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眾號“尼伯龍根工廠”授權發(fā)布
阿爾弗雷德·魯貝爾（1921-2013）是一名杰出的裝甲兵基層指揮官，二戰(zhàn)時期，他先是在德國國防軍第12、13裝甲師服役，后來又調(diào)到503重型裝甲營，擔任虎式和虎王坦克的車長。停戰(zhàn)前一共取得57個擊殺記錄。
戰(zhàn)后，魯貝爾繼續(xù)在聯(lián)邦德國國防軍以參謀身份服役，最終官拜中校。退休之后，魯貝爾又出任軍事技術顧問，在擔任顧問的同時，他還撰寫和參與編撰了多本軍事歷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他和兩位老戰(zhàn)友洛赫曼博士、還有馮·羅森合著的《二戰(zhàn)德國第503重型裝甲營戰(zhàn)史》。
20世紀50年代在聯(lián)邦國防軍裝甲兵部隊擔任軍官的魯貝爾。
魯貝爾生前接受了俄羅斯記者的采訪，講述了他自己在“二戰(zhàn)”期間的經(jīng)歷。
魯貝爾：1921年，我出生在（東普魯士）蒂爾西特附近的森蒂內(nèi)鎮(zhèn)。我父親是個農(nóng)民，但也做牲口生意。我是家里的獨生子，一直讀書到18歲。小學、中學一共讀了十年，然后還需要在文法學校學習三年，文法學校的最后一學期被稱為Ober Prima。學生畢業(yè)后有權進入大學或軍官學校就讀。在我上學的時候，學制已經(jīng)縮短，12年級就可以畢業(yè)——這就是所謂的“緊急入學權”。戰(zhàn)爭結束之后，那些想上大學，但只有緊急入學權的學生還得讀兩年的預科，就是這樣……嗯。在1939年，我自愿參軍，然后一直戰(zhàn)斗到1945年。
魯貝爾的戰(zhàn)時留影。
為什么要當志愿兵呢？這是因為志愿兵可以自主選擇在哪個兵種服役，我想當裝甲兵，不想去步兵部隊。
記者：您如何評價戰(zhàn)前東普魯士的局勢？
魯貝爾：波蘭提出了領土要求，生活在這塊飛地上面的人們非常擔心東普魯士被波蘭吞并。
記者：您上了多少年的學？參加過小胡子青年團么？
魯貝爾：幾乎每個人都參加了小胡子青年團，我在里面的通訊分隊，在這里接受了無線電和話務技術訓練，我覺得這很好玩。小胡子青年團每周活動一次，但我不能說這是意識形態(tài)灌輸，事實就是如此。畢業(yè)典禮的時候，學校強迫我們穿上小胡子青年團制服。但整個班的學生在沒有事先商量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地都穿著黑西裝來參加典禮。
起初，我很高興我加入了自己想去的兵種，但后來事實證明，我被“Pz.”的縮寫欺騙了（德軍反坦克部隊早期縮寫為Pz.abwehr），1939年12月5日。我被分配到了步兵，成為了第21步兵補充訓練團的第14反坦克連的一員！這個團是是第21步兵師的新兵補充和培訓基地，駐扎在埃菲爾。我感覺不是很好 ——這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鄉(xiāng)，而且我還進了步兵部隊。
德國反坦克炮簡稱為PaK，前兩個字母代表的就是Panzerabwehr，反坦克的意思。后來認為Panzerabwehr防御色彩太濃厚，攻擊性不足，將反坦克兵種改稱Panzerjaeger，可以翻譯為坦克殲擊部隊。
那天，天還沒亮透，非常寒冷，一大堆新兵蛋子在布勞恩斯貝格下了火車。這里有兩個穿著灰色制服的先生大聲吆喝著：“分到步兵的，往左走！分到炮兵的，往右走！”我多希望自己既不是步兵，也不是炮兵，而是一名裝甲兵??！所以我站在月臺上，等著看他們吆喝裝甲兵往哪兒走。其中一位先生走到我跟前，非常粗魯?shù)貑栁以诘仁裁?。我把我的日程表塞到他的鼻子底下。他一下子就漲紅了臉，大聲吼道：“老實兒去當步兵！”于是我就當了半年的步兵。
在步兵基礎訓練的三個月里，我為了調(diào)離部隊，寫了九次申請。直到法國戰(zhàn)役結束之后，裝甲部隊需要擴編至之前的兩倍規(guī)模，他們才考慮接受申請。1940年6月，我被調(diào)到了柏林的第5裝甲團，成功轉職為裝甲兵。
在戰(zhàn)爭期間，我在國防軍裝甲部隊服役5年，戰(zhàn)后又在聯(lián)邦國防軍服役22年，然后又在坦克設計領域工作12年，直到今天，我的生活還是離不開坦克。
2007年，魯貝爾（右二）來到瑞士國防軍訓練場，觀摩豹2主戰(zhàn)坦克炮術訓練。
