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的朋友送給我一本剛出爐的《納粹女人》，讀后對那個時代的氣氛又增添不少具體感受。如果說正史是骨骼，那么私人歷史就是給骨骼填充血肉，歷史這才又活了起來。
書中記載的十幾個名媛淑女，都是那個時代的女性典范。她們的身世、職業(yè)、性格各有不同，卻都無愧于“納粹女人”這個稱號；她們活躍在元首周圍，自覺自愿地把自己奉獻給納粹事業(yè)。奉獻是一個優(yōu)美的詞，但看到她們的奉獻，卻令人脊背涼透，而且這種奉獻越是無私忘我，越是令人恐懼。
且看，大名鼎鼎的戈培爾夫人一心隨元首而去，何曾有絲毫猶豫？不僅她本人決意以死報效，還要親手殺死六個親生子女。所有工作人員都跪下為孩子求情，連希特勒都想幫他們離開地下室，但都被她“大義凜然”地拒絕了。她在絕筆中寫道：
“我們美好的理想破滅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好、值得欽佩、高尚、優(yōu)秀的事物也隨之而去了。在元首和國家社會主義之后到來的世界，不值得我們?yōu)橹?，所以我把孩子們也帶來了。讓他們在我們身后的世界上活著，可惜他們了。?/em>
此等獻身，不可謂不徹底了！
與納粹的其他思想一樣，其婦女綱領也是倒退的。他們要“把婦女從婦女解放運動中解放出來”，女人該做的事就是“保持漂亮和生孩子”。戈培爾說：“女人是男人的性伴侶和工作伙伴，過去這樣，今后也永遠是這樣。……男人是生活的組織者，女人是他的幫手和執(zhí)行者！”
希特勒更是最討厭女人干預政治，他在一次演講中說：“以往那些自由主義、理智主義的婦女運動……以精神為出發(fā)點，而我們的綱領只包含一項內容：生孩子。”他還說：“聰明的男人應該討個沒怎么受過教育、頭腦簡單的老婆?！?/strong>
愛娃·布勞恩（Eva Braun，1912年2月6日～1945年4月30日）
他的情人愛娃就是這樣一個沒多少文化，但把全身心都交給他的人。為了得到他的恩寵，她曾不止一次地自殺。最后時刻，這個元首“親愛的笨丫頭”，“獨自開車穿越滿目瘡痍的德國”，去柏林和希特勒死在一起。
當然，獻出生命不是唯一的獻身方式，獻出靈魂也許更為重要。畢竟要是都死光了的話，領袖的意志就沒人來執(zhí)行了。納粹女人們心甘情愿地接受輕視婦女的綱領，甘當“爐邊蟋蟀”，她們?yōu)榧{粹死，也為納粹生——響應號召多生多育，使德國有源源不斷的青年去充當戰(zhàn)爭炮灰。納粹黨辦主任博爾曼的夫人不僅生了九個孩子，還不遺余力地支持領袖們提出的大眾非?；橐龊痛蟊娚胧ㄒ环蚨嗥拗?，一心盼望著能與丈夫的諸多女友在一個屋檐下共同生活。
獻身的關鍵是忘我，而讓人忘我的最佳途徑就是通過群體。法國革命后，西方一直對群眾理論頗有興趣和研究。弗洛伊德在1921年完成的《群體心理與自我的分析》又將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結合進去，對個體心理如何在群體中變異的過程和原因做了極為精辟的解釋，而隨即發(fā)生的希特勒現(xiàn)象似乎驗證了他的推理。
弗洛伊德認為，在群體中個人意識趨向最小化乃至完全消失，萬眾一心聽憑領袖支配。群體中的個人與領袖之間由超我紐帶連接，亦即個人以領袖為自我理想，將領袖的價值觀與愿望內化成自己的。而個人與其他成員的關系是通過自我紐帶，就是在同樣的“領袖替代自我”中彼此認同，從而在群體中產生同一、無我、利他的親密感情。原始部落在圖騰崇拜中彼此認同，進入集體幻覺，就是這種心理過程。在群體中，領袖接管了追隨者的內在生命，他的命令的效力取決于他所能取代每個人自我的程度，而不是他命令的內容。
與其他群眾理論家一樣，弗洛伊德也認為群體具有倒退的特點。群體不僅不會提升個體的水準，反而可能將個體降到低于群體中的最低者。個人意識是相當現(xiàn)代的產物，群體中個人意識重新失落，可視為一種返祖現(xiàn)象。群體如同北美的野牛，成群結隊地跟隨幾只帶頭牛在大草原上狂奔。
個人意識消失后，群體行為完全受制于領袖一人的心智、判斷、欲望，乃至妄想，希特勒的妄想便是如此演變成整個德國的妄想。這種舉國一致雖然表面上看來無與倫比，但最終將毀掉德國，因為自我糾正能力從此喪失，不到一敗涂地決不罷休。
一個人不敢做的事，群體做起來可以名正言順。一個人做事會患得患失，一個人犯罪會感到畏懼罪孽，這正是他在考慮自己行為的后果，掂量法律和輿論的制裁。但群體行動就不同了，只要有響亮的口號，就可以無所顧忌，根本意識不到是在犯罪。
作為人，怕苦怕死都是本能，要克服這些本能，必須有強有力的誘因，而人們最抵擋不住的就是所謂的偉大高尚。因為名利權勢雖為人之所欲，人類社會的道德輿論卻不利于赤裸裸地去追求它們，這就是為什么人們作惡時往往要作偽君子狀。然而在偉大高尚的名義下——不論是奉獻給“國家社會主義”的納粹女人，還是在“圣戰(zhàn)”號召下爭做人肉炸彈的恐怖分子——他們做出可怕的事，卻自以為“無私無畏”，名垂千古。
由此看來，獻身精神本身不足以成為一種美德，為什么獻身才是要義。柏拉圖說，勇氣是一種知識，中國儒家也從不提倡匹夫之勇。面對希特勒“偉大理想”的蠱惑，德國人更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良心和常識——獻身的事情錯了，一切就都白費了。
比起盲目的無私來，保留一點自我倒是危險性小得多。自利聽起來很平庸，但誰能無利而生存？何況社會本來就是要生產利益，分配利益的。幾千年來，君主要求臣民奉獻，男權要求女性奉獻，無非是上位者享受下位者的奉獻。奉獻是尊卑有序的，這才是本質。
德國占領奧地利后，弗洛伊德亡命倫敦。眼看自己的群體心理學不幸言中，這位老邁的猶太先知除了望洋興嘆，還能做什么呢？
原載本文來源：《文明給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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