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好望角"叢書里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本，加藤陽子教授的《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zhàn)爭》或許是很多讀者朋友的首選。
作為“好望角”的第5位成員，這本書自2019年出版，至今依舊是豆瓣熱門日本史TOP10，1.9萬人想讀，近4000人讀后評價，打出8.1的高分。而作者加藤陽子的新書，也一直為大家所期待。
最近，繼《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zhàn)爭》《病入股肱》后，日本東京大學歷史學教授加藤陽子“戰(zhàn)爭三部曲”收官之作《滑向戰(zhàn)爭：決定歷史的交涉與日本的失敗》終于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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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世界三次追問“選擇哪一邊”的日本為何總是滑向戰(zhàn)爭？
為什么說“日本大眾并不知曉事件的真相”？
本書圍繞“九一八”事變、三國同盟的加入以及對美關系的抉擇，深入剖析了日本在二戰(zhàn)前的三次重大外交決策，揭示了這些決策如何將日本推向戰(zhàn)爭的深淵。
文 | 加藤陽子
選自《滑向戰(zhàn)爭：決定歷史的交涉與日本的失敗》
即便同為國民，做出的選擇也并非等價
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我們，不斷面臨著抉擇的難題，那些完全不曾設想的事情，也在不斷發(fā)生。大家也許還記得，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脫歐公投。雖然事前的預測大多認為投票結果將是英國繼續(xù)留在歐盟，但是結果出人意料，脫歐派獲得微弱優(yōu)勢，英國最終選擇了脫離歐盟的道路。
選擇之所以困難，是因為這一行動并非發(fā)生在“真空狀態(tài)”中，而是存在諸多前提與制約因素的。如作為民主政治根基的國會選舉，從2016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開始，選舉權的年齡限制從以前的20歲以上，下調到了18歲以上，有大約240萬人因此新獲得了選舉權。這次選舉權的年齡調整，是為了讓那些擔負著國家前途的人群的意見，能夠更早地在國家的政治層面得到反映。但是下面的數(shù)據(jù)告訴我們，即便同為國民，所做出的選擇也并非是等價的。
在2014年12月舉行的第47屆眾議院選舉中，如果將各年齡層的投票率乘以日本的總人口，就會發(fā)現(xiàn)60歲以上人口的票數(shù)，居然達到了30歲以下投票者的6倍（《日本經(jīng)濟新聞》2016年6月18日）。在同一個國家里，通過代議制這種形式，不同年齡層實質上的分量，竟是如此不同。
另外，同樣是針對第47屆眾議院選舉，東京大學谷口將紀研究室與《朝日新聞》進行的共同調查發(fā)現(xiàn)，對于修改憲法，有33%的選民表示贊成（包含“贊成”與“傾向贊成”），但是在當選議員中，贊成的比例達到了84%。如果只看自民黨占優(yōu)勢選區(qū)的情況，選民中的贊成者占比為46%，而自民黨議員的贊成比居然高達97%（《朝日新聞》2015年2月8日）。
這里以修改憲法作為例子，可以看出對于某一議題，選民與當選議員之間在意見上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分歧。在社會中生活的民眾與在國會開會的政治家的總體意見，并不是相同的。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有很多，而眾議院小選舉區(qū)制，以及參議院選舉中的一人選舉區(qū)等，這些容易造成選舉結果扭曲的選舉制度本身，無疑是存在不合理之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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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國民關系的核心，前所未有的動搖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看日本廣播協(xié)會（NHK）針對獲得選舉權的18歲和19歲人群的輿論調查結果，這些年輕人最關心的政治議題，不外乎就業(yè)、勞動環(huán)境、社會保障以及經(jīng)濟政策。結合剛剛提到的選舉問題，不難想象在有限的國家預算內，對于這些年輕人所看重的就業(yè)和勞動環(huán)境問題，以及60歲以上的人群更關心的社會保障問題，兩者大概會難以兼得，國家不得不做出取舍。
對于英國在公投中最終選擇了脫歐這一事件，國際政治學者伊恩·阿瑟·布雷默（Ian Arthur Bremmer）認為，圍繞著移民與主權等問題，國民對于國家的信賴感已經(jīng)受到很大削弱。他甚至感到兩者之間的社會契約已經(jīng)中斷，而投票脫歐則是國民向國家進行抗議的表現(xiàn)（《日本經(jīng)濟新聞》2016年7月2日）。