我的晉升速度極其緩慢。1940年6月1日成為一等兵，12月正式晉升下士。在完成裝填手和炮長崗位訓練之后（訓練期間一炮都沒開過），我們被調(diào)到了新組建的29裝甲團，屬于12裝甲師，駐地是扎甘。團部、一營和二營駐扎在盧本，第三營駐扎在斯普羅陶。我在第9連，連里共有17輛配備7.5cm炮的四號坦克，營里另外兩個輕型連配備了捷克造Pz 38（t）坦克，這種坦克速度很快，裝備了滑稽的3.7cm炮。
記者：訓練時候開的是哪些坦克？
魯貝爾：一號、二號、還有38（t），教官都是士官，軍官們在場監(jiān)督。
魯貝爾等人訓練時駕駛的一號坦克，他們將其戲稱為“克虜伯小跑車”。
記者：在上前線之前，你們多久進行一次射擊？
魯貝爾：彈藥不夠，很少進行實彈射擊。訓練場里有射擊訓練模擬器，也就是把步槍槍管固定在炮筒里的裝置，用步槍開火射擊標靶。實彈射擊只進行了有數(shù)的幾次，每次打不了幾炮。
記者：裝甲兵培訓持續(xù)了多長時間？
魯貝爾：六個月，首先是崗位訓練，然后是車組訓練，訓練節(jié)奏并不很緊張。這個裝甲師是用步兵師改編的，只是在步兵師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個裝甲團。
記者：炮術訓練是什么樣的？是靜態(tài)射擊，還是短停射擊？
魯貝爾：只有靜態(tài)射擊，頂多也就是在行進期間用機槍掃幾下，僅此而已。
記者：您還記得車長的指示口令怎么說嗎？
魯貝爾：有一套開火口令，或者叫“RMZ”口令。三個字母當中，R代表炮長（Richtschütze），M是彈藥（Munition），Z是目標（Ziel）。內(nèi)容是這樣的：“炮長，12點鐘方向，彈藥-穿甲彈，目標-敵方坦克！”學校是這么教的，在戰(zhàn)場上很少有人照此執(zhí)行。我當車長的時候，我會把手搭在炮長的左肩或者右肩上，當我用力擠壓他的肩膀時，他會按照方向迅速轉動炮塔， 當我輕輕擠壓時，他會緩慢轉動。然后我提示距離，他捕捉目標并開火。
記者：您的作戰(zhàn)歷程是如何開始的？
魯貝爾：大約在1941年6月10日左右，部隊向東調(diào)動。我們在阿倫斯坦地區(qū)下車，經(jīng)過尼古拉伊肯向萊斯克地區(qū)的邊境行進。有傳言說已經(jīng)和蘇聯(lián)達成協(xié)議，讓我們通過蘇聯(lián)領土去攻打伊朗。隆美爾的部隊在北非所向披靡，德國將在全球發(fā)動進攻，把英軍從埃及、中東和其他所有的地方趕出去，我們將要奪取伊朗的油田！這種說法太離譜了，我當時應該也是將信將疑，但考慮到德國已經(jīng)和蘇聯(lián)結盟，所以也說的通吧。那時候我們自稱“伊朗軍（與非洲軍對應）”，有些人已經(jīng)開始做領到熱帶作戰(zhàn)津貼的大夢了。
但是在6月21日晚上，連長奧伯曼上尉宣讀了發(fā)動進攻的命令……
魯貝爾：在一月底的時候，我們又回到了普特洛斯。和我同宿舍的三個室友分別是海諾·克萊納、赫伯特·佩茨卡和漢斯·里普勒，這三位如今都已經(jīng)去世了。我們來自同一個裝甲團，但不在同一個連。一天吃早餐的時候，我和海諾聊了起來：
我：海諾，和我講講，新坦克長什么樣？
海諾：炮管老長了，你想想能有多長？
我：能有多長？
海諾：比你想的還要長點。
魯貝爾訓練期間的室友海諾（左）和里普勒。
不久之后，我也見到了這種“奇跡武器”，它很威武，但和我想的不一樣。我希望它可以更優(yōu)雅些，就像T-34那樣，但我看到的是一個形同大蜥蜴的怪物。那時候只有一輛虎式，所以訓練進展極為緩慢。
二月間，第500坦克教導營調(diào)往帕德博恩，訓練變得緊張起來。非洲軍團急需坦克增援，我們接受了熱帶作戰(zhàn)培訓，去向可能是正在撤往西西里島的504營。
第500坦克教導營在帕德博恩的訓練場地，1943年4月。
1943年3月訓練結束，我們被調(diào)往附近的諧納營地，參與組建新的虎式坦克連，連長是斯科伯。連里的第一批新坦克運抵車站，要等到天亮之后才能卸車，在這之前需要有人去站崗，我接下了哨兵的任務。那里沒有警衛(wèi)室，天很冷，我坐在其中一輛坦克的駕駛座上，一切都是那么新，新到產(chǎn)生了一種陌生感。晚上非常無聊，點火鑰匙就插在儀表板上，我已經(jīng)學習過了一些開關的用途，怎么才能啟動引擎呢？我那時候還沒有拿到坦克駕駛執(zhí)照，但早就已經(jīng)會開坦克了。出于好奇，我轉動了鑰匙，一下子就打著了！
