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巖
來源：濟南日報
原題“我在美國當教授”
袁巖（1959年—），現(xiàn)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1991年獲休斯頓Baylor醫(yī)學院藥理學專業(yè)博士學位。
01
高考恢復后的第一屆大學生
1959年我出生在濟南，父母都是山大中文系的教授。
由于家庭的熏陶，我從小喜歡文學寫作。從小學到中學，我的作文都常被老師拿到班上讀。
16歲中學畢業(yè)我成了一名鐵道工人。工人不做工，在黨支部書記的辦公室里捏了兩年的筆桿子，還有一些“小作”發(fā)表在《鐵道工人報》上。
圖源：淄博二三事
“十年”后，高考恢復了。報考前的一天，父親要我坐下來商量選擇專業(yè)的事。
“你想學什么學科，考什么專業(yè)？”父親問道。
“學文。復旦新聞系、山大中文系都行?！蔽也患偎妓鞯鼗卮?。我一直想大學畢業(yè)后做一名記者。
在文學上有成就的父親并沒有因為我愿意做他的事業(yè)繼承人而高興，反而變得嚴肅起來。
一會兒，父親開口了：“我看你最好去學科學。”
“行！”我答應得很爽快。
剛剛粉碎“四人幫”，中國正處于科學的春天。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被人傳誦著，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報告文學，使以陳景潤為代表的科學家贏得了公眾的尊敬。所以對學科學我還能接受。
接下來，我們討論起學什么學科的問題。我說：“學物理吧”。楊振寧、李政道獲諾貝爾獎，使物理成了當時中國最熱門的學科。
“你看學生物學怎么樣？”父親說話了。
“嗯？”我以為聽錯了。“生物學？那不就是花兒、鳥兒那些東西嗎？”我好像不是太感興趣。
“生物學在先進國家已經(jīng)發(fā)展到分子水平，分子生物學、生物工程學這些嶄新的科學正在改變?nèi)祟惖纳?，改變世界?！备赣H接著說。
就這樣我考入山東大學生物系，成為高考恢復后第一屆大學生。
02
5年美國留學
我決定做一名教授
1985年底，我遠渡重洋來美國繼續(xù)學習。我進了位于休斯頓的貝勒醫(y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剛來美國時遇到了很多困難。就說語言吧，在國內(nèi)學了多年的英語，到了這里發(fā)現(xiàn)根本不管用。
打電話去一個辦公室，沒有人接，還有電話錄音。錄音里明明講沒有人在辦公室，請留言，可聽不懂啊。那時腿不懶，就走過去再說吧。其結(jié)果當然是白跑一趟。
上課時也像在云里霧里，以前懂得的東西倒是能聽懂，以前不懂的新東西便聽不懂了。這可怎么學習啊。當時辦法只有一個：多讀。
下課以后根據(jù)課上的內(nèi)容找來很多相關的文獻去讀，大有讀不完這些文獻搞不懂老師講的是什么就不睡覺之勢。
這個方法還真管用。一個學期下來，考試還得A。
在美國得個A很高興啊。因為那里不像國內(nèi)學校批卷子，90分以上就是A，而是根據(jù)全班學生的相對成績打分。根據(jù)分數(shù)，排在前面20%的學生得A，我得了A，就是說我是10個人里面最好的兩個人之一。
那個時候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英語普遍不如現(xiàn)在來美國的學生好。但中國學生很受學校和教授的喜歡。那時中國學生少，專業(yè)基礎都很好，更重要的是大家普遍學習認真、敬業(yè)。
貝勒醫(yī)學院
出國前我對貝勒醫(yī)學院治學嚴謹已有所聞。
在中國科學院的同學當中，當有人聽說我準備去貝勒醫(yī)學院讀書時，對我說：“在貝勒讀書可苦了，那兒能治得你拉??！”
這個人的話在我進入貝勒的第一個星期就體驗了。我進實驗室的第一周，跟著導師做了一個實驗，出了一點結(jié)果。每個星期六上午全系開會，不同實驗室的人向系主任和全系教授、研究生匯報研究進展。
當系主任問今天有誰準備在會上講講自己的工作時，我的導師便說：“巖有一些結(jié)果。”這樣我就不得不上臺了。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我用很不流利的英語向大家講述我的實驗及結(jié)果。這是我在貝勒入學的第一周。
我就這樣在貝勒醫(yī)學院接受了五年嚴格的訓練，直到我拿到博士學位。
五年的博士研究生學習，我不但系統(tǒng)地獲得了科學工作的訓練，還充分地享受了做科學研究的樂趣。在讀博士學位的最后一年，我決定把科學作為我的終生事業(yè)，我要做教授。
我開始注意在美國做教授的途徑和條件。
我曾讀到過一篇文章，講到在學術領域中成為教授的三大成功要素：
一是名門出身；
二是研究成就；
三是獲得研究資助的技能，缺一不可。
首先，怎樣才能有一個名門出身呢？我想一定要去一個最好的實驗室做博士后。
我在論文答辯以前申請了三個實驗室的博士后，一個在耶魯大學，一個在斯坦福大學，一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耶魯大學的ALtman教授對我的博士論文很欣賞，立即收我做弟子。斯坦福大學在請我去加利福尼亞面試后也給了我做博士后的位子。各方面權衡之后，我決定去耶魯做博士后。