我也感到，不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世界范圍內，國家與國民之間關系的核心，都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動搖。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是一味鼓動那些面臨人生抉擇的人趕快進行選擇，顯然是行不通的。反過來，對于他們的選擇，背過身去、保持沉默，在某種意義上倒變得合情合理起來。
但是我依然不能認同這樣的做法。如果年輕人發(fā)現(xiàn)，當自己面臨選擇時，這個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并不公平，甚至裁判員也不公正，不應該陷入絕望，以至于自行斷絕與國家之間的社會契約。相反，糾正不公平的游戲規(guī)則，撤換不公正的裁判員，才是我們應當采取的行動。過去的歷史，能夠為我們提供做到這一切的方法和策略。所以我認為，了解過去的歷史，是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事情。
2015年，是太平洋戰(zhàn)爭日本戰(zhàn)敗70周年。日本政府在2015年8月14日，發(fā)表了經(jīng)過內閣討論決定的文章，即“內閣總理大臣談話”。其中對自幕末維新以來的日本歷史進行了評價，并表明了作為牽引世界走向繁榮的國家的決心。這一談話引起了日本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和評論，本書的第一章也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這一談話不過是國家書寫的“一種歷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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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導致日本滑向戰(zhàn)爭的交涉
那么，國家會在什么樣的場合去嘗試書寫和講述歷史呢？而我們作為國民，或是單純的個人，又會在怎樣的瞬間去嘗試書寫和講述歷史呢？盡可能正確還原過去的歷史，并通過這種書寫來幫助開創(chuàng)未來，這是歷史學家應盡的責任和應有的素養(yǎng)。因此在第一章中，我會通過留存至今的史料和著名人物的演說等材料，并加入最新的研究成果，來討論國家與國民的關系發(fā)生重大變動時，兩者之間的互動問題。
第二至第四章是本書的核心部分。先前我們已經(jīng)提到，選擇并非發(fā)生在“真空狀態(tài)”中，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制度制約，以及國際環(huán)境和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因此，當國家或個人面臨選擇的時候，擺在他們面前的選項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問題的本質，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看清過去的掌權者與輿論界通過各種誘導，為民眾準備的選項，還原在當時的世界中日本面臨的真正選項的形式與內容，并弄清楚日本最終實際做出了什么樣的選擇，通過以上這些努力，我們將捕捉到日本與世界沖突交鋒的瞬間。
問題的本質是否在選項中得到了正確的反映？如果能夠想到這一點，那么在外部環(huán)境刺激著自己的恐懼與愛憎等人類的基本感情時，在被“如果這樣做，就一定能……”這樣不真實的“確定性”所煽動時，冷靜判斷的可能性就增加了。接下來我就用三個例子，來說明為什么希望與大家一同思考在“選擇歷史”時的做法。
在過去，世界曾經(jīng)在三次交涉中，鄭重地要求日本“做出選擇”。1931年關東軍策劃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后，國際聯(lián)盟派出李頓調查團，圍繞著調查團提出的報告書，日本進行了交涉并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在本書第二章，我們會討論這一問題。
當時日本的報紙等媒體在李頓調查團公布報告書后，就開始用一些煽動性的標題，將報告書的內容渲染成是全面支持中國的主張。但是正如第二章講到的那樣，實際上中國認為這份報告書過分顧及日本所造成的既成事實，因而對報告書大加批判。報紙的標題與報告書的內容可謂大相徑庭。在讀過第二章以后，就能發(fā)現(xiàn)那些認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不顧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存在，一味偏袒中國的看法是不正確的。
第三章中，我們將關注1940年9月簽署的《德日意三國同盟條約》，這一條約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歐洲戰(zhàn)事以及美日兩國在太平洋地區(qū)的對立息息相關。在將英國與美國的動向納入視野的同時，這一章會重點討論日本與德國的外交交涉和最終達成一致的過程。當時的日本已經(jīng)陷入1937年7月爆發(fā)的全面侵華戰(zhàn)爭，不過對于1939年9月在歐洲爆發(f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日本依然處于中立狀態(tài)。歐洲戰(zhàn)場的形勢在1940年春天到初夏這段時間發(fā)生了突變，德國發(fā)動閃電戰(zhàn)之后，荷蘭、法國等國相繼戰(zhàn)敗，此時繼續(xù)與德國抗爭的歐洲國家實質上只剩下了英國。