我沒注意到擋位已經(jīng)放在了前進擋，我轉動方向盤，給了油，坦克動了起來，開始轉彎，然后怎么樣了呢——履帶下面的楔子被擠了出來，坦克的屁股和車頭都處于懸空狀態(tài)。為了避免闖下更大的禍，我沒有嘗試將坦克倒回原位。我不知道來卸貨的人看到這一幕會怎么想，反正他們沒來找我算賬。從那一刻起，我開始認真學習虎式坦克的操作要領，把它研究得明明白白。
我被任命為車長，有權自行挑選車組成員，于是我要在沃爾霍夫認識的瓦爾特·榮格當炮長。駕駛員是瓦爾特·埃斯赫里格，無線電操作員是阿爾弗雷德·普克，裝填手是約翰·斯特羅默。
魯貝爾車組合影，從左至右：
·駕駛員瓦爾特·埃斯赫里格
·機電員阿爾弗雷德·普克
·車長魯貝爾
·炮長瓦爾特·榮格（后）
·裝填手約翰·斯特羅默
以下為免費內(nèi)容：
問：坦克乘員之間是否可以相互替換？
答：連里有個預備隊，一般有十個人，如果某個車組崗位出現(xiàn)空缺，就從預備隊里找個替補。我那個車組從來沒有相互替換過，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坦克損失居高不下，所以一直會有沒車開的坦克手。步兵部隊更缺人，大家都很害怕會被調(diào)去當步兵，任何沒拿到一級鐵十字勛章的人都面臨著被抓去填線的危險，這種情況并不罕見。
問：沒有坦克的坦克手會做什么？
答：他們在預備隊休息，喝酒玩撲克，雖然新的坦克遲早會補充，但預備隊里一直有閑人。
晚年的魯貝爾在探索頻道庫爾斯克戰(zhàn)役紀錄片中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
魯貝爾老先生酷愛閱讀和雪茄。
問：您怎么看待黨衛(wèi)軍？
答：我認為黑衫黨衛(wèi)隊（即普通黨衛(wèi)隊）與武裝黨衛(wèi)軍完全是兩回事。武裝黨衛(wèi)軍作戰(zhàn)勇猛，準備充分，而且不吝惜人命。如果我們部隊一下子死了好幾個弟兄，那么大家就會怪罪軍官指揮不當，怎么可以這么蠻干？武裝黨衛(wèi)軍就不一樣了，他們認為損失越大越光榮，他們對人、對人性的看法完全不同，總之和我們不一致。直到“720事件”之后，我們才開始向黨衛(wèi)軍軍官行抬手禮。
問：您對7月20日的暗殺未遂事件持什么態(tài)度？
答：我在7月20日晚上從收音機里聽到了這件事情。我非常反感當時“帝國勞工陣線（RAD）” 頭目羅伯特·萊伊博士的講話。這貨的綽號是“帝國醉鬼”，很明顯他又喝醉了，講話時候磕磕巴巴的（注：此人在“一戰(zhàn)”期間當過航空機槍手，因墜機導致腦部受損，余生一直被口吃和情緒暴躁困擾）。他造作地宣稱“藍血豬（所謂的貴族軍官團）”企圖謀殺“元首”，聽了令人十分不爽，以至于大家都沒心思搞清楚暗殺事件的前因后果。
“帝國醉鬼”羅伯特·列伊。
在我返回預備單位的途中，在柏林的西里西亞車站，我像往常一樣向軍官行了軍禮。當時我并不知道“全國傻逼總長”希姆萊已經(jīng)接管了整個預備軍，并強迫國防軍用抬手禮替代軍禮，只聽到整個車站的軍官都在大吵大嚷。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適應新的問候方式。
納粹當局當時正在柏林審判事件參與者，眾所周知，柏林人口無遮攔，他們說這起暗殺事件簡直太可恨了——為啥可恨呢？因為它沒有成功！
問：國防軍在720事件之后引入了類似于政委的制度嗎？
答：是的，每個部隊都要安排一位國社主義教導軍官。我們的頭兒沒有等上面派人，而是指派了一位全營最年長，最受人愛戴的老軍官來擔任這個職位——他任命了一個根本不是納粹黨員的，完全無害的老好人。如果長官通情達理，那么黨棍們就完全沒有掌權的機會。
問：您當時是不是部隊里歲數(shù)最小的？
答：戰(zhàn)士們的平均年齡在18-20歲之間，軍官們略微年長一點，我在軍官里算歲數(shù)小的。但我當時是預備軍軍官，不是職業(yè)軍官。
2011年，魯貝爾（右二）和朋友們共同慶祝自己的90歲生日。
讓我來稍微介紹一下德國的軍官培訓制度——在1815年的沙恩霍斯特改革之前，普魯士軍隊的軍官職位完全由貴族霸占。不需要培訓，只要貴族出身就足夠了。改革之后，平民出身的軍人也有機會成為軍官，能否晉升完全看水平如何，而不是出身貴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軍官培訓依然建立在沙恩霍斯特改革的基礎之上，但與時俱進，也出現(xiàn)了一些變化。
