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人員跨國流動日益頻繁，加入外籍的現(xiàn)象也屢見不鮮。在我國，有這樣一群特殊的群體，他們或是演藝界明星，或是商業(yè)領域的企業(yè)家，雖長著中國面孔，卻已加入外國國籍，同時又在中國持續(xù)撈金，這一現(xiàn)象背后隱藏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先將目光投向演藝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給予了不少有華裔背景的國外演藝人士過多關注。像劉亦菲，持有美國國籍，盡管長期在中國發(fā)展演藝事業(yè)，憑借《去有風的地方》《玫瑰的故事》等作品收獲了大量粉絲，但在2023年金鷹獎評選中，因國籍問題被除名；鞏俐加入新加坡籍后，依舊活躍于中國影視圈，她在《奪冠》中飾演郎平的表現(xiàn)引發(fā)熱議，即便多次強調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國籍問題卻始終備受爭議；李連杰為進軍好萊塢先加入美國籍，后因子女教育轉為新加坡籍，雖仍在中國參與公益活動及影視項目，但身份轉換也飽受公眾議論；張鐵林因《還珠格格》《鐵齒銅牙紀曉嵐》走紅，以“皇帝專業(yè)戶”形象深入人心，其英國國籍備受爭議，他雖辯稱改籍是為“更好弘揚中國文化”，但公眾對此說法并不買賬；
斯琴高娃入籍瑞士，卻憑借《大宅門》《康熙王朝》等經典作品在中國演藝界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其演技廣受認可，國籍問題卻偶爾被提及；陳沖早年赴美發(fā)展并加入美國籍，多次回國參演如《末代皇帝》等影視作品，卻因國籍和不當言論飽受批評；竇驍因《山楂樹之戀》走紅，近年因與賭王之女何超蓮的戀情備受關注，而他加拿大籍的身份也時常被人提及；趙立新曾參演《羋月傳》《遠大前程》等劇，卻因不當言論引發(fā)爭議后逐漸淡出公眾視野，其瑞典國籍也成為大眾討論的焦點；蘇小明加入法國籍后回國轉型為演員，參演《大江大河》等劇，雖未公開強調國籍，但身份也常被大眾提及。除此之外，還有白靈、林路迪、汪可盈等眾多美籍或加拿大籍的華裔演員，他們在中國吃住，長著中國面孔，卻是外國人，在中國撈金，國外納稅。
中國《國籍法》不承認雙重國籍，近年來“限籍令”等政策不斷加強對外籍藝人的限制，限制其參評獎項或出演主旋律作品。對于這些外籍藝人，部分人認為國籍屬個人選擇，應更關注作品；但另一部分人則批評其“國內撈金、國外消費”，缺乏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事實上，當他們選擇更改國籍的那一刻，在精神層面上已經與中國的血脈聯(lián)系被悄然掐斷，即便嘴上說著對中國的熱愛，也難以掩蓋其內心歸屬感的轉變。中國一直秉持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海納百川，包容天下，但這些人已經更換了身份，成為了他國公民。
相較于演藝界人士，那些加入外籍卻仍在中國賺錢的企業(yè)家們，更值得我們關注。段永平在2001年加入美國國籍，作為步步高、小霸王的創(chuàng)始人，他帶出的徒弟創(chuàng)辦了OPPO、vivo和拼多多等知名企業(yè)，在中國市場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從中獲得了豐厚收益。然而，他卻被指將在國內積累的財富轉移至海外投資，同時又保持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恩捷股份董事長李曉明一家五口均為美國國籍，恩捷股份在國內電池隔膜領域占據(jù)重要地位，市值頗高，李曉明家族通過企業(yè)經營和資本運作在中國獲取了大量財富；
海底撈創(chuàng)始人張勇與妻子于2017年移民新加坡，據(jù)稱是為了企業(yè)國際化布局和稅務規(guī)劃，海底撈已成為中國餐飲業(yè)標桿，卻也被質疑通過移民規(guī)避高額稅收，同時繼續(xù)依托中國市場擴張業(yè)務；
施正榮作為尚德太陽能電力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中國光伏產業(yè)先驅，1993年加入澳大利亞籍，回國創(chuàng)業(yè)后一度成為中國首富，公司破產后雖逐漸淡出公眾視野，但仍參與國內新能源項目，其被質疑利用中國政策紅利發(fā)展事業(yè)，最終卻選擇外籍身份，且公司破產后資產流向備受關注；