納粹黨高唱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形成的凡爾賽體系，獲得了德國民眾壓倒性的支持，從而攫取了政權。在用閃電戰(zhàn)征服了西歐之后，德國下一步會在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qū)采取什么政策，日本當然會加以關注。通過參照日本國內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日本在德日意三國同盟的談判過程中的意外本意，以及中國方面出乎意料的反應。在讀過第三章后，一直以來日本軍部被德國的大勝所迷惑，懷著“趕火車”般的心態(tài)締結同盟條約的印象，想必也會改變。
第四章將會探討1941年4—11月的日美交涉。在交涉無果后，日本在同年12月8日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即便到了70多年以后的今天，對于日本做出的開戰(zhàn)選擇，除了基于實證的歷史研究，依然有許多其他的出版物也在進行形形色色的解釋。其中一種說法認為，美國為了援助在歐洲與德國作戰(zhàn)的英國，并阻止德國的影響力向中南美洲地區(qū)滲透，很早就開始準備加入歐洲戰(zhàn)局。但是，美國國內的輿論對于參戰(zhàn)相當消極，這讓羅斯?？偨y(tǒng)頗為頭疼。于是在日本準備偷襲珍珠港的密電被破譯之后，羅斯福故意不做防范，讓日本偷襲成功，由此點燃了美國人的怒火，美國順勢加入了戰(zhàn)爭。還有說法認為，日本下定決心與美國開戰(zhàn)，是因為石油被全面禁運，美國明知這一點，是故意實施強硬的經(jīng)濟制裁的。盡管這些說法都缺乏嚴謹?shù)恼撟C，但是依然頗有人氣。
關于日本偷襲珍珠港，如果仔細閱讀史料，從中了解當時日本與美國的考量，就應該會自然地否認剛剛提到的那些說法。令人意外的是，當時日本也在相當程度上破譯了美國方面的密電，在了解對方想法的情況下展開了談判。對美日雙方來說，什么才是展開談判的真正理由？第四章正是通過仔細研讀一份份史料，來試圖回答這一問題。
在終章部分，我們會探討在戰(zhàn)爭的慘禍中，日本選擇的道路。
一個不經(jīng)意的偶然就有可能讓世界的面貌發(fā)生巨大的改變，我們如今所處的正是這樣一個充滿激變的大時代。歷史上那三次導致日本滑向戰(zhàn)爭的交涉，我們今天能夠從中學習之處，當為數(shù)不少。
《滑向戰(zhàn)爭：
決定歷史的交涉與日本的失敗》
作者：[日]加藤陽子
譯者：章霖
出版日期 2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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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前，世界曾經(jīng)通過三次外交事件考驗日本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然而，日本最終都沒能選擇正確的道路。
本書是日本東京大學歷史學教授加藤陽子“戰(zhàn)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以外交交涉為切入點，圍繞日本歷史上的三次選擇，即如何處理“九一八”事變、是否加入德意日三國同盟、對美關系是戰(zhàn)還是和？詳述日本最終“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旋渦的來龍去脈。作者基于嚴謹?shù)臍v史研究和廣泛的檔案資料，深入分析日本的政治、外交和媒體環(huán)境，剖析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外交決策失誤，揭示了日本在近代史上多次選擇戰(zhàn)爭的道路，尤其是在二戰(zhàn)期間選擇與美國對抗并最終走向失敗的深層原因。
加藤陽子
加藤陽子，1960年出生于日本埼玉縣，曾任山梨大學助理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研究員?，F(xiàn)任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專攻日本近現(xiàn)代史。代表作品有《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zhàn)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與軍隊》（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等。
章霖，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畢業(yè)，文學博士，專攻日本近代史，現(xiàn)就職于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譯著有《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zhàn)爭》《毀滅與重生：日本昭和時代（1926—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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