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加坡新任總統(tǒng)尚達曼亮相，他是一位印度裔的新加坡人，其祖父是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雖然不是印度人，但泰米爾人卻是印度本土上一支很重要的原生民族，所以毫無疑問，尚達曼是一位印度裔，他黝黑的皮膚和印度教的宗教信仰更證明了這一點。
可我們心中對新加坡的印象一直是這樣的：亞洲四小龍，華人為主的國家，李光耀的經(jīng)濟改革。
從來沒想到的是，新加坡會有個印度裔總統(tǒng)，雖然總統(tǒng)在新加坡沒有實權，但作為國家元首，新加坡總統(tǒng)代表了國家形象，由尚達曼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認識，那就是印度裔在華潤占主要人口比例的新加坡非常吃得開。
那只有一個尚達曼證明不了印度裔在歐美比華裔發(fā)展得好，而且新加坡不是一個歐美國家，然而事實上是這樣嗎？
大家要知道，新加坡的官方語言是英語，有著強烈的歐美基因，即便是華人，其漢語水平也不高，這種去中文化的國家導向，無疑說明了新加坡身在東南亞，心在歐美的國情，故而尚達曼能在這里混得好。
這都與尚達曼英國倫敦留學，美國哈佛進修由很大關系，新加坡這樣的國家，華人如此多都歐美化了，印度裔人少還能脫穎而出，就更不用說那些英國、美國本土上的印度裔了。
事實上，很多名人的例子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印度裔比華裔在歐美世界爬得要高，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讓我們一探究竟。
歷史背景：殖民遺產(chǎn)與文化適應
印度裔在歐美的成功，與其自身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印度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印度人在數(shù)百年的殖民統(tǒng)治中接受了西方制度、語言和行為方式，這使得他們在進入歐美社會之前，早就適應了歐美國家的游戲法則。
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英國前首相里希·蘇納克就是印度裔，原因是他在英國成為了掌握實權的首相，他不僅接受了英國全套精英教育體系的培養(yǎng)，還能如數(shù)家珍地運用西方政治術語與選民溝通，獲得支持，得以最終登上權力巔峰。
英國殖民者給印度帶來了災難性的剝削，也留下了現(xiàn)代化的基礎，英國引入的西式教育體系培養(yǎng)了一批現(xiàn)代知識分子給印度，這些人成為了社會的精英階層，也成為了日后移民海外的主力軍。
印度裔在美國英國等地的成功，得益于殖民時期的英語教育和英國式治理經(jīng)驗，英國的治理策略對印度的種姓制度造成了強化，使得印度上層人士認為，接受英國教育就是新世紀的種姓文化變體，因而海外的印度裔很容易成為歐美精英，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印度人中的高等人。
反觀華裔，我們并未成為完全的殖民地，也沒有英語傳統(tǒng)，移民進入歐美社會，更多的是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
歷史上華人勞工階層進入美國，社會地位低下，因此低調(diào)發(fā)展，專注于商業(yè)和技術領域，很少參與政治和選舉等關乎權力的活動。
文化特質：表達能力與社交模式
除了歷史，現(xiàn)實中的歐美社會不像我們想的那樣田園風光一般美好，歐美社會強調(diào)競爭，尤其是通過個體表達和社交能力進行競爭，而印度裔在這方面表現(xiàn)出了明顯的優(yōu)勢。
看過印度電影的朋友都知道，印度人說英語雖然有濃濃的咖喱味，但是他們口若懸河的狀態(tài)倒是很有輸出量。
因此，印度裔的語言表達、辯論能力以及主動社交有著語言優(yōu)勢，與西方文化強調(diào)個體自由、言論權利的高度契合，如果一個印度裔敢于在公眾場合表達自我，很容易被看作是歐美文化馴服的產(chǎn)物，這反倒讓歐美人產(chǎn)生鏡像自信。
在政治、商界、科技和文化領域，印度裔的口才支持著他們一路向前。
比如在硅谷，谷歌的CEO桑達爾·皮查伊和微軟的CEO薩提亞·納德拉均是印度裔，他們不僅具備卓越的技術能力，同時還擅長管理和溝通，在董事會的眼里，是一種完全可以信任的仆人形象，誰會不愿意用忠誠且精明能干的下屬呢？
相比之下，華裔的成長環(huán)境其實讓他們清高和優(yōu)秀，由于更加注重務實與內(nèi)斂，華人往往“做比說更重要”，這種文化特點造就了大量勤奮、聰明、專業(yè)的華裔人才，可是會做的比不過會說的，在西方社會中就容易被人摘桃子。
從《論語》上看，華裔的傳統(tǒng)價值觀強調(diào)“慎言”與“和而不同”，遇到問題時悶聲解決，不公開表達立場與對手辯論，這種行為模式在西方社會被誤解為“缺乏領導力”以及“不夠自信”，華裔在主流社會的晉升機會就這樣在嘴上被限制了。
硅谷是職場人的角斗場，這里面有全世界最聰明的一群人——猶太人、印度裔以及華人，他們從各個高校來此就職或創(chuàng)業(yè)，猶太人善于控制成本和算賬，華人擅長計算與巧思。
