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以來，實行了不少的文字獄，其文字獄主要針對的是反清、反滿的言論，而其中比較典型的是明史案以及呂留良、曾靜案。呂留良、曾靜案又是所有文字獄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從中可以反映出清朝部分反清文人的心理，以及雍正、乾隆二帝對民間言論的不同態(tài)度。
一，呂留良：因為反清的名聲大著的文人
呂留良，原名光輪，是明末清初的文人。呂留良是科舉型的學霸，他24歲應科舉，為邑諸生，每次考試都能夠奪冠，在當時的聲望很高。有文獻記載他“凡天文、讖緯、樂律、兵法、星卜、算術、靈蘭、青烏、丹經(jīng)、梵志之書，無不洞曉?！?/p>
1644年，明朝滅亡，清軍入關。呂留良散家財召募義勇，參與到了浙江的抗清事業(yè)之中，但很快遭遇失敗。1655年，陸文霦邀請呂留良評選清初的科舉文章，編輯為《五科程墨》。在這篇文章中，呂留良大肆宣傳反清言論，說“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
1665年，浙江學使至嘉興考核生員，呂留良拒不應試，所以被革除諸生。此后，呂留良就在桐鄉(xiāng)歸隱，著書立說。他書寫的文章依然還是以評選清朝的科舉文章為主，宣傳的思想也主要是“夷夏之防”。
1678年，康熙皇帝為了籠絡明遺文人，開開博學鴻詞科，征聘天下山林隱士。呂留良拒絕清廷的邀請，選擇隱居講學。而他的隱居講學又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不同，黃宗羲等人專心于學術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是清朝學術的開創(chuàng)者，而呂留良則專門傳播反清言論，表達一些憤世嫉俗的思想，因此他在學術上基本沒有什么成就。1683年，呂留良因病去世。
康熙皇帝推行“以寬治國”，對于明朝遺留文人的言論沒有太過于追究，所以黃宗羲、顧炎武和呂留良等人才能夠自由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呂留良雖然歸隱山林，但他在全國四處游歷，寫了詩篇無數(shù)。而他的弟子也很多，在全國有很大的影響力。
平心而論，呂留良這種言論在歷朝歷代都是容不下的。他在清朝宣傳“夷夏大防”“反清復明”，就好比在明朝宣傳反明，在宋朝宣傳反宋，沒有任何王朝能夠允許百姓宣傳反對本朝的言論，就算是言論最為自由，對文人對好的宋朝也是不行的。但康熙出于籠絡士人的考慮，并沒有將之殺害，而允許他寫書、講學、游歷，這恐怕在古代也非常罕見。
二，曾靜：瘋狂到鼓動川陜總督岳鐘琪反清
呂留良由于堅持“夷夏大防”，因而在明末清初的大背景下能夠名氣大增，而弟子也比較多。其中一名激進的弟子叫做曾靜，湖南永興人，是縣學生員。他曾經(jīng)去應試靖州時，讀了幾篇呂留良評點的文章，對呂留良“夷夏大防”的反清言論十分欽佩，于是專門派人去呂江拜訪，以求書籍。當時呂留良已經(jīng)去世，其子呂毅中將父親的遺書全部送給了曾靜。此后曾靜寫下《知新錄》，也是一本宣傳反清言論的書籍，其中的核心思想是“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jù)神器，乾坤翻復”；“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
曾靜之所以激進，是因為他不僅要發(fā)表反清言論，還要付諸行動?？滴跬砟?，清朝內部出現(xiàn)了“九子奪嫡”事件，雖然沒有波及民間，但許多傳聞也在民間廣泛傳播。曾靜認為，清朝已經(jīng)到了快滅亡的時候，于是就想聯(lián)絡人來推翻清朝，而他找的人是清朝漢八旗的將領岳鐘琪。
