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脫》
如果你時常感到自己被社會暴擊，但并不清楚這一切是怎么發(fā)生的，那么你不可錯過馬克斯·韋伯的著作。
馬克斯·韋伯是近代以來重要的一位思想巨擘、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涉獵廣泛，囊括經(jīng)濟、法律、宗教、政治等諸多學科領域，對資本主義、官僚制、宗教、權(quán)力關系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
他提出的工具理性、“現(xiàn)代性牢籠”等概念對現(xiàn)代社會有極強的批判性和解釋力。他用深刻且滿懷憂慮的口吻提醒我們，盡管對理性的充分運用塑造了我們所處的現(xiàn)代社會，但是理性運用到極致會產(chǎn)生非理性的結(jié)果，這種吊詭現(xiàn)象會使每個人困于現(xiàn)代性的牢籠之中。
因此，韋伯是一位與普通人站在一起的社會學家，通過他的著作，我們能夠了解自己的生活是被什么更龐大的力量所決定和塑造，生活中彌漫著的不可名狀的壓抑和痛苦又是從何而來。
理想國韋伯作品集包括了韋伯“世界諸宗教的經(jīng)濟倫理觀”以及“制度論與社會學”兩大系列的全部著述，囊括了這位學術(shù)大師一生的思想與研究精髓。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盛贊這套韋伯作品集有三大特色：選目的周詳，編譯的慎重，譯者的出色當行。著名社會學家蘇國勛教授認為，本套書的譯文是由經(jīng)過專業(yè)訓練的學者基于研究之上的翻譯，譯文水準上乘，譯作品質(zhì)精良。
下文中，我們重點介紹《學術(shù)與政治》以及韋伯關于“世界諸宗教的經(jīng)濟倫理觀”的4本經(jīng)典著作。在《學術(shù)與政治》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韋伯的學術(shù)激情、政治理想以及他對現(xiàn)代社會之未來深深的憂慮。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古猶太教》是比較研究的典范之作，讀者不僅可以增進中西印猶宗教方面的知識，還能從韋伯旁征博引的行文中，深入韋伯的宗教研究背后最核心的問題意識：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進而對社會的建構(gòu)與運作、人與社會的關系等問題產(chǎn)生更深入的認識。
《學術(shù)與政治》
作為社會學古典理論三大奠基人之一，韋伯的思想體系宏大龐博，而《學術(shù)與政治》是理解其思想的鑰匙文本，韋伯將一生的經(jīng)驗和學識都濃縮其中。本書收錄馬克斯·韋伯膾炙人口的兩篇演講：《學術(shù)作為一種志業(yè)》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yè)》。
這兩次演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終戰(zhàn)前后，昨日世界業(yè)已崩塌，新的社會及政治秩序尚未成型，德國年輕人中彌漫著一股迷惘的集體氛圍和左傾的政治浪漫主義。面對著渴求意義與先知的聽眾，韋伯刻意與紛亂的時事保持距離，將他的主題置放于思想史及社會史的脈絡中，從而對現(xiàn)代世界做出根本性的診斷，并將此診斷運用于德國所面對的政治局勢：在一個祛魅后的世界，學術(shù)及政治是否能成為一種志業(yè)？對世界有所知和對世界采取行動之間的統(tǒng)一，是否能在學術(shù)中或在政治中實現(xiàn)？
與韋伯其他著作不同，《學術(shù)與政治》更為直接地表達了他身為學者和政治家對現(xiàn)實的強烈關懷——源于托爾斯泰的沉思：生命還有“終極價值”嗎？對此，韋伯做出了冷峻而又寄托深遠的回應。這種回應，在今日精神荒涼的現(xiàn)代世界，尤予人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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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公共領域（?ffentlichkeit）隱沒，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個超越世界，或者流于個人之間直接關系上的一種博愛。
政治是件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時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歷史經(jīng)驗都證明了一條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執(zhí)著地尋覓這個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領袖才能做這樣的事，他不但應是領袖，還得是十分平常的意義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領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須使自己具有一顆強韌的心，以便能夠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滅。他們現(xiàn)在必須做到這一點，不然的話，他們甚至連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個人得確信，即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愚鈍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為之獻身，他仍能無怨無悔；盡管面對這樣的局面，他仍能夠說：“等著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才能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近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具有支配性力量的資本主義，何以獨獨從西方文明中孕生出來？韋伯從文化宗教對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制約這一角度提出，近代資本主義以其理性化的持續(xù)經(jīng)營和組織勞動為特征，而資本主義精神中的核心要素，即“天職”思想、為職業(yè)勞動獻身的工作倫理，與基督新教的禁欲性格具有天然的內(nèi)在親和性。雖然禁欲精神助長了近代經(jīng)濟秩序的誕生，但資本主義在建立起決定一切的秩序后，將自己的根基盤踞在機械文明之上，新教的入世禁欲精神，則解體為純粹的功利主義。
