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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Gemini

圖 / ChatGPT

Prompt / 王兆洋

美國中部時間周六(5月3日),被譽為“投資界春晚”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年度股東大會上,聚光燈一如既往投向了主席臺中央那位94歲的傳奇人物——沃倫·巴菲特。然而,在這個看似尋常的周六,空氣中除了對智慧的慣常渴求,還彌漫著某種告別的預兆與現(xiàn)實的寒意。

會議的高潮并非出現(xiàn)在對某個投資案例的復盤,而是在長達五小時問答環(huán)節(jié)行將結束之際。

巴菲特以其特有的平靜語氣,投下了一枚真正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消息:

“我現(xiàn)在想借這個機會,提前和大家談一件事……現(xiàn)在是格雷格·阿貝爾(Greg Abel)應該在年底正式接任伯克希爾首席執(zhí)行官的時候了?!?/b>周日的董事會上他將正式提議,并“相信董事會會全票支持”。

這位執(zhí)掌伯克希爾近六十載、將其從瀕危紡織廠塑造成商業(yè)巨擘的老人,終于明確了交棒時間表。他還以一種極致的信任姿態(tài)承諾,自己不會出售任何一股伯克希爾股票,甚至斷言,在阿貝爾的領導下,“伯克希爾的前景會比我自己領導時更好”。當然,他也為自己保留了一絲回響:

“將來有可能出現(xiàn)一個可以大量投資的機會。如果那一刻到來,我仍可能會出來出點主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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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宣告并非憑空出現(xiàn),而是伴隨著令人警惕的現(xiàn)實注腳。就在同一天,伯克希爾公布了其2025年第一季度財報:

運營利潤同比大幅下滑14%,從去年同期的112.2億美元降至96.4億美元,核心的保險承保業(yè)務利潤更是近乎腰斬(暴跌48.6%)。財報還將美元貶值列為不利因素,并罕見地在風險提示中點名了美國現(xiàn)行關稅政策及地緣政治風險帶來的顯著不確定性。與此同時,公司賬上的現(xiàn)金及短期國債儲備已飆升至驚人的3477億美元,再次刷新歷史記錄,占總資產比例高達27%,遠超約13%的歷史均值。這筆巨額現(xiàn)金,既是實力的象征,也無疑是對當前投資環(huán)境的一種無聲的、極度謹慎的判斷。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巴菲特周六當天對具體政策的評論顯得尤為突出。當被問及關稅問題時,他給出了迄今為止最直接的批評:

“美國不應該‘將貿易當作武器’”。這位通常對具體政治紛爭保持微妙距離的“奧馬哈先知”,似乎也無法完全忽視貿易壁壘對其遍布鐵路、能源、零售等實體經濟帝國的潛在侵蝕。

因此,當巴菲特的名字最終將不再與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日常運營緊密相連——通過這場股東大會上精心鋪陳的宣告——一個時代如同內布拉斯加平原上空的積云,緩慢而確定地改變了形狀。

這位投資家,其漫長得近乎覆蓋了戰(zhàn)后美國大部分商業(yè)史的職業(yè)生涯,本身就是一部關于資本主義的、充滿復利奇跡卻又略顯單調乏味的史詩。他的“退休”(即便只是卸任CEO日常職責),標志著一個重要象征的淡出,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這位幾乎從未犯錯的偶像,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尤其是在他選擇離場的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