職業(yè)軍官和預備軍軍官之間存在差異。職業(yè)軍官通常是家長給孩子選擇的職業(yè)，他們從小在士官學校接受培訓，之后再考入專門的軍校。預備軍軍官是為了滿足戰(zhàn)時擴軍的需要而培訓的，這些人需要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和適合服役的條件，軍方會把他們動員起來，進行幾次軍事訓練，然后由相關軍事單位的軍官批準，獲得預備軍軍官銜級。
一般來講，軍官需要具備大學入學同等資質(zhì)，但軍官短缺造成文化水平要求降低。在1938年，文法學校三年級，也就是中學13年級，被取消了，接受12年教育之后就有了進入大學的權利。隨著戰(zhàn)爭的爆發(fā)，要求進一步降低。從11年級轉入12年級將獲得“緊急入學權“，視為大學預科生，有權進入軍校學習，成為軍官。
最初只有在德累斯頓的一所軍校，所有的軍官學員都在那里學習。隨著對軍官的需求增加，又陸續(xù)開辦了更多軍校。裝甲部隊的軍校設立在柏林附近的文斯多夫，而我在1944年4月進入圖林根州奧爾德魯夫的軍校就讀。
那里的培訓與我們想的不太一樣。我們是經(jīng)驗豐富的坦克手，而那里卻格外強調(diào)軍事紀律，裝甲部隊從來不屑于這些表面文章?！凹o律嚴明”的原因可能是這里的校長，他是持有血章的老黨棍，在1923年和希特勒一起沖擊過慕尼黑統(tǒng)帥堂（啤酒館暴動），他把這種對我們來說極為陌生的風格帶到了裝甲部隊當中。
納粹血章及其佩戴方式，背面圖案就是慕尼黑的統(tǒng)帥堂建筑。
具備了一定前線經(jīng)驗的軍官學員們必須在五個月之內(nèi)學會如何指揮手下的人員和坦克，學習內(nèi)容包括如下課程：
·戰(zhàn)術指揮
·敵軍軍情
·坦克實戰(zhàn)理論
·戰(zhàn)斗演練
·軍兵種協(xié)同
·軍事體育
·軍事歷史
令人意外的是，這里并沒有關于國社主義的課程，這可是1944年了！教官們都是經(jīng)驗豐富的前線軍官，每個人都有一大把勛章。很多教官都曾在前線負傷，因為負傷后身體條件不再適合戰(zhàn)斗任務才被安排教職。
培訓對每個人都一樣。培訓結束后不進行考試，而是進行認證，雖然我覺得課程沒有什么難度，但還是有四名學員未能如期畢業(yè)。有一些學員是直接從部隊下來的，都是久經(jīng)沙場的老士官，擁有騎士十字勛章等高級勛章，這些人都能順利完成培訓。由于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在培訓期間，方言的差異造成了許多溝通障礙。學員中年齡最大的一位出生于1911年，是個貴族，當時已經(jīng)34歲了，而我畢業(yè)時候才23歲。
培訓結束后，學員們獲得預備少尉軍銜，這是入門級的軍官職階。在圣誕節(jié)前，預備少尉會被正式提拔為少尉，然后派往各自的單位，需要擔任連長的人還得繼續(xù)參加進階課程。
問：在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之后，有許多人說德國軍隊的士氣下降了。你們部隊的情況如何？
答：當然，我們部隊的士氣也下降了，我們不明白這究竟是怎么了，怎么能走到這般地步？
問：“堡壘”行動是如何開始的？你們有沒有專門為它做準備？
答：我們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偵察機拍攝了許多照片，并交給裝甲部隊研究。在6月份，我們開始和步兵進行協(xié)同演練。戰(zhàn)斗開始之后，我們驅(qū)車來到前線，并對蘇軍陣地開火，摧毀了多處工事。
答：注意到了。我們在頓河邊等待工兵建好浮橋，浮橋是在別處組裝的，然后再用沖鋒舟和拖船連接到一起。蘇軍的炮擊非常猛烈，滿天都是炮彈，它們落到河里，河水就像沸騰了一樣。工兵們光著膀子在水中打木樁，用拖船把一節(jié)節(jié)浮橋拖到河心，他們的損失一定會非常慘重。在頓河對岸又是一場惡戰(zhàn)，那里到處都是地雷。
問：在射擊T-34的時候，你們會從多遠的距離上開火？
答：我們能做到在1500米的距離上精確射擊，距離越近，準頭就越好，這樣才能每發(fā)必中——這也是我的座右銘。在“堡壘”行動期間，我的炮長在1800米開外擊毀了一輛英國重型步兵坦克（丘吉爾），那玩意裝甲可真厚實。但總體而言，裝甲兵們會在1000米的距離上開火。
德軍在庫爾斯克摧毀的丘吉爾坦克，這種坦克在蘇軍的保有量不大。