岳鐘琪是清朝著名的將領，四川人，據(jù)說是岳飛的后裔?？滴跬砟?，出兵西藏對付準噶爾，岳鐘琪帶領的西路軍從四川殺到拉薩，戰(zhàn)功赫赫。雍正初年，岳鐘琪又跟隨年羹堯出征青海，平定了羅卜藏丹津之亂。此后，他升為川陜總督，在西南地區(qū)和鄂爾泰一起主持“改土歸流”；雍正后期，又駐扎甘肅，出兵準噶爾。乾隆時期，參與大小金川之戰(zhàn)，功勛卓著。乾隆皇帝稱之為“三朝武臣巨擘” 。
岳鐘琪
岳鐘琪在雍正時期位列川陜總督，控制著西南和西北大片地區(qū)的兵馬，地位非常之高。也因為此，朝廷中許多人對岳鐘琪不滿，許多流言蜚語就傳到了民間。曾靜聽到這些言論后，認為岳鐘琪和雍正帝有矛盾，所以就想策動岳鐘琪起兵反清。
雍正六年，曾靜讓張熙、張勘帶著書信到成都。此時的岳鐘琪已經(jīng)擔任川陜總督，就任于西安，于是二人又趕到了西安。二人經(jīng)過調查后發(fā)現(xiàn)岳鐘琪深的雍正的信任，傳聞并不可信，于是張勘取消了計劃，回到了湖南。而張熙心有不甘，決定留下來。有一天，他在府衙攔截了岳鐘琪的轎子，將信件交給了岳鐘琪。
投書岳鐘琪，其書信不僅建議岳鐘琪反清，而且還列舉出所謂的雍正十大罪狀，分別是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佞。以上的這些所謂的罪狀，先不管到底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古代哪個帝王允許這樣的言論出現(xiàn)呢？
岳鐘琪見信件署名“南海無主游民”，就初步判斷出這信有問題。他冷靜處理，立即將張熙緝拿，然后通知陜西巡撫、陜西按察使司一起審理此案。但張熙拒絕招供。岳鐘琪不敢怠慢，又立即給雍正上密折，準備將張熙押送北京，讓皇帝親自審問。但雍正表達了對岳鐘琪的信任，并要求岳鐘琪采取其他特別的手段來審問。
岳鐘琪又和陜西巡撫、陜西按察使司商議。隨后，岳鐘琪暗中邀請張熙密談，表明自己的刑訊逼供是逼不得已的表面工作，而且那也只是為了試一試張熙是否可靠。岳鐘琪還說現(xiàn)在對張熙十分信任，并愿意共舉反清大業(yè)。沒想到，張熙聽了岳鐘琪的話后大為感動，直接將自己的老師曾靜說了出來。
此后，呂留良的家人、曾靜與其書信往來之人被抓到北京，雍正帝表示要親自審問。在多次審問之下，曾靜徹底認罪，并寫下了四十七份口供。
三，雍正帝讓曾靜成為反面教材
曾靜認罪后，雍正帝并沒有將之殺害，而是試圖將之作為反面例子來宣傳。為此，雍正帝寫下著名的《大義覺迷錄》，對曾靜的《知新錄》進行了一一的反駁。
《大義覺迷錄》主要反駁的是中國古代的“華夷之辨”的思想，強調蠻夷也屬于中國的一部分，認為蠻夷之所以叫做蠻夷，不是民族本質上的區(qū)別，而是經(jīng)濟發(fā)展存在差異。此書寫作的機動雖然是為清朝的合法性做理論上的辯護，但其中反映的民族思想的確在古代是非常先進的。直到現(xiàn)在，我們堅持的一些民族理念也和《大義覺迷錄》的一致。
此后，雍正帝讓官員帶著曾靜到江南地區(qū)宣講，讓曾靜自己去批判呂留良等人的言論，這一招不殺人，但誅心。而呂留良雖然已經(jīng)去世，其尸體也被挖出來戮尸梟示，呂留良的族人則基本被處死。對于呂留良寫下的書籍就全部焚毀，有私藏呂留良著作的士人也遭到了株連，死者甚眾。
雍正帝認為呂留良用思想來鼓動群眾反清，所以是最大惡疾。而曾靜屬于被鼓動著，而且認罪態(tài)度好，所以沒有處死。為了展示自己的寬宏大量，雍正帝還赦免了呂留良家族成員的死罪，將他們全部發(fā)配到了寧古塔。