故事的起點,早已是精致打磨到極致光滑的傳奇素材:大蕭條陰影下出生,癡迷數(shù)字與概率的男孩;挨家挨戶送報,從自動販賣機生意中悟出資本積累本能的少年;師從本杰明·格雷厄姆,將“價值投資”奉為圭臬,并最終選擇回到家鄉(xiāng)奧馬哈,遠離華爾街喧囂的青年。他收購了一家瀕臨破產的紡織廠——伯克希爾·哈撒韋,作為自己帝國的起點,這本身就充滿了某種逆向而行的象征意味。人們津津樂道于他數(shù)十年如一日住在1958年購買的老房子里,開著普通的車,早餐可能是麥當勞,以及對櫻桃可樂的終身熱愛——這些細節(jié)被反復提及,勾勒出一個與天文數(shù)字財富形成鮮明反差的、近乎苦行僧式的“普通人”形象。他用最樸素的方式,講述著最復雜的資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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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偉大,首先鐫刻在那張令人敬畏的、穿越數(shù)個經濟周期的投資成績單上。當同輩的基金經理們在市場的狂熱與恐慌中幾經沉浮,巴菲特和伯克希爾卻以一種近乎節(jié)拍器般的穩(wěn)定節(jié)奏,實現(xiàn)了財富的指數(shù)級增長。從美國運通“色拉油丑聞”危機中的果斷買入,到對可口可樂品牌護城河的深刻洞察,再到對吉列、富國銀行,乃至后來對蘋果的重倉——每一次重大出手,都根植于對企業(yè)內在價值的冷靜評估,而非對市場情緒的追逐。

他的成功并非源于預測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而是識別那些擁有強大競爭優(yōu)勢(他稱之為“護城河”)、管理層值得信賴、且價格合理的“好生意”。在信息爆炸、交易頻繁成為常態(tài)的時代,他堅持“少即是多”,用極低的換手率和極長的持股期,對抗著人性的貪婪與恐懼。與標普500指數(shù)的長期對比圖,足以讓任何試圖“戰(zhàn)勝市場”的人感到謙卑。他的年度股東大會,在他的老搭檔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離世后,更像是信徒們緬懷與聆聽的最后陣地,盡管巴菲特本人也即將在日常管理的第一線隱退。

他與芒格這段長達半個多世紀、堪稱商業(yè)史上最偉大的伙伴關系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故事。如果說巴菲特是那個最終拍板的人,芒格則是那個不斷拓寬巴菲特認知邊界、提供“多元思維模型”的智識引擎。巴菲特曾坦言,是芒格讓他突破了格雷厄姆“撿煙蒂”(買入極其廉價但質地平庸的公司)的局限,轉向了“以合理的價格買入偉大的公司”。他們之間的對話,充滿了機智、坦誠和深刻洞見,是巴菲特投資哲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芒格的先行離去,讓巴菲特如今的交棒更添了幾分時代的落寞。

然而,當我們把目光從那張耀眼的成績單和充滿智慧的語錄上移開,投向更廣闊的現(xiàn)實世界,一種評價上的猶疑便開始浮現(xiàn)。巴菲特的智慧,似乎主要且?guī)缀跬耆兀瑑A注在了資本的配置與增值上。即便是他此次罕見地直接批評關稅政策,其出發(fā)點似乎仍是基于對商業(yè)環(huán)境和利潤影響的擔憂,而非更廣泛的政治倫理或社會公正層面的疾呼。

這與他一貫的風格相符:盡管他承諾捐出絕大部分財富并發(fā)起了“The Giving Pledge”(與比爾·蓋茨夫婦共同發(fā)起),但在推動社會變革、解決氣候變化、貧富差距等緊迫的全球性問題方面,他的直接影響力似乎與其財富規(guī)模并不完全匹配。與那些利用自身平臺和資源直接介入政治辯論、推動科技創(chuàng)新、甚至挑戰(zhàn)現(xiàn)有權力結構的企業(yè)家或活動家相比,巴菲特顯得更為超然和保守。他似乎滿足于做一個極其成功的“系統(tǒng)內優(yōu)化者”,而非“系統(tǒng)變革的推動者”。在一個日益撕裂、危機頻發(fā)的時代,這種置身事外的姿態(tài),或可被視為一種審慎,但也可能被解讀為一種責任的缺席。