而印度裔往往在華人不太自信的發(fā)言中半路殺出，滔滔不絕，手勢滿天飛，以強大的自信獲得項目主管和參與人員的認可和信任，他們這種蜜汁自信不一定能解決問題，但一定能解決大家的爭執(zhí)，這就是時間成本的管理與控制，大不了錯了還能改正。
反觀華人科學家則韌性十足，即便得到結果，也會被視為過于優(yōu)秀和不合群，而因此更加深了別人對華裔的刻板印象，那就是保守和蠻干。
群體合作：抱團與孤立
印度裔在歐美社會中善于抱團發(fā)展，通過在職場、學術圈子和社交場合構建人脈，大力出奇跡。
比如美國前副總統(tǒng)卡瑪拉·哈里斯就是有印度裔背景的職業(yè)政客，她的成功離不開印度裔群體的支持，他們捐款、游說，推動哈里斯從最底層進入了內(nèi)閣。
哈里斯的母親只是一名醫(yī)生，沒有什么政治資源，但哈里斯受到母親的影響，十分喜歡參與社會問題，因此在職業(yè)選擇上向法律專業(yè)邁進。
她用出色的口才，敏銳的判斷力以及自己特殊的印度裔身份，找到了民權問題這一“政治增長點”，為自己的黨派拉票，故而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成功爭取到印度裔的廣泛支持。
同時，哈里斯巧妙地利用自己身份的多元性，拉近世界性選民的精神認可，印度裔本就有很強的信仰歸屬感，她的演講只要說到他們心里去，就很容易獲得政治選票和資金支持。
華裔往往“獨善其身”，不沾親帶故、不主動尋求抱團合作，遺世獨立而自命清高，這使得華裔在專業(yè)領域雖然有卓越成就，也難以形成有力的群體話語權。
文化宣傳：學習好萊塢的寶萊塢
印度裔在影視、文學和音樂方面都有較強的存在感，例如，寶萊塢的影響力已經(jīng)擴展至全球，印度裔導演、演員也甚至大批量地出現(xiàn)在好萊塢，像《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這樣的電影，不僅讓印度文化獲得全球認可，同時為印度裔在文化產(chǎn)業(yè)中爭取到一席之地。
印度裔的藝術家通過一系列的能歌善舞與琴棋書畫俘獲了歐美人的心，印度裔藝術家在爭取自己的文化地位，讓歐美人士能獲得安全感，他們善于利用西方對“異域風情”的興趣，結合自身藝術特長，融合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輸出。
歐美觀眾對東方文化有一種“神秘感”的印象，印度裔藝術家將印度的瑜伽、冥想、古典舞蹈、寶萊塢電影音樂與電子音樂、街舞、爵士、嘻哈結合，成為歐美市場的成功者。
寶萊塢流行的印度音樂、舞蹈和電影工業(yè)使得許多印度裔藝術家活躍于歐美主流娛樂圈，如音樂制作人Jay Sean、作曲家A.R. Rahman（《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配樂）、導演M. Night Shyamalan等，他們用跨界合作和創(chuàng)新，打造了獨具一格的印度特色。
印度政府長期注重文化輸出，對自己的寶萊塢、瑜伽、宗教哲學等文化產(chǎn)業(yè)大力支持，與中國相比，印度的文化傳播方式更加低姿態(tài)，因此更容易迎合西方市場的口味。
印度裔藝術家進入歐美圈子是成功的標志，而中國藝術家與西方則常常是水土不服。
相比之下，中國在文化輸出方面有京劇、武術、書法等傳統(tǒng)藝術，但在卻全球市場的傳播力上沒有影響力，中國側重科技、基建、制造業(yè)等“硬實力”輸出，使得華裔也有種不甘于搞不三不四文藝的心理。
這使得歐美人不能平等地看待華人藝術，因此心理上處處設防，使得中國藝術家難以施展拳腳。
華裔在歐美文化領域中能拿得出手的人物，屈指可數(shù)，例如李安導演在電影界取得巨大成功，李小龍、成龍的功夫形象深入人心，但整體而言，華裔的文化作品更容易被邊緣化，還被刻板印象所框定。
歐美影視作品中的華裔形象，基本上是“功夫高手”或“聰明的書呆子”，但其實華人中的優(yōu)秀藝術與之前提到的歷史原因、文化特質和群體合作問題類似，不是我們沒有藝術，惹事歐美人接受不了他們理解不了的藝術，因此將這些人排斥在主流圈子之外。
當然，說到底，無論是在政界、商界、科技領域還是文化領域，印度裔成為了歐美文化勢頹之后的有效補充，因為它們不會威脅歐美文化的統(tǒng)治根基，反而是吸引歐美內(nèi)部矛盾的火力，完成其文化的轉型。
這種以仆人身份積極地融入歐美的奴性文化，讓“三哥”文化成為死心塌地的仆人形象，而華人文化更像是遺世獨立的表率和羽化登仙的道人，尤其是其中蘊含的民本與平等思想戳穿了歐美文化享樂主義的假面，讓其很容易走入消亡甚至社會主義革命。
由此說來，歐美核心圈子中華人較少、印度裔較多，還是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提防心理在作祟，華裔如果安于現(xiàn)狀也無安全是可以的，沒必要強力加入，但如果想要一步登天，就非要從中國文化的根上改起不可。
但是，一個強大的中國正在崛起，如果這個更有前途的文化出現(xiàn)，倒戈而向也是常有的事情。
尚達曼當選新加坡總統(tǒng)，新華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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