiàn)底下藏著紅色的螞蟻?！?/strong>
安息吧，大衛(wèi)·林奇。感謝你留下那些美麗的大師級影片。你讓我們直面自己最強烈的情感，你的作品照亮了我們內心最幽暗的角落。
參考文獻：
[1]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human-neuroscience/articles/10.3389/fnhum.2023.1133367/full
[2]heinelab-psych.sites.olt.ubc.ca/files/2025/01/2023-Uncanny-Feelings.pdf
[3]www2.psych.ubc.ca/~heine/docs/2013%20Acetaminophen%20and%20David%20Lynch.pdf
文/Steven J. Heine
譯/gross
校對/tim
原文/nautil.us/david-lynch-opens-a-portal-to-our-minds-1186260/
本文基于創(chuàng)作共享協(xié)議（BY-NC），由gross在利維坦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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