更深層次的審視,則觸及巴菲特成功模式的本質及其隱喻。他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理性化身:極度自律、耐心、誠實,一生中幾乎沒有留下重大的道德或商業(yè)污點。這種“無趣”的正確性,本身就構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但他的財富,并非來自亨利·福特式的工廠流水線,也不是史蒂夫·喬布斯式的顛覆性創(chuàng)造,而是主要通過“動腦子”——精準地識別和投資于他人“弄臟雙手”建立起來的企業(yè)價值。這并非否定其智慧和努力,但這種成功路徑,天然帶有一種“旁觀者”和“裁判者”的意味,而非“建設者”的篳路藍縷。

它微妙地迎合了一種心理:普通人或許難以成為下一個愛迪生或馬斯克,但似乎可以通過學習巴菲特的智慧,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在資本的游戲中分一杯羹,從那些實體經濟的建設者身上“獲利”,而無需親歷建廠、研發(fā)、銷售的艱辛。

當這種“聰明人的游戲”被巴菲特演繹到極致,并且被證明可以積累起富可敵國的財富時,他那些原本可能因“無趣”而被忽視的、關于耐心和理性的語句,就升華為人人傳頌的格言。

他的成功,讓“投資”這件事本身,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光環(huán)和智力上的優(yōu)越感。而那高達3477億美元的現(xiàn)金儲備,仿佛是他當前對這個充滿變數(shù)的世界最直白的注腳:在一個風險加劇、價值難覓的環(huán)境里,即使是“先知”,也選擇了手持現(xiàn)金的極致審慎,而非大規(guī)模地“弄臟自己的手”去建設什么。

這不禁讓人想起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評價愛因斯坦時提出的那個深刻問題:

“伽利略的方法和自然主義,在17世紀思想的發(fā)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牛頓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啟蒙運動的整個進程是建立在牛頓原理和方法之上的……達爾文亦如此——他的進化概念影響了生物學之外的很多思想領域。但,愛因斯坦呢?撇開那種人類善良同社會公正和非凡智力相結合所展現(xiàn)的東西……在一個很多人似乎按照全然不同的價值而生活的社會中,愛因斯坦有什么影響呢?”

借用到巴菲特身上,我們可以問:撇開他那無可匹敵的投資成就、個人品格的純粹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榜樣力量,在一個迫切需要行動、創(chuàng)新和承擔風險以應對氣候變化、社會不公、地緣政治沖突(正如伯克希爾財報中坦承的風險)等嚴峻挑戰(zhàn)的時代,巴菲特的“遺產”是什么?

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按照巴菲特所理解的方式運行:周期波動,人性不變,優(yōu)質資產最終勝出。

他教導我們在周期中保全自身、獲取利益,這無疑是寶貴的生存智慧。然而,在今天這個連伯克希爾自身利潤都顯著下滑、貿易壁壘高筑、地緣政治陰云密布的“糟糕的時代”,我們或許更需要那些敢于“改變世界”的弄潮兒,那些愿意承擔巨大風險去解決根本性問題的“建設者”。巴菲特顯然不是后者。甚至,當巴菲特式的成功被過度推崇時,那些“弄臟雙手”的、充滿不確定性的、試圖從根本上改變游戲規(guī)則的努力,反而可能顯得更加不合時宜、更加“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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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非要否定巴菲特的偉大,他無疑是二十世紀后半葉至今最杰出的資本配置者,一個將理性與耐心發(fā)揮到極致的典范。但在一個迫切呼喚變革的時刻,一個只專注于在現(xiàn)有框架內做到極致完美的偶像,其“好”,或許真的“不夠”。

他的告別在股東大會的熱烈掌聲與對格雷格·阿貝爾領導下未來的期許中到來,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財富傳奇,也留下了一個關于智慧、財富與時代責任的、在3477億美元現(xiàn)金映襯下顯得更為沉重和迫切的問號。

世界需要更多的巴菲特來保持理性和穩(wěn)健嗎?還是說,世界因為有了太多的“巴菲特信徒”,而缺少了那些真正推動歷史車輪對現(xiàn)狀的不合理敢于改變的“瘋子”和“傻瓜”?這恐怕是這位即將淡出日常管理的奧馬哈先知,留給我們的、最復雜的遺產。

點個 “愛心”,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