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書法，臨帖是必經之路。然而，臨帖不是復刻古人，通過臨帖最終寫出個人風格是學書的最終目的，不過入帖容易出帖難，想要擺脫前人的窠臼塑造個人風格是每個學書者面臨的難題。前人的很多經驗值得借鑒，但是這不會是一條容易的道路。
當今很多書法家推薦《圣教序》作為學習行書的第一本帖，引來很多學書者都去學習《圣教序》，然而真正能夠得《圣教序》精髓的人并不多，能夠走出《圣教序》的人就更少了，走進《圣教序》需要勤奮臨帖，而走出《圣教序》僅僅靠臨帖就無法做到了。
張旭光的學書經歷，尤其是他對《圣教序》的解構與重構，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啟示。他的實踐表明，主動創(chuàng)變是書法學習的關鍵，唯有在傳統(tǒng)中注入個人理解，才能形成獨特風格。
張旭光初學行書時，專注于《圣教序》的臨摹。這本集王羲之書法精華的碑帖，法度嚴謹，筆意精微。他像大多數初學者一樣，力求形似，反復錘煉每一筆、每一字。然而，這種亦步亦趨的學習方式，雖能打下扎實基礎，卻容易陷入僵化。張旭光很快意識到，若僅止步于此，終難突破前人窠臼。
轉折點出現在一次參觀漢代石刻的經歷中。那些歷經千年風雨的碑刻，線條雄渾，氣象恢宏，深深震撼了他。與《圣教序》的精致典雅不同，漢代石刻展現出一種磅礴的生命力。張旭光頓悟：書法不應只是技巧的堆砌，更需精神的灌注。他立下誓言，要在行書中融入漢碑的雄強氣魄。
這一目標促使他對《圣教序》進行解構。他不再滿足于被動模仿，而是以批判性思維審視每一個字。先精臨至形神兼?zhèn)?，再大膽拆解，按照自己的審美理想重新組合。比如，他將漢隸的厚重筆意融入行書，強化線條的力度；又通過調整結字疏密，增強視覺張力。這一過程，既是學習，更是創(chuàng)造。
解構的關鍵在于“破”與“立”。張旭光曾提到，他常將一個字反復書寫數十遍，直至徹底掌握原帖風貌，再嘗試改變其姿態(tài)?；蚶L筆畫，或壓縮結構，甚至打破原有章法，探索新的可能性。這種實驗看似冒險，實則是對傳統(tǒng)的深度消化。唯有真正理解規(guī)則，才能駕馭規(guī)則，進而超越規(guī)則。
主動創(chuàng)變并非盲目求異，而是基于深厚積累的理性選擇。張旭光的重構始終以《圣教序》為根基，只是融入了個人對“雄強”美學的追求。他強調，變的前提是“像”，只有先與古人對話，才能與古人辯駁。這種辯證的學習方法，避免了野狐禪的流弊，也杜絕了食古不化的僵局。
在長期實踐中，張旭光逐漸形成了鮮明的個人風格。他的行書既保留了王羲之的飄逸靈動，又注入了漢碑的渾厚蒼茫。這種風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過無數次解構與重構的循環(huán)實現的。他的作品告訴我們，傳統(tǒng)的生命力在于不斷被重新詮釋。
張旭光的經驗對當代書法學習極具啟發(fā)性。許多人臨帖多年，卻始終困在形似的層面，缺乏突破的勇氣。究其原因，是未能將臨帖視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活動。臨摹不僅是復制，更是對話；不僅要用手，更要用腦、用心。唯有主動介入，才能將古人精華化為己用。
書法學習的最高境界是“出帖”，即從臨摹走向創(chuàng)作。這一過程需要兩種能力：一是深入傳統(tǒng)的“沉潛力”，二是突破傳統(tǒng)的“爆發(fā)力”。張旭光的成功，正在于他兼具二者。他像一位考古學家，耐心挖掘《圣教序》的奧秘；又像一位建筑師，以這些碎片構建自己的藝術世界。
當代書法教育往往強調技術訓練，忽視思維培養(yǎng)。張旭光的方法提示我們，臨帖時應帶著問題意識：古人為什這樣寫？我可以怎樣變？這種反思性學習，比機械重復更有效率。書法是藝術，而藝術的本質在于創(chuàng)造。沒有創(chuàng)變意識，再熟練的技巧也只是工匠之作。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張旭光的實踐體現了中國文化“守正創(chuàng)新”的精神。傳統(tǒng)不是枷鎖，而是跳板。王羲之之所以偉大，正因他在前人基礎上自出新意；后世學王者眾，唯有個性鮮明者留名青史。書法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解構與重構的歷史。
回到《圣教序如何出帖》這一命題，答案已清晰可見：出帖的路徑在于主動創(chuàng)變。張旭光以《圣教序》為原點，以漢碑為參照，通過解構經典、重構自我，最終走出了自己的路。這對每一位學書者而言，既是鼓舞，也是挑戰(zhàn)——傳統(tǒng)永遠在呼喚新的詮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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