問：您會在坦克炮管上畫戰(zhàn)績環(huán)嗎？
答：不會的，上面不讓我們這么干。據(jù)我所知，如果坦克被蘇軍俘獲，而它的的炮管上畫著六道圓圈，那么它的車組成員肯定會遭到“區(qū)別對待”，所以堅決不能畫，但別的部隊可能沒有這樣的規(guī)定。在瑞士的一家坦克博物館，有一輛炮管上畫了20個戰(zhàn)績環(huán)的虎王坦克，可真敢想。
瑞士的虎王坦克目前的修復狀態(tài)。
問：不同的坦克所需要的技術維護工作量是不一樣的嗎？
答：所有的坦克都需要大量的維護工作，可以偷點懶，但打仗時候坦克壞了可就完蛋了。我得強調(diào)一下，每戰(zhàn)斗一小時就需要進行十個工時的維護，讓一個人干上十個小時也行，五個人一起忙活倆小時也行，這就是我的實戰(zhàn)經(jīng)驗。
問：你們使用過繳獲的坦克嗎？
答：我們用過，但沒人愿意開那玩意，被誤傷的概率太大了，搞不好會被自己人打死。
問：您進到過T-34里面嗎？您對它作何評價？
答：還是呆在虎式里面好，T-34里面就像毛坯房，到處可以看到毛刺，還有粗糙的金屬表面，虎式坦克里面的一切都如同拋光過一樣。
問：是什么信念支撐您戰(zhàn)斗下去？或者說，明知打不贏了，德軍為什么還要繼續(xù)堅持？
答：戰(zhàn)友情誼！我不能丟下自己的弟兄臨陣脫逃，弟兄們也不會這么做。舉個例子吧，1945年4月，德軍丟掉了維也納，已經(jīng)無可挽回了。在維也納的軍械庫那里有德軍修理廠，我們派了一個來自維也納的司機回去偷運發(fā)動機，別人都這樣說：“你們怎么可以派他去執(zhí)行這樣的任務？他肯定不會再回來了！”可他確實回來了，還運來了發(fā)動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蒙混過關的。我們部隊幾乎沒人投降，大家繼續(xù)團結在一起，已經(jīng)共同戰(zhàn)斗了這么多年，誰都不想離開這個集體。
1945年初，我從軍官學校畢業(yè)歸隊，向新任營長馮·迪斯特·科爾伯爾上尉和營副官海爾萊因中尉報到，他們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們。我想回到我的“老窩”第1連，可他們卻把我派給第3連，我完全不適應那里。第3連的連長馮·羅森男爵，還有另外兩個管事的軍官我都不熟悉。從1944年4月離隊至今，我已經(jīng)缺席8個月之久，還認識我的人確實沒多少了。我沒有分到坦克，整天坐在連部的干草棚里，連長似乎也顧不上我——從1942年起，第3連就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小圈子”。在無所事事兩天之后，我受夠了，而且我覺得他們也不想要我，所以我就去找連長，主動請求分配任務（這樣的話他必須分給我一輛坦克），要么就放我去開大卡車。最終，我回到了第1連，并得到了自己的虎王坦克。
我還記得在扎莫拉的戰(zhàn)斗。1月24日，大約在晚上11點，發(fā)出了進攻的命令，所有指揮官都在場，包括各位車長。營里派出了三四輛虎王坦克，由拜爾少尉帶領作戰(zhàn)。當時的天氣寒冷，大約有零下十度，各車先進行發(fā)動機、變速箱和電池預熱，然后趁夜開往出發(fā)陣地，在那里等了好幾個小時，直到第二天早上7點才開始進攻。
永遠不能低估你的敵人，如果你把敵人當傻逼，那么你就會遭到傻逼的懲罰。剛一天亮，我們的裝甲巨獸就沖上了戰(zhàn)場，蘇軍在夜里拖上來好多反坦克炮，還埋了地雷，我的坦克雙側履帶一下子就全都斷掉了。
所以，必須要從敵人的角度出發(fā)，來思考他們會做什么，怎么做。前一天晚上寂靜而晴朗，敵人肯定聽見了坦克開往起始位置時發(fā)出的引擎噪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執(zhí)意進攻，就很容易鑄成大錯。如果計劃不能改變，那么至少要換個進攻方向，帶隊的必須得多動動腦子！現(xiàn)在情況對蘇軍非常有利，一輛雙側履帶斷裂的坦克明晃晃地戳在雷區(qū)上面。我們想在被干掉之前多換些蘇軍的性命，用主炮不停向他們開火。在不到1000米開外的地方有一片還沒有來得及收割的玉米地，里面有四五門7.62cm炮不停開火，駕駛員這時候已經(jīng)受傷了，但炮塔里的人還在繼續(xù)作戰(zhàn)。在發(fā)射下一發(fā)炮彈的時候，我聽到了一種奇怪的聲音。于是我從指揮塔的潛望鏡向外看——好家伙，炮管比平時短了一大截子，就像棕櫚樹葉一樣炸開了，炸得還挺對稱！看來是坦克被彈太多，其中一枚炮彈打中了火炮，引起了炸膛?，F(xiàn)在已經(jīng)沒法繼續(xù)開火了，可伊萬們?nèi)匀徊豢鲜帐?，這種處境真是令人難受，根本沒辦法從坦克里出來。
