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文化教育背景、不同的經(jīng)濟實力，但換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為什么東亞的生育率如此低？
除了我國之外，眾所周知，韓國和日本這兩個發(fā)達經(jīng)濟體，也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
截止2024年，韓國的生育率為0.75，日本為1.20，而我國的生育率也在1左右，這些數(shù)字都遠低于經(jīng)合組織2022年平均水平1.5。
雖然全球有許多發(fā)達國家都面臨著出生率下降的問題，但在東亞，不論經(jīng)濟好壞，這里的出生率都因為其嚴重的程度和特殊原因而令人格外關注。
除了城市化、個人主義和經(jīng)濟壓力的趨勢之外，東亞還有多個結構性的因素交織，最終導致了東亞不同于全球的生育率挑戰(zhàn)。
首先，就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而言，這三個經(jīng)濟體都擁有高度競爭的教育體系。
在韓國，有86%的小學生在上私立補習班。在日本，根據(jù)日本兒童研究網(wǎng)數(shù)據(jù)顯示，日本小學生上補習班的平均比例也高達30%，到六年級時這一比例甚至還會上升到43%。
巨大的教育壓力也直接影響著家庭決策。
補習班文化的盛行直接給父母帶來了巨大的經(jīng)濟負擔，同時也減少了家庭之間的相處時間，孩子因為學業(yè)任務沉重，童年被學業(yè)填滿，失去發(fā)展社交關系的關鍵機會。
而對父母而言，這種高度競爭的體系之下，他們撫養(yǎng)孩子所預期的財務成本，也成為生娃的重要阻礙。
哪怕是高度發(fā)達的日本，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
一次考試，一次機會，因為學習的重要性決定著一個孩子一生的命運，也導致父母愈發(fā)重視孩子的教育投入，最終導致生育二胎以上，成了父母時間和經(jīng)濟上難以逾越的高山。
造成整個東亞生育率低下的背后，是教育的高度競爭帶來的僵化。
韓國學生為了避免在個人記錄上留下轉學經(jīng)歷，甚至會選擇不轉學，而是重新參加入學考試。日本則使用“學歷洗牌”一詞，來形容那些出身普通大學、后來進入精英研究生院的畢業(yè)生。
導致生育率低下的，除了孩子面臨的高度競爭教育體系之外，還有性別平等方面的挑戰(zhàn)。
這一點對女性而言，尤其嚴重。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在所有經(jīng)合組織中是最嚴重的，達到29.3%，哪怕是日本這一數(shù)字也高達22%。
由于職場中女性面臨的工作時間不靈活以及歧視問題，也深遠影響著女性的生育選擇。
職場對女性的歧視有多嚴重呢？
以韓國日本為例，在這兩個國家，大約有一半的女性在生育后不再重返職場，而哪怕是回歸職場的女性，也只能夠轉向兼職一類的工作。
這種家庭內(nèi)的嚴重不平衡，也讓女性對結婚產(chǎn)生了理性上的抵觸。在韓國，性別對立是最明顯的，甚至還出現(xiàn)了韓國女性的“四不”潮流。
整個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對性別的對立、職場中對生育的歧視等等，共同塑造了東亞有別全球其他地方的生育困境。
最近幾年，還有一些新的問題不斷涌現(xiàn)出來。
“條件文化”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什么是“條件文化”？所謂條件，就是人們像商品一樣被按照外貌、身高、財富、學歷和就業(yè)情況來評判。這種文化毫無疑問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壓力，進一步打擊了人們組建家庭的意愿。
如果嚴格按照外貌、身高、財富和學歷就業(yè)來評判，那么只有接近于“完美”的人，才會擁有組建家庭的欲望。
而一個社會里，符合完美的人，到底又有多少呢？
互聯(lián)網(wǎng)的傳播敘事，也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今天年輕人對“條件”文化的追捧。
所謂外貌正常，就是要長得帥氣，最好是像明星；而身高，指的就是男性要高于180以上，女性要高于160以上，而財富和學歷，則是財富越多越好，學歷本科起步越高越好。
年輕人被條件所裹挾，卻也忽略了社會因素。
不管是在日韓還是我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事實上都不超過170和160，至于財富方面，日韓人均GDP三萬美元，但人工成本也異常高昂。
我國人均GDP一萬多美元，但大量的人月收入在5000至8000。
至于外貌，這更是上天所決定的，個人只能夠接受，亦或是通過“人工矯正”來改變。
這些條件匯總在一起，共同加劇了人們對生育乃至組建家庭的焦慮。
“條件文化”的盛行，只能將責任歸咎于年輕人自己嗎？
當然不是。一個社會的價值觀、三觀的標準，可能才是更為正確的引導走向。
就像東亞更喜歡二次元蘿莉文化，歐美更看重成熟魅力一樣，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性，也決定了今天年輕人不同的價值觀。
在提到年輕人生育率低下的時候，我們通常想到的是各種扶持刺激，例如發(fā)錢、做好育兒相關的配套措施等等。
但這些措施最終需要什么？最終需要的是整個社會資源的傾斜。
而這，就是今天整個東亞生育率低下的另一個原因，那就是老齡化的占比不斷提高。
老齡化看起來和生育率低下沒什么關系，但隨著整個東亞的老齡化不斷擴大發(fā)展，老年人在整個社會人口結構中占主導力量，那么相對應的，年輕人的能量就會降低。
這會帶來一個結果：隨著社會老齡化，政策將會越來越多地優(yōu)先考慮老年人，而非支持年輕家庭。
我們假定社會每年的總資源不變，那么隨著老年人越來越多，年輕人越來越少，那么資源的傾斜到底是應該刺激年輕人生育呢？還是照顧老年人養(yǎng)老呢？
這不是一個可以兼顧的問題，而是一個此消彼長的問題。
資源向一方傾斜，另一方獲得的資源勢必就會減少。在過去這不是一個問題，但隨著老齡化的增長，這必然會帶來一個難兩全的抉擇。
在日本和韓國，65歲及以上人群已經(jīng)占到勞動人口的20%，日本的老年撫養(yǎng)比預計到2050年還將達到恐怕的79%，這一人口結構的轉變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huán)，老年人越多，所需要的社會資源就越多。
在每年社會總支出不變的情況下，年輕人能夠獲得的生育支持，自然也就會越少。
最終，我們需要的還是結構性的變革。教育要能夠培育人而不是摧毀人；職場要把為人父母視為生活的常態(tài)，而不是職業(yè)發(fā)展的負擔；文化規(guī)范應該重視人的潛力，而不是外貌和學歷。
至于最重要的社會資源分配，也應該在代際之間努力實現(xiàn)利益平衡，而不是過多傾斜一方，而忽略另一方。
整個東亞今天所面臨的生育危機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僅僅是一個人口挑戰(zhàn)，更是對家庭生活結構的深刻控訴，東亞的未來，并不取決于年輕人如何選擇，而在于社會是否愿意創(chuàng)造一個生育的環(huán)境。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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