雍正皇帝還要求地方官員和讀書人都要讀《大義覺迷錄》，并要求朝廷官員對呂留良的言論進行批判，朝廷還將批判呂留良的文章匯編起來，發(fā)到地方以供閱讀。但這樣又出現(xiàn)了一個不良影響：民間百姓可不管呂留良寫的是真是假，他們看了呂留良的言論后，將認為“此地無銀三百兩”。而通過這種方式，一些宮中的爭權奪利話題成為了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給皇家神圣不可高攀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響。
乾隆即位后，認為完全沒必要和這些文人講道理，因為民間根本不會相信這些。于是乾隆直接處死了曾靜等人，并下令禁止《大義覺迷錄》的傳播。可見，雍正和乾隆在治理國家上完全是不同的模式，雍正喜歡比較嚴厲，工于計謀，注重自身的仁義形象，而乾隆是鐵血手腕，不擇手段，只在乎表面行為是否仁義。
三，齊周華案：一位瘋子文人的作死之路
雍正帝為了引出同情呂留良的文人，就允許地方官員和學生各抒己見，表達對呂留良案的看法。這一招，在《韓非子》中叫做“倒言反事”，我們通俗稱之為“引蛇出洞”。結果浙江一位叫做齊周華的文人真信了，他寫了一封《請求釋放呂留良子孫疏》，疏中的內容主張是有兩點：1，呂留良宣傳的是圣人的言論，并無不妥；2，呂留良已經(jīng)去世幾十年，此案與之無關。
齊周華先將意見書交給了學政，學政認為此事鬧大了對誰都不好，所以強壓了下來。但齊周華竟然頭鐵，直接到京城將意見書交給了刑部。刑部也不想讓事態(tài)擴大化，就直接以《大清律例》中禁止越級上訪的條款為理由，將之打回地方。浙江巡撫和學政勸說齊周華不要上書，不然會引起不必要的殺戮。但齊周華就是不聽，非要上書。于是，浙江巡撫和學政就直接給齊周華定了一個誣告的罪名，讓刑部來發(fā)落。
恰逢閩浙總督來浙江巡查，齊周華就讓自己的兒子去告狀。總督聽了這件事情后，不敢隱瞞，就直接告訴了雍正皇帝。雍正皇帝直接下令，讓地方政府永久監(jiān)禁齊周華。這個頭鐵的齊周華，這么折騰下來，鬧了個終生監(jiān)禁。
不過齊周華的運氣不錯，不久雍正帝就去世了，乾隆即位。乾隆帝宣布大赦，齊周華得以重獲自由。此后的30年，齊周華浪跡山水之間，在武當山出家為道士。乾隆二十年，他的家人將他接了回去。回家后，他想變賣田宅家產來出版自己的著作，但遭到家人的反對。齊周華一怒之下就去官府誣告自己的妻子“老而奇淫”“人盡皆夫”，還誣告兒子毒打自己。因他無理取鬧，被逐出了家族。
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撫熊學鵬到天臺縣視察，齊周華為了讓自己的著作出版就懇求熊學鵬為書籍題序。而讓人搞不明白的就是齊周華還將誣告妻子犯奸、堂弟齊召南寄銀生息、另一位堂弟齊軒南包訟陷人的誣告詞都呈上了，甚至自己當年寫的《請求釋放呂留良子孫疏》也在其中。熊學鵬認為此人思想有問題，當場就下令將之逮捕，并到他家搜查，查出問題言論書籍多種。乾隆皇帝得知后，直接處死了齊周華，他的書籍也被燒毀。
乾隆帝
呂留良案、曾靜案和齊周華案合起來，算是一件比較連貫的，且影響很大的文字獄案。從中可以看出，清朝的文字獄主要針對反清的言論，至于其他的異端思想或者自由思想，清朝并沒有明確禁止的態(tài)度。這也是為什么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能夠在清朝著書立說的原因。而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人的言論過于偏激，已經(jīng)觸碰到古代專制王朝的底線，最終引發(fā)文字案也是正常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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