本書是馬克斯·韋伯最具代表性同時也是最具爭議性的著作，發(fā)表之際即引發(fā)了國際范圍內(nèi)的激烈爭論，一百年過去，它仍舊被反復討論。書中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獨特見解，在大陸學界影響巨大，是一代代學人的必讀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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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chǎn)階級商人意識到他們領受著上帝完全的恩典，并且受到上帝切實可見的保佑。只要他們注意保持言行舉止的正確得體，道德行為的無可挑剔，以及他們對財富的使用不會引起異議，那么他們就可以竭盡全力地去追求經(jīng)濟利益，并且將其視作是一種責任的履行。與此同時，宗教禁欲主義的力量還為這些資產(chǎn)階級商人提供了嚴謹、盡責又極為勤勉的勞動工人，而這些人則將工作視為上帝安排給他們的人生目標。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是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同屬于三大卷本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首卷。在本書中，韋伯專注于探索中國社會里那些與西歐不同的地方，以此突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并且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fā)展呢？
韋伯在本書中分析了中國的國家、法律、城市、行會、士人階層、正統(tǒng)禮教、異端信仰等，無非是想借此構(gòu)筑出：中國人想的是什么、做出來的又是什么，以及所想與所做之間的關系。而儒教官紳知識階層，在韋伯所構(gòu)筑的傳統(tǒng)中國歷史舞臺上，展現(xiàn)出使中國整體文明與西方文明大相徑庭的堅實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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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靈魂”從未受過先知革命的洗禮。也沒有屬于個人的祈禱。受過禮儀訓練且精通典籍的官員，以及——最重要的——皇帝，照料一切事務，而且也只有他們能夠如此。
無論如何，儒教總是彌漫著一種絕對的不可知論以及根本上的否定氣氛，反對任何對于彼世的冀望。
在中國的家父長裁判下，西方觀念中的律師，根本無法占有一席之地。氏族成員里若有受過典籍教育者，就成為其族人的法律顧問。否則就請一位略通文墨的顧問來寫成書面訴狀。這個現(xiàn)象是所有典型的家產(chǎn)制國家，特別是帶有東方印記的神權(quán)的、倫理—儀式主義的國家，所具有的特色。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
本書屬于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與《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一起構(gòu)成“世界諸宗教之經(jīng)濟倫理”之研究成果，屬于三大卷本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二卷。作者在本書中研究了印度的宗教。作者認為，對亞洲整體而言，中國扮演了類似法國在近代歐洲所扮演的角色：所有世情通達的“洗練”，莫不是源自中國中原地區(qū)，再傳布于中國西藏地區(qū)、日本和中南半島。相反的，在亞洲，舉凡超越現(xiàn)實利益的思想，很少能不將其根源追溯到印度的。尤其是，印度的（不管正統(tǒng)或異端的）救贖宗教，在整個亞洲地區(qū)扮演了類似于基督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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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基本上反種姓的教派接納了原屬印度種姓的成員進入其共同體，并且使他們解脫了原有的種種儀式義務時，結(jié)果則是：這些拋棄原來種姓禮儀的所有改宗者，悉數(shù)被其種姓破門逐出而成為無種姓者。除非這個教派能夠一舉推翻整個種姓秩序，而不光是爭取到它的部分成員，否則，就種姓秩序的立場而言，此等教派不過是客族之類——一種宗教上的客屬族群，地位尷尬曖昧地存活于依然健在的印度教社會秩序之旁。
《古猶太教》
《古猶太教》是《宗教社會學論集》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前研究古猶太教都是從宗教學的角度，以文獻考證來看待古猶太民族與現(xiàn)代基督教的關系，而韋伯則用社會學的方法重新梳理史料，把古猶太教放在西方和近東整個文化發(fā)展交匯點上審視這一宗教歷史的內(nèi)在理路，從而揭示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兩大對立宗教文明盤根錯節(jié)的難解因由，從而寫出他對猶太教歷史發(fā)展過程的一家之言。國內(nèi)猶太教研究專著不多，而有深度和廣度的更少，本書的出版彌補了這一學術(shù)研究盲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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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社會學而言，猶太人到底是什么？——一個賤民民族（Ein Pariavolk）。意思是，正如我們所得知于印度人的：一個在禮儀上——無論就形式或事實而言——與周遭社會環(huán)境區(qū)隔開來的客族（Gastvolk）。猶太人對周遭環(huán)境所抱持的態(tài)度的所有基本特征，都可以從他們這種賤民存在里推衍出來：特別是早在（中世紀的）強制隔離之前他們就已自愿性地生活于猶太人區(qū)（Ghetto），以及他們對內(nèi)道德與對外道德的二元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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