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供詞，揭開了24年前一場慘烈抓捕的幕后真相；一張地圖，成為革命先驅(qū)被捕的關鍵證據(jù)。這些偶然被發(fā)現(xiàn)的碎片，重新拼接出1927年那段血雨腥風的歷史。
為何一代先驅(qū)李大釗會被捕？是誰策劃了這場抓捕？答案，藏在歷史的深處。
1927年，北洋軍閥統(tǒng)治下的中國，正處于內(nèi)憂外患的混亂之中。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讓革命力量風頭正勁，而北洋軍閥的控制區(qū)域則日益縮小。張作霖作為奉系軍閥的首領，深感革命力量的威脅，決定采取一切手段打壓中國共產(chǎn)黨。
李大釗，這位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成為北洋軍閥的眼中釘。李大釗長期活躍在北京，領導北方的革命活動。他不僅在思想上啟迪民眾，還通過工人運動、罷工等實際行動推動革命。因此，北洋政府將他視為“首要危險分子”。
與此同時，國際局勢也為這場抓捕提供了契機。當時，蘇聯(lián)大力支持中國革命，蘇聯(lián)駐華使館成為北方革命的指揮中樞。李大釗等人因安全考慮，常常利用蘇聯(lián)使館作為掩護開展工作。北洋政府對此心知肚明，卻苦于無法進入使館抓人。后來，張作霖通過外交手段，取得了列強默許，得以對蘇聯(lián)使館進行搜查。這為李大釗的被捕埋下了伏筆。
新中國成立后，公安部門開始追查李大釗案的相關兇手。然而，案件時間久遠，兇手大多隱姓埋名，追捕工作困難重重。1951年，一名中統(tǒng)特務的供詞，終于讓案件出現(xiàn)了突破口。
中統(tǒng)特務的供詞與吳郁文的落網(wǎng)
1951年6月，鐵道部公安局抓獲了一名中統(tǒng)特務閻振郎。為了爭取寬大處理，閻振郎供出了一個重要線索——李大釗案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吳郁文，化名吳博哉，藏身于北京鼓樓灣一帶。
這一供詞，讓警方高度重視。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馮基平迅速安排偵查處副處長狄飛負責此案。狄飛是一名經(jīng)驗豐富的情報工作人員，他知道，這條線索極其重要，必須秘密調(diào)查。狄飛將任務交給偵查員溫振海，并反復叮囑：“這件事只能你一個人知道，調(diào)查結果直接向我匯報，不能打草驚蛇?！?/p>
溫振海是個老練的偵查員。他以街頭閑逛的方式，在鼓樓附近開始尋找“鼓樓灣”的具體位置。然而，轉(zhuǎn)了一整天，他都沒有找到這個地方。這讓溫振海感到疑惑，但他并沒有輕易放棄。他猜測，可能是建國后地名發(fā)生了變動，于是決定去鼓樓派出所查閱相關檔案。
在派出所的幫助下，溫振海發(fā)現(xiàn)，“鼓樓灣”確實已經(jīng)改名為“舊鼓樓大街”。這條街上的一個戶籍登記名為“吳博齋”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雖然名字略有不同，但“博哉”和“博齋”發(fā)音相同，很可能是記錄時的筆誤。
帶著這個線索，溫振海來到舊鼓樓大街4號。他假裝找人，進入了院子，并在周圍的閑聊中套話。院子里的鄰居告訴他，這個吳姓老人，以前是個大官，年輕時風光無限，但解放后就成了廢人，一條腿還瘸了，整天足不出戶。
溫振海進一步調(diào)查后，幾乎確定，這個老人就是當年的吳郁文。他將情況匯報給狄飛，狄飛又通過查閱舊京師警察局的檔案，找到了吳郁文因抓捕李大釗而受獎的記錄。證據(jù)充分后，警方?jīng)Q定對吳郁文實施抓捕。
6月20日，一輛吉普車停在了舊鼓樓大街4號院前。北京市公安局執(zhí)行科科長楊永宣帶隊進入院子，直接來到吳郁文的住所。面對突然出現(xiàn)的警察，吳郁文并未反抗。他已經(jīng)明白，這一天遲早會到來。被押解到公安局后，吳郁文交代了當年抓捕李大釗的全過程。
李大釗的被捕與北洋軍閥的手段
