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史上，王孝和與忻玉英的故事如同一曲悲壯的紅色戀歌。
1928年，浙江寧波鄉(xiāng)間的兩個家庭因一堵墻的緣分，為5歲的忻玉英和9歲的王孝和訂下娃娃親。
童年時期的王孝和是村里出名的“孩子王”，唯獨對忻玉英溫柔以待，曾為保護她被奪的雞蛋與人打架。
只可惜這段純真情誼卻因動蕩的時局被迫中斷——14歲的王孝和前往上海求學(xué)，逐漸接觸馬克思主義，并于1941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此時的忻玉英仍在鄉(xiāng)下苦等，按照當(dāng)?shù)亓?xí)俗，15歲的時候她就應(yīng)該收到王家的聘禮，并在16歲順利嫁過去了，直到1947年，19歲的忻玉英因王家遲遲未履約，攜母赴滬尋夫。
而在上海初見時，王孝和已蛻變?yōu)榈叵曼h骨干，不過公開身份是上海電力公司的抄表員。時隔多年后，忻玉英依舊記得時隔多年在上海重逢時王孝和穿的是一件土黃色燈芯絨夾克衫，還有他們一起吃的那頓飯都吃了什么。
她當(dāng)時不知道的是，為考察她是否可靠，組織上實際上正暗中觀察她的言行。
最終，組織上批準了兩人的這樁婚姻。對此，王孝和也曾坦言：“組織需要家庭作為掩護，而她的單純正是優(yōu)勢。”
不過婚后生活卻充滿“矛盾”。兩人蝸居在5平方米的陋室，王孝和常深夜歸家，身上帶著煙酒和香水味，忻玉英想要個孩子，但王孝和總刻意避孕，直到被母親臭罵一頓再加上忻玉英央求，他才妥協(xié)。
但后來，他又開始在家中聚眾“賭博打牌”，甚至還要忻玉英抱著孩子在門外幫忙“望風(fēng)”。
其實，所謂“賭局”實為地下會議，在當(dāng)時上海嚴峻的革命斗爭形勢下，地下黨只有采取這種方式隱蔽，并以王孝和的婚姻為革命提供掩護。這既是時代的無奈，也是革命者舍小我為大義的抉擇。只是當(dāng)時的忻玉英并不知曉。
在楊樹浦發(fā)電廠，王孝和以工會常務(wù)理事身份領(lǐng)導(dǎo)工人運動。他白天記錄電表數(shù)據(jù)，夜晚組織罷工，將家變成情報中轉(zhuǎn)站：陽臺暗洞藏文件，麻將桌下傳密令，甚至教會大字不識別的忻玉英用咳嗽、鋤地等暗號交接材料。
1948年“申九慘案”（上海申新第九棉紡織廠7500多名工人在上海地下黨領(lǐng)導(dǎo)下大罷工，軍警出動裝甲車、催淚彈，致3名女工死亡，百余人受傷并被逮捕）后，王孝和發(fā)動工人戴黑紗抗議，徹底激怒了國民黨當(dāng)局。
同年4月21日，王孝和上班前，抱著女兒親了又親，忻玉英后來回憶起來，“孝和好像知道自己要出事了”，果不其然，就在當(dāng)天上班途中，王孝和便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逮捕。
而就在被捕之前，國民黨特務(wù)實際上已經(jīng)到過王孝和家，并對他威逼利誘，但王孝和始終不為所動。
特務(wù)走后，王孝和實際上已經(jīng)預(yù)感到最壞的結(jié)果，他銷毀了所有的機密文件，并對懷孕的妻子留下遺言：“若我回不來，你要另尋良人……你從鄉(xiāng)下來，人單純，對上海這個地方復(fù)雜的人還不夠了解，將來物色對象時，一定要看清楚，切勿草率……”
獄中，王孝和遭受“磨排骨”（肋骨摩擦至滲血）等酷刑，卻始終未吐露同志信息。
中間，忻玉英曾被允許前往探監(jiān)，王孝和當(dāng)時剛被上過重刑，傷痕累累血跡斑斑，行動困難，但面對妻子，依舊艱難地扯出笑容，勸她不要傷心。
當(dāng)忻玉英告知他自己又懷孕時，他說：“我要做第二個孩子的爸爸了，你要做第二個孩子的媽媽了，不要哭，要高興才是?！?/p>
以后每次探監(jiān)忻玉英只是哭，王孝和卻總是鼓勵她，要堅信黑暗的社會不長了，國民黨就要垮臺了。
最后面對死刑判決，王孝和當(dāng)庭撕開囚衣展示傷痕，高呼“特刑庭亂殺人”，令在場眾人震撼落淚。
1948年9月30日，24歲的王孝和含笑赴死。劊子手因手抖連開三槍未中要害，他最終在“特刑庭不講理”的吶喊中倒下。就義前他回望人群的瞬間，被鏡頭定格為永恒，更令按下鏡頭的記者當(dāng)場落淚。
而他之所以在刑場上轉(zhuǎn)頭，是在尋找已經(jīng)懷胎八月的妻子，卻不知妻子已被特務(wù)拖離了刑場。
王孝和犧牲21天后，忻玉英生下遺腹女“佩民”，名字取自王孝和遺書“盼民之佩”。
整理亡夫的遺物時，忻玉英發(fā)現(xiàn)了50多封獄中家書，家書字字泣血：“我對不起你，但為正義而死無憾”“教孩子記住殺父之仇”。
這些文字徹底顛覆了她的認知，原來丈夫竟是潛伏六年的地下黨員。
曾經(jīng)的困惑也終于逐一解開，王孝和刻意避孕是怕牽連妻兒；所謂“賭博”實為革命會議；香水味是為混跡賭場獲取情報。
晚年，忻玉英回憶起來坦言：“他教我識字時說‘窮人團結(jié)如筷子難折’，當(dāng)時不懂，后來才知是革命真理。”
直至這時，忻玉英這位傳統(tǒng)女性，身為革命烈士遺孀，才終于在悲痛中覺醒，她將丈夫遺書保存下來，并培養(yǎng)兩個女兒繼承父志。
王孝和烈士就義后，上海萬人追悼，其事跡被寫入教科書，楊樹浦發(fā)電廠前豎起塑像。忻玉英則成為活著的紀念碑，90年代仍向青年講述“特刑庭不講理”的真相。
他們的故事揭示革命年代的特殊婚姻形態(tài)：愛情讓位于使命，家庭成為戰(zhàn)斗堡壘。王孝和遺書中“千千萬萬有良心的人會算這筆血賬”的預(yù)言，在1949年隨著上海解放得以實現(xiàn)。
這段歷史更折射出女性在革命中的雙重角色：忻玉英從“放風(fēng)工具”成長為精神傳承者，印證了革命對普通人的啟蒙力量。正如她在口述中強調(diào)：“他騙我是為了保護我，但我不恨——因為他騙得偉大。一段感情里面摻雜了革命，不是更好嗎？”
兩人之間的這種革命愛情不再局限于兒女情長，而是升華為對理想社會的共同求索，王孝和愛女兒，愛妻子，愛自己的小家，但為了革命事業(yè)，他犧牲了自己原本甜蜜的家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最終換來了新中國的解放，換來了更多美滿幸福的家庭。
素材來源：
[1]半個世紀的思念──訪王孝和烈士的遺孀忻玉英[J].上海黨史研究,1998,(05):41-42+
40.DOI:10.14019/j.cnki.cn31-1856/k.1998.05.012.
[2]周蕓.烈士王孝和:至暗時刻的光明火種[J].檔案記憶,2023,(03):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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