博士答辯后的第二個星期，我踏上了北上的路途，驅(qū)車2000英里，來到了位于新英格蘭地區(qū)的耶魯大學。
耶魯大學
03
做博士后
ALtman教授是一位在國際享有很高聲望的教育家和科學家。
他因為發(fā)現(xiàn)核酸不僅僅有傳遞遺傳信息的作用，還有生物催化的功能而于1989年獲諾貝爾獎。在像ALtman實驗室這樣的超級實驗室做博士后是一個難得的經(jīng)歷和享受。
在這樣的實驗室里，通常導師并不給博士后一個課題讓你做，而是指給你一個方向，讓你自己去找課題，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設計實驗。博士后們在這里充分享受獨立思考、獨立工作的自由。
在做博士后的幾年中，ALtman導師對我以及我的科學生涯影響是巨大的。
首先，在我學習獨立科學研究的同時，Altman教授還讓我學到了在研究上導師和學生是平等的這樣一種思想，換句話說，他幫助我們塑造了勇于挑戰(zhàn)權威的概念。
在我研究一種核酸酶的結(jié)構(gòu)與功能時，發(fā)現(xiàn)可以利用這種廣泛存在于每一個細胞里的酶去破壞有害基因的產(chǎn)物(譬如感染的病毒，癌基因等)的可能性。
在我試圖提高這種酶的效力時，我產(chǎn)生了一個大膽新穎的想法：根據(jù)達爾文進化論里的“適者生存，弱者淘汰”的原理，能不能把這個原理應用到分子生物學上來，創(chuàng)造一種選擇壓力，在試管里用分子進化論篩選出最有效的生物分子出來。
當我把我的“試管里達爾文進化論”的想法講給Altman聽時，他的第一個反應是他不認為這個想法會實現(xiàn)，太玄。他是擔心我浪費很多時間一無所獲。
我回去又想了兩個星期，對實驗設計又進行了更進一步的修改。我又回去和Altman談這個想法。他注意到我的設計比第一次有改進，成熟一些，但還認為不太可行。但他這一次沒有阻止我要嘗試這個想法。
他講：“我的感覺是這個實驗不會成功，但你想去嘗試的話，你就去試試吧。但愿我是錯的。”幾個月后，這個實驗取得了比事先想象還要好的成果。
由于出結(jié)果的第二天的實驗室例會正好輪到我講，我也沒有馬上把我的結(jié)果告訴他。
在那次實驗室會上，我從最初的想法開始講起，又闡述了實驗過程。在我最后亮出最終的實驗結(jié)果之前，我不斷受到其他人，包括我的導師的挑剔和提問。在最后幾分鐘里我展示了我的結(jié)果：經(jīng)過試管里的進化，分子的生物活性提高了一百倍。
這時別人都不再說話了。Altman教授頓時十分興奮。為這個工作感到高興。隨后他幫我把這個工作發(fā)表在《科學》雜志上。
現(xiàn)在我做導師了，我也像Altman導師一樣，對學生的想法，既毫無保留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又尊重任何新的想法。
在學風上，Altman對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Altman在很多場合下都反復講這樣一個觀點：他從不相信天才。
做科學，成功的要素只有兩點，第一是肯學，第二是刻苦努力。
Altman曾經(jīng)對他的幾個已經(jīng)做了教授的學生(包括我)說：“我要求你們少發(fā)一點文章，但要求發(fā)高水平的文章?！?/strong>這和現(xiàn)在學術界追求數(shù)量的學風大相徑庭。對于建立好的學風，這是很重要的。現(xiàn)在Altman教授提出的“少出文章、出好文章”已成為我的實驗室的風格。
04
怎么才能做教授？
在美國，那會大學里教授的位置是定編的。譬如一個10名教授編制的系里，最多只能有10名教授。只有當一個位子空出來后，才能招聘一名新的教授來補缺。
教授的來源都是公開招聘，很少從博士后、講師或研究人員中提拔。這樣就從根本上杜絕了“近親繁殖”的現(xiàn)象。
教授招聘必須是公開的。學校絕不會批準一個系不通過公開招聘錄取教授的。招聘廣告刊出去后，一個位子往往有上百人申請。求職人來自美國各地，還常常有來自于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的申請者。
招聘小組一般由本系和外系的教授聯(lián)合組成。招聘小組首先從這上百個申請人中選出5至6名候選人，請他們來面試。
候選人一般是根據(jù)以下幾個方面來確定：
（1）你是從什么實驗室里培養(yǎng)出來的。
這里面一般有這樣兩種考慮，一是相信名師出高徒，二是如果系里想招一名某一專門領域里訓練出來的人，那么就會注意在這一領域里著名的實驗室。如果這些實驗室剛好有博士后找工作，他們就會受優(yōu)先考慮。
（2）你在做研究生和博士后時的研究工作水平。
這主要根據(jù)發(fā)表論文的數(shù)量，論文發(fā)表雜志的水平等。
（3）在做博士后期間有沒有成功地申請到過科研資助（獎金）。
我在決定找工作后，便開始注意幾種主要科學刊物上刊登的廣告。有感興趣的就把準備好的申請材料寄去。
當被選進候選人名單后，其學校會打電話來約定面試的時間。面試中要做一場學術報告，要與本系和外系的一些教授見面，還要與招聘小組里的教授們一起吃飯。面試一般進行兩天，偶爾也有一天內(nèi)完成的。
