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國建立前，孫中山就對推翻清朝后的定都問題，有過幾番設想。
1887年，孫中山對未來中國首都的選擇有過縝密的考慮，他曾提出“一都四京”方案；一都即武昌，四京即西京（重慶）、東京（南京）、南京（廣州）、北京（順天）。首都的第一選擇，首選武昌。
按孫中山的構想，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東西南北各設一京，既有利于統(tǒng)籌全國，又能分散都城的壓力。
在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有過多京制。比如唐代前期設置了三個都城，西都長安、東都洛陽、北都晉陽（太原）。
在唐肅宗時期，為了應對安史之亂和鞏固統(tǒng)治，又設立了“五京制”，除了長安、洛陽、晉陽外，又增設南京（成都）、西京（鳳翔）。
唐后的北宋實行的是四京制，共有四個都城，分別是：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大名）。?
遼代時全國五京并存，遼設置了五個都城?，分別是上京臨潢府（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赤峰）、東京遼陽府（遼陽）、南京析津府（北京）和西京大同府（大同）。?
金在滅遼之后，沿襲了遼的五京制，只是將金的都城會寧府（黑龍江阿城）升為上京后，改遼上京為北京。
所以多京制在歷史上有跡可循，且實施的都很成功，對國家的管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不過到了1902年，他在和章太炎討論定都問題時，并詳細述及首都設置的問題，又提出了三個方案。孫中山強調(diào)說，“金陵猶不可宅”。
孫中山認為南京不適合作為首都。地域上離上海太近，在經(jīng)濟和政治上非常容易受到洋人的牽制，其位于中國的東部，對于西部廣大的國土，顯得鞭長莫及。
金陵自古繁華，佳麗云集，歌舞升平，“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河。秦淮河畔的勾欄瓦舍靡靡之音，容易削弱奮斗者的斗志，貪戀酒色繁華。
他說:“武昌揚靈于大江，東趨寶山，四日而極，足以轉輸矣，北望襄樊以鎮(zhèn)撫河雄，鐵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長城，其斥侯至窮朔者，金陵之絀，武昌之贏也?！?br/>“定鼎者，南方諸城莫武昌若”。武昌位于中國東部中心位置，去哪里都十分方便，經(jīng)濟基礎較好，同時又是鐵路南下北上的交通樞紐，坐擁長江水道，因此孫中山把武昌視為定都的首選。
第二方案則是定都西安。孫中山認為:“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也就是說，若要對廣大的邊疆地區(qū)實行有效治理，武昌就有些偏居東南了，而西安則位于整個中國的中心位置，能對邊疆實行有效管理；
況且西安底蘊厚重，在中國歷史上，諸如漢、隋、唐等中國最強大的幾個王朝皆定都西安，民心所向。
第三個方案則讓人錯愕，定都伊犁。武昌和西安都有跡可循，為什么會把都城放在西北邊疆的伊犁？
伊犁是中國的一個風水寶地，伊犁河谷處于天山南北山脈之間的一個喇叭口，是大西洋吹過來的暖濕氣流最后到達的地方，這讓伊犁成為了新疆最濕潤的地區(qū)，水草豐美，造就了中亞干旱地區(qū)少有的“邊陲江南”景象。
孫中山認為“謀大洲則伊犁”。若定都西安，制衡蒙古和新疆雖足矣，然若欲為亞洲共主，又顯狹窄，當遷都伊犁。
也就是說:如定都西安，可以對全國進行有效管理，若要想成為亞洲共主，走向世界，那么西安也偏居一隅了，而伊犁位于亞洲大陸的中心位置，若打造成一座世界級大城市，定是亞洲之心，八方來朝。
定都伊犁，如此偉略，不論是在當時還是今天看來，這一想法都太過于超前了。
不過遺憾的是，無論是“一都四京”還是后來的三個方案，都因當時的局勢快速轉變最終都沒有實現(xiàn)。
武昌起義后，各省紛紛響應，商討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臨時政府。由于武昌地處中原腹地，九省通衢，是辛亥革命諸次起義中第一個在省會城市取得成功的地方，況且又是孫中山首選之地。因此，將首都設在武昌是順理成章的事，各省也都主張將臨時政府的首都設在武昌。
各省代表經(jīng)過商討，確定在臨時政府成立前，由湖北軍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職權，很明顯，事實上是把中央政府定在了武昌。
但此時清朝大軍屯兵江北，包圍了武昌，漢陽已失守，武昌軍事形勢非常嚴峻，各省代表只能前往漢口英租界開會。
就在此時，傳來了江浙聯(lián)軍攻克東南重鎮(zhèn)南京的消息，于是，各省代表精神為之一振，立即開會作出決定，各省代表會議遷至南京召開。并將臨時政府設在南京。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告中華民國成立，定都南京，武昌與都城失之交臂。
雖然孫中山的“一都四京”和三個方案全部流產(chǎn)，不過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成功實行一都四京或定都伊犁，那么對于中國來說，會有哪些優(yōu)勢和劣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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