融創(chuàng)中國創(chuàng)始人孫宏斌，作為房地產行業(yè)領軍人物，早年因挪用公款入獄，后創(chuàng)立融創(chuàng)并迅速崛起，移民美國后，仍主導國內房地產市場的“買買買”策略，被批評“國內賺錢國外花”，移民動機被指涉及資產保護和國際市場便利性；俏江南創(chuàng)始人張?zhí)m為推進俏江南境外上市，于2012年變更國籍至圣基茨和尼維斯，后因對賭協(xié)議失敗失去公司控制權，近年轉向直播帶貨，被指利用“愛國人設”吸引流量，但其實際國籍與商業(yè)行為存在明顯反差；張欣留學美國并加入美籍，作為潘石屹的妻子，主導SOHO中國的地產投資，夫婦多次向哈佛、耶魯?shù)让绹咝＞栀浘揞~資金，但對國內教育捐贈較少，引發(fā)公眾質疑，被指通過移民轉移資產，慈善行為更偏向海外利益。
這些企業(yè)家變更國籍的原因大多是出于商業(yè)便利、稅務規(guī)劃、子女教育等考慮，但其主要財富積累仍依賴中國市場。雖然國籍變更本質上是一種法律行為，而文化歸屬、情感認同屬于精神層面，企業(yè)家的商業(yè)決策或許基于國際化戰(zhàn)略、稅務優(yōu)化或家庭需求，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與中國的情感聯(lián)系就此徹底切斷，例如部分企業(yè)家移民后仍通過基金會支持國內教育，深度參與國內建設。然而，爭議的焦點往往在于他們在享受中國發(fā)展紅利之后，是否還能積極回饋社會。
有人為這些企業(yè)家辯解，認為他們的行為無可厚非，這似乎有些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意味。打個比方，就像一位垂釣者，看到一條河里有很多魚，便找到一處沒有雜草、視野開闊的好位置，然后喂窩子下誘餌，釣出很多魚，一方面滿足了自己的成就感，另一方面把這些魚拿回家，或油炸或清燉，盡情享受美味。在這里，這條河就是中國，而垂釣者的家是異國他鄉(xiāng)。這些企業(yè)家很可能會將在中國賺取的真金白銀轉移至國外，他們在國內的投資就如同下的誘餌，只是為了釣取更多更大的“魚”。
我們很難看到一位出生在加拿大的人加入中國國籍后還在加拿大賺錢的演員，也看不到一位出生在新加坡的人加入中國國籍后還在新加坡賺錢的歌星。同樣，我們也不希望“中國籍”僅僅成為國際競爭力的標簽，而非情感綁定的工具。將這一問題上升到“國家尊嚴”層面，本質上是民族復興過程中身份焦慮的一種體現(xiàn)?！懊孀印敝皇潜硐?，“里子”才是關鍵。當中國的市場規(guī)模、科技實力、文化魅力足夠強大時，自然會出現(xiàn)“美國出生者以中國籍身份在好萊塢成名”或“加拿大企業(yè)家持中國籍主導北美業(yè)務”的案例。
李嘉誠早在1983年就移民加拿大，并很快取得加拿大國籍，這一選擇被認為是為家族后續(xù)國際商業(yè)布局，同時利用加拿大與美國的緊密聯(lián)系為家族提供更多發(fā)展機會。他的兩個兒子李澤鉅、李澤楷也在父親移民后跟隨入籍加拿大，為家族在北美市場的投資提供了便利。加拿大與美國的教育互通、稅收政策寬松，以及高凈值人群的移民友好環(huán)境，被認為是李嘉誠選擇加拿大而非英美的重要原因。盡管李嘉誠家族持有加拿大籍，但李嘉誠同時保留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且香港法律承認雙重國籍。李嘉誠曾做出出賣港口的惡劣行為，為美國打壓中國的政策遞刀遞槍，引起軒然大波，嚴重影響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這種行為必須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并出手干預。
部分民眾認為外籍人士在華獲利后轉移資產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才流動的常態(tài)，應區(qū)分個人職業(yè)選擇與政治立場，這種言論是極其錯誤的。這就如同中國這艘巨輪被扎了一個孔，如果不堅決堵住，必然會造成嚴重后果，所以我們必須警惕“李嘉誠效應”，給資本立規(guī)矩，防止類似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再次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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