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十一年，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諾的美國記者再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埃德加·斯諾是毛主席的老朋友，早在1936年6月斯諾就訪問過陜甘寧邊區(qū)，并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采訪紅區(qū)的西方記者。此次來華，斯諾和毛主席這對老朋友再度見了面，而在這次交談過程中，斯諾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問題：您最絕望的時刻是什么時刻？
對于這一個問題，斯諾內心也猜測過主席可能會說出的答案，比如：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時；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時，上了肅反名單被追殺時；上司顧順章判黨通敵時等等，但他萬萬沒想到，毛主席點了一支煙，語氣凝重地說道：“1935年，張國燾帶領紅四軍南下要另立中央的時候，那時候我感覺前途未卜，甚至擔心革命就此失敗?！泵飨囊簧鷼v險無數(shù)，為何這件事情竟令主席覺得最絕望呢？我們來回顧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吧。
1935 年 6 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擺在黨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務，便是確定紅軍之后的根據(jù)地該往什么地區(qū)建立發(fā)展。當時擺在紅軍眼前的路線有三條，①向北走，兩大主力紅軍會合后，合力粉碎劉湘、胡宗南以及薛岳、楊森等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jù)地。 ②向西進，前往西康、青海、新疆，到經(jīng)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區(qū)域發(fā)展。③往南下，南下到成都，然后出長江、打武漢。其中南下和西進都是張國燾提出的方針，在當時的情況看來，北上開赴抗日前線是順應民心，而張國燾提出的“西進”卻脫離抗日前線，“南下”則又跳進了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域，這是對時局的錯誤判斷，最終經(jīng)過討論，中央一致贊同周恩來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方針。
作為中共創(chuàng)始人之一，張國燾的能力和才華是毋庸置疑的，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時，身為北大學子的張國燾積極發(fā)起學生示威運動，并始終沖在前面，成為第一批被抓的學生領袖。1919年6月7日，北京大學門口，全體學生們熱烈歡迎張國燾等出獄。不過他為人心胸狹窄，虛榮心強，好強爭勝，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反對，在建設紅軍的同時，張國燾曾大搞“肅反”運動。這場“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數(shù)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jīng)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zhàn)員?！倍敃r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還有一個數(shù)字是：12個團殺掉了六千人！由此可見張國燾的狠性和狹隘。
盡管中央確定了北上方案，但張國燾仍固執(zhí)地認為北上川陜甘，缺乏建立革命根據(jù)地的有利條件，為此他不斷拖延時間，見到張國燾的紅四軍遲遲不動軍，由于張國燾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戰(zhàn)役計劃因敵情變化不能實現(xiàn)，紅軍不得不改道經(jīng)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草地北上。6月18日中央發(fā)來電報催促道：“望即下決心為要”。由于電報溝通不太方便，中央為了堅定張國燾決心，于是邀請張國燾來懋功進行面談。
1935年6月25日，張國燾在兩河口與黨中央及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會面，中央本以為能夠說服張國燾，但萬萬沒想到，這次會面反而加劇了張國燾對北上決策的質疑，原因是他看到紅一方面軍減員和疲勞的現(xiàn)狀后，進而懷疑黨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戰(zhàn)略方針是錯誤的，這種想法在他的心中不斷蔓延，最終導致了后來張國燾的南下出走。
當時紅軍會合后，紅四方面軍的人數(shù)占著五分之四，所以張國燾身上“軍閥主義”和“槍指揮黨”思想愈發(fā)嚴重，他的個人野心急劇膨脹，并自恃槍多勢眾，開始公然向黨爭權。在張國燾的授意下，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提出由張國燾任軍委主席，迫于這樣的情況，7月18日，中革軍委發(fā)出通知，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tǒng)率指揮軍隊。
為了讓張國燾早日執(zhí)行北上方針，中央方面對張國燾做出了極大讓步，但張國燾依舊我行我素，最終在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公然宣布另立“中共中央”，驕橫跋涉的張國燾甚至宣布“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并下令通緝！
在張國燾南下初期，其實行南下戰(zhàn)略方針的部隊擊敗川軍取得了綏崇丹懋戰(zhàn)役的勝利，這也令張國燾洋洋得意起來，致電一方面軍領導聲稱“打開了川西門戶，奠定了建立川康蘇區(qū)勝利的基礎，證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說”，但很快蔣介石就糾集了20萬兵力對紅四軍發(fā)起進攻，最終令紅四軍方面損失1萬余人。另一方面，通過電報的傳遞，北上紅軍節(jié)節(jié)勝利的不斷傳來，這么一比較后，南下紅軍中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不滿的情緒日益增長，要求北上與中央會合的愿望也越來越強烈，最終在共產(chǎn)國際干預、調節(jié)，中共中央的不斷挽回下，10 月9 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到達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合。至此，紅四方面軍才重新回到了黨中央懷抱。在張國燾的瞎折騰后，返回后的紅四軍人數(shù)相比南下時足足少了一半之多。
很多人或許依舊不了解張國燾的和這次南下事件為何這么嚴重，其實我們只要回顧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歷史上許多農民起義軍最終失敗的原因都是領導層的分裂所導致的，比如太平天國的石達開出走、大西軍中孫可望和李定國的分裂，這些最終都導致了起義軍的失敗。對處于上升階段的武裝部隊而言，一旦發(fā)生領導層的分裂，其危害性足以令整個組織覆滅，熟讀歷史的毛主席自然也深知這一道理。所以當張國燾南下令立中央后，他深感焦慮，因為紅軍正面臨著生死關頭。1937 年 3 月 30 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時指出：“當時如果稍有不慎，那么會打起來的，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
那么張國燾的結局最終又如何呢？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在赴陜西中部祭掃黃帝陵之后，登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之后投靠了國民黨，在面謁蔣介石說的第一句話是：“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多年以后，毛主席對張國燾如此評判道：“此人一貫稱自己是‘中國的列寧’，什么都爭第一。但是他只看見局部而看不到全體，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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