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出版于1985年，當時電視媒體正在蒸蒸日上，尼爾·波茲曼講述了電視作為新的媒體介質對傳統(tǒng)印刷行業(yè)的沖擊，進而通過其形式重塑人類認知方式與社會文化結構，使得人類社會進入一個萬物皆可娛樂，社會整體思維逐漸流于淺薄的時代。
40年過去了，這部著作又被人們翻了出來，他的理論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更加愈演愈烈，趨于極端化了。在當下短視頻、算法推薦和流量經濟主導的互聯(lián)網時代，尼爾·波茲曼的預言非但未過時，反而以更極端的形式成為現(xiàn)實。
在印刷時代，線性文字迫使讀者建立邏輯鏈條，形成理性思辨能力，簡單說：就是要用腦子，才能看懂書本。
而當代算法推薦機制通過數(shù)據(jù)畫像精準投喂內容，表面上滿足個性化需求，實則將人困于“信息繭房”，削弱多元視角的接觸機會。波茲曼擔憂的“技術壟斷”在此顯現(xiàn)：技術不再服務于人，而是通過娛樂化機制將人異化為流量數(shù)據(jù)的附庸。
你以為平臺是未你提供服務的，其實你是平臺的人肉電池，沒有你對平臺提供的喜好喂養(yǎng)數(shù)據(jù)，平臺也只是一個空洞洞的廠房，根本不會對你產生任何影響。
本來使用平臺的我們，被平臺挾持的流量，精準內容的喂投，越來越將觀點不同的人匯聚一起，趨于極端化、刻板化、非理性化。
娛樂不僅是文化現(xiàn)象，更是資本增殖工具，社交媒體平臺通過“注意力經濟”將用戶時間貨幣化，形成波茲曼未能預見的“娛樂-資本”合謀結構。
問一問，我們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娛樂嗎？新聞娛樂化、購物娛樂化、影視娛樂化、社會事件娛樂化、學習娛樂化等等，不娛樂毋寧死嗎？
按今天媒體行業(yè)對社會的滲透程度，某種意義上，平臺幕后的媒體平臺掌握了之前政府掌握的輿論影響力，特朗普被美國各大平臺推特、臉書、Instagram、YouTube等全網禁言的那幾年，堪比政府動用行政權力對個人的封殺，逼得特朗普創(chuàng)建了自己的社交平臺“Truth Social”來應對。
然而，政府需要對公眾負責，各大媒體平臺都是屬于私人老板所有，雇員只需對老板負責，外人無權干涉企業(yè)運營，可是各大媒體平臺的影響力已經堪比政府的行政權力了，這樣的權力掌握在私人老板手中，還合適嗎？
我們普通個人對抗平臺的辦法并不多，其實也沒有必要跟平臺對抗，我們對抗的：僅僅是我們自己而已。
1、限制自己無節(jié)制的使用手機。手機只是你的工具，你并不是手機的奴隸，只有你需要使用它，并不是它需要你。
2、培養(yǎng)深度閱讀的習慣。哪怕是每天10分鐘的閱讀，日積月累，逐漸增加到30分鐘，1小時，2小時，訓練自己養(yǎng)成系統(tǒng)思維的閱讀能力。
3、多參加線下活動。免費的公園到處都有，不同的公交路線和地鐵路線，走過的是不一樣的風景，呼吸的是自然的空氣，而不是0和1的電子符號。
當各大平臺日均活躍用戶突破10億量級，我們不得不直面尼爾·波茲曼留下的世紀之問：在技術壟斷時代，人類究竟是媒介的主人，還是娛樂的囚徒？答案或許藏在我們每個微小的選擇里——是放任手指無意識地下劃刷新，還是主動走進圖書館翻開紙質書頁；是沉迷于虛擬世界的點贊狂歡，還是在現(xiàn)實世界中培育真實的人際聯(lián)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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