然后開始下雪了，能見度低至50米，炮聲也停歇了。我們連忙帶著傷員撤離坦克。當我們回到藏在低地的戰(zhàn)友身邊時，雪停了。我們又活了過來！
之后不久，我被調(diào)往營部出任執(zhí)勤軍官，我并不喜歡參謀工作，記錄戰(zhàn)斗日志的工作尤其令我厭煩，但好在營部的3號車（戰(zhàn)術編號羅馬數(shù)字III）是我的，還可以繼續(xù)參加戰(zhàn)斗。每天晚上，作戰(zhàn)部的文書，也就是首席軍士長胡戈·韋伯會來到前線的營部指揮所，我向他總結當天事件，韋伯回去撰寫戰(zhàn)斗報告，第二天再帶回來，由我審核并簽名。
我一直陪同營長參加會議和發(fā)布命令，此外我還是營里的聯(lián)絡官，負責和高級指揮部進行聯(lián)絡，所以我對全營的大事小情都了如指掌。
在戰(zhàn)爭行將結束前的幾十天，事態(tài)就如同萬花筒般變幻莫測。我們的503營是統(tǒng)帥堂裝甲軍的“消防隊”，虎王坦克三五成群，從一個戰(zhàn)場趕往另一個戰(zhàn)場——很少能同時湊出十輛能打仗的坦克來，一般都只能出動兩三輛坦克，搭救一下那些快要支持不住的部隊。這樣的戰(zhàn)斗太多，有好多我都想不起來了，但在米特霍夫的那場值得一提，它如同奇跡一般，非常精彩。
在黎明時分響起了戰(zhàn)斗警報——大約有20輛敵坦克突破到我們的右側。當時有濃霧，能見度不到100米，而且戰(zhàn)場嘈雜，什么都看不見，聽不見。營長命令我?guī)ьI三輛坦克，通過諾伊多夫向西偵察。
通過諾伊多夫之后，我們還是沒有找到敵人蹤跡，能見度仍然非常差。于是我們保持戰(zhàn)斗戒備，繼續(xù)從諾伊多夫向北沿著通往拉亞的道路前進。兩公里后，我們從右側越過了一些由北向南延伸的坦克車轍，數(shù)了數(shù)一共有12條，這應該就是突破進來的蘇軍坦克部隊，大約有一個營的規(guī)模。還在向北移動。我馬上用無線電向營部請示，但聯(lián)系失敗了。我們轉身沿著車轍向北行駛，在到達拉亞-威爾登德恩巴赫公路之前，我看到了許多炮彈殼，直徑大約10cm，這意味著它們要么是IS-1坦克（實際上配備85mm炮）、要么是SU-100自行火炮。這種口徑的火炮足以對虎王坦克構成威脅，必須要警惕起來！
繼續(xù)行駛兩公里之后，我們到達米特霍夫，沒有和敵人發(fā)生接觸。能見度開始好轉，我們占據(jù)了一處陣地。村民們一開始把我們當成了蘇軍，他們說蘇軍坦克還在向北推進。我再次試圖聯(lián)系營部，但沒有連接成功。
我們繼續(xù)前進，互相掩護。在1500米開外的森林邊緣，蘇軍坦克沖著我們開火——敵軍位置確定，偵察任務完成，于是我們?nèi)w撤回農(nóng)場——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中午了，不知道為什么蘇軍要停在那里。在研究地圖和詢問當?shù)卮迕裰?，我們得出結論，這些坦克被塔亞河擋住了去路。
在等待營部回應時，一輛虎王坦克盯著南邊，另外兩輛盯著北邊。希望營部可以再派些坦克來，湊到六七輛坦克，我們就可以發(fā)動進攻了。
但增援久等不來，可真是無聊透了。
我從坦克里走出來，挪開谷倉房頂瓦片往遠處看。我看見林間大約停著十來輛T-34/85，全都面向我們的方向，或者說東邊。這片區(qū)域是開闊的，但一座小山坡的頂部為坦克提供了掩護，距離大概有1400米。
終于，我成功聯(lián)系到了營部，我們已經(jīng)在這里呆了兩個小時，一動不動。必須得動手了，要想辦法把敵坦克引誘出來。
我們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山坡頂部是平的，坦克炮只能直射，但如果把射程定在2000米，那么炮彈的軌跡應該可以越過山頂，擾亂蘇軍坦克。當然，坦克沒辦法間接瞄準，需要從谷倉房頂那里瞄準才行。
一輛虎王把車尾頂?shù)焦葌}的墻邊，正好停在屋頂觀察員的正下方。炮管、炮塔和觀察員處于同一直線，這樣一來，就可以從水平方向瞄準目標了。射程定在2000米，第一發(fā)炮彈打在山頂，第二發(fā)越過了目標。蘇軍開始緊張起來，發(fā)動了引擎，并把坦克轉向炮彈飛來的方向，但他們搞不清楚我們在哪里瞄著他們，因為我們的位置也被山坡?lián)踝×恕?/p>