招聘學校會根據(jù)面試的效果把候選人排隊。排在前面的或者直接通知被錄取，或者請來進行第二次面試。
第二次訪問一般是談條件，包括實驗室面積，啟動基金，還有工資等等。學校還會聯(lián)系房地產(chǎn)公司經(jīng)紀人，向你介紹這個城市的房地產(chǎn)情況，如果樂意的話，還會帶你去看一些待出售的房子。學校所在地的居住環(huán)境也往往是受聘者考慮是否接受聘請的一個因素。
我在幾家聘請我的大學之間選擇，最后決定加盟位于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
賓夕法尼亞大學
05
我在賓大做教授
賓夕法尼亞大學是美國的八大常春藤盟校之一，是本·富蘭克林親手創(chuàng)辦的大學，也是美國最有歷史的大學之一。
賓夕法尼亞大學有幾樣引為自豪的東西：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1946年在這里誕生；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是很著名的，里面還收藏了不少中國流失海外的國寶。
教授在美國雖然不是最有錢的一族人，卻享受特殊的尊敬和待遇。譬如美國的教授都是在終生制軌道上。
新的教授進來后，經(jīng)過幾年的努力(在賓大是6年)可獲得終生教授。
在美國還真找不到有第二種職業(yè)享受終生職務的待遇。
我的博士導師曾這樣開玩笑：“我才不稀罕美國總統(tǒng)這個職位呢，一個4年到期的工作?！?/strong>
在大學里，除了教授這一軌道，還有研究人員的軌道和講師的軌道。這幾個軌道是不相通的。譬如研究人員軌道上的人，職稱可以是“研究員”，或者“研究教授”但“研究”二字一般是不能去掉的，因為這里面有終生的問題。講師可以晉升為高級講師，但不能晉升為教授的。
教授在學校都是要上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不能例外。但在私立研究型大學和公立教學型大學之間，教學量差別很大。
在像哈佛、耶魯、賓大這樣的私立大學，教授與本科生的比例一般是1：1—2，而公立大學的比例是1：10—20。所以在私立研究型大學的教授的教學量一般很輕，絕大多數(shù)時間做研究。
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
我的實驗室除了繼續(xù)研究我在耶魯開始的課題外，不久又開展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課題。
原因是這樣的：在離開耶魯前我曾向Altman導師征求今后研究方向的意見。他語重心長地講，“你的科學訓練主要是在生物化學上，我覺得在生物化學領域中的大多數(shù)人對生物學的理解不深，或者說并不很懂?！?/p>
Altman教授是一個生物化學家，他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根據(jù)導師的話我決定把我的實驗室的研究方向往生物醫(yī)學方面先靠攏。新課題是關于艾滋病相關的腫瘤病醫(yī)學。
引起艾滋病的HIV病毒本身并不致命，但HIV造成病人的免疫力下降，使艾滋病人死于腫瘤或者傳染疾病。我決定研究一個最近新分離出來的、引起一種艾滋病人常見腫瘤的腫瘤病毒。
可是我在病毒領域是新手。怎么辦？我又拾起了在讀研究生時用過的“笨辦法”——讀文獻。好在那時這個新病毒剛剛發(fā)現(xiàn)不久，所有有關文獻加起來就一百多篇。
我坐在辦公室里把它們統(tǒng)統(tǒng)讀了一遍。這個領域的情況我就清楚了，同時發(fā)現(xiàn)了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從中我選擇了一個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病毒從潛伏期中復活。
許多正常人早已被這個病毒感染，如果免疫機能正常的話，這個病毒最多只能藏在潛伏期，不會致病。任何原因造成免疫力下降(譬如艾滋病、老年等等)，會使這個病毒復活，引起腫瘤。
我們的第一個研究是要找到控制病毒復活的調(diào)節(jié)基因，在當時這是一個競爭很強的課題，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世界上已經(jīng)有幾個實驗室開始了這項研究。我的學生也總是擔心，我們能不能競爭得過那些大實驗室？
結(jié)果是我們巧妙地運用了嫻熟又十分有效的生物化學手段，第一個在世界上發(fā)現(xiàn)了四個調(diào)控基因，走到了別人的前面。在這之后，我們又有了幾個新的突破。
其中一個是闡明了這個病毒如何利用一個病毒蛋白戰(zhàn)勝人體抗病毒的免疫能力，達到控制寄生細胞的目的。這一系列的突破性的進展使我們實驗室成為這個領域中領先的實驗室，我也從一個生物化學家變成了成熟的病毒學家、免疫學家。
一個科學家就是這樣造就的，每個教授都是這樣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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