時間回到1927年3月，北洋軍閥在政壇上的日子已經(jīng)進入倒計時。張作霖深知，共產(chǎn)黨的存在是他最大的威脅。他得知李大釗藏身于蘇聯(lián)使館后，決定鋌而走險，實施抓捕。
張作霖通過外交手段，取得了列強的默許。隨后，他召集京師警察廳的高層，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計劃。吳郁文作為偵緝處處長，是此次行動的具體執(zhí)行者。
4月6日清晨，吳郁文帶領300多名全副武裝的軍警，包圍了蘇聯(lián)使館。盡管使館一開始試圖阻攔，但面對軍警的強硬態(tài)度，最終無力反抗。
軍警沖入使館后，按照事先掌握的情報，直奔李大釗所在的房間。吳郁文帶頭進入房間時，李大釗正在平靜地整理書籍。他抬頭看了吳郁文一眼，語氣平和地說：“我知道你們會來?！?/p>
沒有任何反抗，李大釗被帶走。與此同時，其他30多名革命者也被一并逮捕。
李大釗被捕后，北洋軍閥迅速設立特別法庭，對他進行審判。法庭上，李大釗坦然承認自己的身份和信仰。他說：“我的死不足惜，但希望中國的未來能有光明?！?/p>
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被押赴刑場。他是第一個走上絞刑架的人，神情依然平靜，從容就義。
北洋軍閥以為，消滅了李大釗，就能遏制革命的勢頭。然而，他們沒有想到，李大釗的犧牲，反而激發(fā)了更多人投身革命。他的精神，成為此后無數(shù)革命者的燈塔。
李大釗的審判與絞刑架背后的真相
李大釗被捕后，北洋政府迅速將其關押在京師看守所，并設立特別法庭對他進行審判。法庭的目的并非審理，而是為處決尋找一個所謂的“合法”依據(jù)。張作霖授意法庭：“務必從重，從快?！?/p>
李大釗在法庭上表現(xiàn)得異常平靜。他沒有為自己辯解，也沒有試圖爭取輕判。他知道，自己的結局早已注定。面對審問，他坦然承認自己的身份與信仰。他說：“我為信仰而來，也將為信仰而去?！?/p>
這次審判僅持續(xù)了幾個小時，就結束了。法庭宣布李大釗等20人“因從事顛覆活動”被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判決一出，社會各界一片嘩然。許多進步人士和普通民眾對北洋政府的暴行感到憤怒，各種抗議聲音此起彼伏。然而，北洋政府完全無視輿論的壓力，堅持執(zhí)行判決。
1927年4月28日，京師看守所的絞刑架被重新啟用。這是一個從意大利進口的鋼制絞刑架，早年被用來處決重大刑事犯，后來多年未曾使用。北洋政府認為，用這樣一件“洋刑具”來處死李大釗，既能顯示其“威嚴”，也能起到震懾效應。
在刑場上，李大釗神色平靜。他穿著一件灰色長袍，緩緩走上絞刑架。面對死亡，他沒有表現(xiàn)出絲毫的恐懼。他低聲對身邊的同志說：“革命的路不會因我們的犧牲而中斷。”隨后，他從容地閉上了眼睛。
這一天，北洋政府用絞刑架結束了20名革命者的生命，但卻未能阻止革命的浪潮。這座絞刑架，后來被保存下來，成為記錄這段歷史的重要實物。
兇手的最終下場
新中國成立后，李大釗案的兇手陸續(xù)被追捕歸案。吳郁文是第一個落網(wǎng)的主犯，隨后陳興亞在上海被捕，雷恒成通過群眾檢舉被發(fā)現(xiàn)。蒲志中雖然主動自首，但仍交代了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這些人都曾在北洋政府時期風光一時。然而，隨著歷史的進程，他們的罪行被逐一揭開。吳郁文因健康原因死于監(jiān)獄，陳興亞和雷恒成被依法處以極刑。蒲志中因自首并非主要策劃者，獲得了寬大處理，但仍受到了歷史的審判。
這些兇手的下場，既是法律的公正體現(xiàn)，也是歷史的一種必然結果。
李大釗，用生命捍衛(wèi)了自己的信仰。他的犧牲，并沒有讓革命的光芒熄滅，反而成為照亮后來者前行的燈塔。而那些曾經(jīng)以為能改變歷史的劊子手，終究未能逃脫正義的審判。歷史，從來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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