把射程減少了半個刻度之后，第四發(fā)炮彈命中一輛蘇軍坦克，它起火爆炸了。
與此同時，營長親率兩輛虎王到達米特霍夫，那些蘇軍坦克突然亂成一團，向東逃竄。在距離他們1500米的地方，虎王坦克從側面開火，很快就把10輛蘇軍坦克擊毀在開闊地上。
時隔50年之后，魯貝爾等老兵又重返米特霍夫舊戰(zhàn)場，當年被他們擊毀的T-34殘骸還留在原地，里面已經(jīng)長出了樹。
我們得知德國國防軍在5月9日無條件投降，可我們并不想呆在原地，等著蘇軍來繳械。大部分同營戰(zhàn)友選擇向西轉移，穿過布德約維采和莫爾道河（伏爾塔瓦河）向美軍投降。在布德約維采，捷克民兵封鎖了莫爾道河上的橋梁，西行的車輛和人員都停了下來。萬幸，我們的隊伍里還有兩輛虎王坦克，分別是112號和213號，都由我來指揮。我們發(fā)現(xiàn)捷克民兵躲在橋后放槍，于是就開著坦克經(jīng)過停下的隊伍，一直開往橋頭，213號車的炮長漢斯·維爾斯是這樣說的：
5月9日，我們到達布德約維采，捷克人不讓德國人過橋。我們的坦克向前開去，指揮官魯貝爾中尉下車，向捷克人徑直走去，坦克在后面跟著他，捷克人丟下陣地逃跑了。
我們沿著一條破損不堪的糟糕道路前往波希米亞森林南緣的山區(qū)。一座非常破舊的橋擋住了坦克的去路，這應該是布德約維采西部的莫爾道河橋。在那里，我們只能忍痛放棄了最后兩輛坦克，將它們從山坡上開下，一頭扎進山谷的沼澤里。
503營最后的一批虎王坦克都被陸續(xù)遺棄在捷克境內(nèi)，其中一輛就是上文提到的213號。
我們這100多人乘著汽車，一直逃到附近多布魯什村外的森林。在那里進行了最后一次集合，然后解散，互相告別。美軍當時設置了封鎖線，按照協(xié)議，有很多被攔下的德軍戰(zhàn)俘又被轉交給了蘇軍。所以，我營的許多戰(zhàn)友落到蘇軍手中，當中又有許多再也沒能返回。多虧了營長迪斯特·科爾伯爾博士的提醒，我才沒有被蘇軍俘虜，在解散前，他向我們提出了如下要求：
·分成小組。穿越波西米亞森林向西逃跑。
·美軍會沿著道路設卡，所以盡量在林中行進，避開大路。
·到達波西米亞和巴伐利亞的山脊分界線時，應盡可能避免從西面的舊國界進入德國境內(nèi)，美軍無法判斷此方向來人是從東線還是西線撤退的。
他的建議救了許多人的命。
5月10日午飯過后，多布魯什村附近的森林已經(jīng)空無一人。在最后的點名和解散之后，大家各奔前程。有這么一種說法，就是裝甲兵徒步得越遠，那么他失去的自尊也就越多，但我們還是遵循了分成徒步小組穿越美軍防線的建議。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沒有聽從營長的勸告，他們輕率地繼續(xù)乘車向西，然后在能見度很差的山區(qū)被美軍攔下，并轉交給蘇軍。
我和一小群士兵一起行動，我?guī)е澄铩⒌貓D、雙筒望遠鏡、指南針和一支手槍。時間已經(jīng)到了晚上，可天還亮著呢。我們看到了第一道封鎖線，它沿著普拉赫蒂茨 - 克里斯蒂安堡公路由南到北延伸。在奧伯海德墓地，我們等到天黑，試圖確定哨崗的數(shù)量和位置。
還是美國人給了我們機會——他們開著吉普車，燈火通明地停在崗哨上聊大天。按照古老的步兵戰(zhàn)術，我們匍匐著接近道路。不巧的是，路前面有溝，我們跳過一個一米高的障礙物，雖然發(fā)出了一點噪音，但成功越過了美軍哨兵。他被嚇了一大跳，先是嘟噥了幾句，然后過了好一會兒，才追著我們打空了一整個沖鋒槍彈匣，向自由邁出的第一步取得了成功。
不幸的是，我被樹枝絆倒在地，裝食物的口袋和望遠鏡都不知道滾到哪里去了，而且還和同組的人走散了?，F(xiàn)在我身邊只剩下來自第3連的伯勒爾，他由于長得像猶太人，所以大家都叫他“布比（Bubi，和意第緒語中“老太太”一詞讀音相同）”。我倆在一棵冷杉樹下湊合睡了一晚，除了一件原野灰色的裝甲兵制服之外，我沒有任何保暖衣物，這一宿可凍了個好歹。
我們翻過了海拔1300米的庫班尼山，山上還有些發(fā)黏的積雪。美國人不愿意離開道路和他們的吉普車，所以在森林里是安全的。我們餓得肚子咕咕叫，只能一路從農(nóng)民家里討吃的，他們給了我們一點食物。后來，我們終于走出大山，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到了布興努，離茨韋爾斯爾不遠。
我有指南針和地圖，所以一路上不停有潰兵加入我們，隊伍逐漸壯大起來。經(jīng)過連續(xù)100公里的徒步越野行軍之后，大家都需要休息。村子里擠滿了難民，我們在艾克斯伯爵的城堡里找到了便裝，混進了難民當中。
村子外面的哨兵發(fā)現(xiàn)美軍正在接近，于是我們又轉移到森林里。這時候已經(jīng)是五月中旬了，必須得繞開封鎖。我想去漢諾威，但必須要持有盟軍簽發(fā)的解除動員證明才可以自由通行，否則還是會被抓進戰(zhàn)俘營去。
我的小組變得太過龐大，冒冒失失的人也越來越多。我們向西前往雷根斯堡，而伯勒爾想去施韋青根看望他的父母。我們遇到了一群被疏散到城外的學校師生，伯勒爾身穿短褲，看起來很像個中學生，于是我要求他混進學生堆里，他照做了。在6月底，伯勒爾安全到家，一位市長大恩人簽發(fā)的文件幫助了他。
下一個目的地是斯塔菲爾施泰因，漢斯·馮·哈格邁斯特家住那里，希望他能順利找到親人，現(xiàn)在就剩下我自己了。
吃飯成了難題。我向西走過巴伐利亞森林、多瑙河和雷根之間的地區(qū)，這一帶到處都是國防軍的潰兵、難民，還有被東歐國家驅(qū)逐的德意志人，也就是DP，所有人都在搜羅吃的。DP可以從美國軍隊或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RRA）領取救濟糧，而士兵和難民只能向當?shù)鼐用衿蛴?。在這幾周有很多人熱情幫助了我，雖然像我這樣的“流離失所人員”可以從市政府申領配給卡，但需要一份證明文件才能領取。當然，也可以買東西吃，可我身上沒有鈔票，所以，我只能客客氣氣地和老百姓討飯。
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在歐洲設立的難民營路牌。
圣靈降臨節(jié)過后的那天，尼特瑙附近高博登區(qū)的一個富裕農(nóng)家招待我吃了一頓大餐，這是我此生最為豐盛的一頓飯，飯后還有作為點心的炸豬肉丸子和腌李子。我放松下來，沿著蜿蜒的林間小路走著。突然，就像變魔術一樣，竄出來一輛吉普車，它在我前面五米開外的地方停了下來。
美軍在魏登、安博格和格拉芬韋爾建立了所謂的“復員營地”，他們把來自第6和第8集團軍的被俘德軍轉交蘇聯(lián)，其余被俘德軍在那里登記，如果沒有發(fā)現(xiàn)在黨衛(wèi)軍服役、擔任納粹黨政或軍隊高職等嚴重情節(jié)，那么戰(zhàn)俘將會領取到復員證明，然后獲釋回家。一開始，我以為他們會對來自統(tǒng)帥堂裝甲軍的人從重處罰，但在和被釋放的戰(zhàn)俘交流之后，我決定去魏登營地自首——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四天之后，我就拿到了我的證明紙，我的戰(zhàn)爭結束了。多年以來對生死和傷病的擔憂，至此煙消云散。
問：您如何評價這場戰(zhàn)爭呢？
答：這場戰(zhàn)爭常被人描述成“種族主義者”對“劣等民族”發(fā)動的戰(zhàn)爭，這是不對的，是后來的人們捏造出來的，我們并不是那樣看待它的。
問：您把打仗看作一份工作嗎？
答：我認為對波蘭開戰(zhàn)是必須的，而且合情合理，因為德國當時害怕波蘭。然后我們又攻打法國，導致全世界都反對我們，這是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戰(zhàn)爭?？偟膩碚f，我是這樣認為的：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但我們不知道我們要去哪里。我是當兵的，所以我必須服從命令。
問：當您聽到投降的消息時，您作何感想？
答：我毫不震驚，很明顯，戰(zhàn)爭已經(jīng)輸了，遲早要投降的。
問：最后一個問題，您會夢到戰(zhàn)爭嗎？
答：不會，我會夢到我的房子、我的兒子、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夢到我在草地上放牧牛群，夢到我的童年，夢到我父母的家，可我從未在夢中重回戰(zhàn)場。
戰(zhàn)后在聯(lián)邦國防軍繼續(xù)服役的魯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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