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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鄭小悠副研究館員

摘要

嘉慶二十年（1815）夏，山東泰安縣發(fā)生強盜伙劫富戶徐氏、致人傷亡的重大案件。由于地方官審斷不公，致使事主兩次京控，審期延宕五年。雖經(jīng)皇帝親自干預，仍舊波折不斷，引發(fā)朝野矚目。案件保留下數(shù)量眾多的官方檔案，與詳細生動的私家記述。這些史料文本雖以同一事件為記述對象，但因其生成時間、文章體例、作者身份、信息來源、寫作目的不同，呈現(xiàn)出的敘事面貌也大相徑庭。將多維史料的排比互證，與時代政風相結合，這樁復雜欽案的事實真相與歷史情境即能得到較大程度的還原。推而廣之，亦可窺見清中葉欽案審理的底層邏輯，特別是中央刑名檔案的可靠性偏差。

關鍵詞

泰安徐氏案；嘉慶朝；官方檔案；私家記述；真相

作為嘉慶后期的重要欽案，泰安徐氏案現(xiàn)存歷史檔案數(shù)十份，大多由《歷史檔案》雜志匯編刊發(fā)，命名為《嘉慶朝山東泰安徐文誥宅劫案檔案》。此外，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東巡撫陳預《題為特參泰安縣典史郝錫三等員疏防徐文誥被竊火槍傷斃佃戶柏永柱一案限滿兇賊未獲事》；嘉慶二十三年六月初二日，左都御史景祿等《奏為山東泰安縣孀婦徐張氏具控盜傷人命該縣任意妄斷一案事》；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山東巡撫程國仁《奏為密陳臬司溫承惠跋扈情形事》，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山東按察使童槐《奏為查明溫承惠審結各案情形事》四份重要檔案未經(jīng)匯入，但可以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全文。

除官方檔案外，因案件審理周折，引人矚目，遂留有多篇私家記述。張祖基《泰安鳥槍案》、包世臣《書三案始末》、郭尚先《記溫宮保讞獄事》是其代表。三位作者的身份涵蓋了熟悉山東省情的基層官員、省內(nèi)高級官員幕友，以及與本案無所牽涉的京官三個層次。他們占據(jù)不同立場，對所知信息進行描述、分析，提出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價值判斷。

作為歷史事實的刑名案件，無疑在多維立體的歷史情境中展開，但囿于語言表述的一維性，導致敘述內(nèi)容難以完備。加之記述者的既定立場與信息偏差，敘事與事實本身的落差就愈加顯著。清代史料汗牛充棟，為具體孤立的刑名案件提供了多元細膩的公私記載，便于研究者將史料學、史事考證，與政治史、法制史研究結合起來，形成個案的精細化研究范式。

本文作者著《人命關天：清代刑部的政務與官員（1644—1906）》

一、案發(fā)與審理的基本過程

由于官私史料敘事側重不同，且信息頗多抵牾，筆者先在盡可能區(qū)隔客觀事實與主觀推斷的基礎上，依照以下三個原則，對案件的發(fā)生審理過程進行大致敘述。第一，當事實陳述在各史料中保持一致時，即予采信。第二，當事實陳述中的基本要素，如時間、地點、人名、職官等內(nèi)容在不同史料中存在差異時，以官方檔案為準。因為地方官署在全案信息掌握上具有較強的即時性與連貫性，上奏文本尤需進行反復核實，確認無誤。非如私家記述多系事后追憶，且作者對案件的參與程度有限，信息源不甚穩(wěn)定，容易錯記混記。第三，各史料中提到的案情細節(jié)，或僅一家之言、或有相互矛盾、或因作者身份立場表現(xiàn)出明顯的歪曲、夸張、淡化傾向，則暫不敘入，留待后文進行對比辨析。

案件發(fā)生在嘉慶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地點位于山東省泰安縣徐家樓。當夜，14名強盜明火執(zhí)仗將本縣富豪、監(jiān)生徐文誥宅門圍住，并施放鳥槍。多名強盜沖入寨門，砸窗入室。徐文誥在內(nèi)宅西院聽報盜情，帶領家丁向外趕去，同樣施放鳥槍驅逐盜賊。一場混亂過后，強盜劫財散去。徐家人在寨門以內(nèi)、大門以外發(fā)現(xiàn)本宅防夜雇工柏永柱中槍身死，徐士朋帶傷奔回。寨門內(nèi)房屋遭到洗劫，大量衣飾銀錢被搶。

次日一早，徐文誥同地保一起將盜案報官，泰安知縣汪汝弼親赴徐家勘察現(xiàn)場。汪汝弼見徐家寨門上有許多自內(nèi)向外的火槍砂眼，院內(nèi)卻沒有槍擊痕跡，遂懷疑當夜并無強盜拒捕殺傷人命情形，是徐文誥謊報盜案。汪汝弼在既未捉拿強盜，又無相應證據(jù)的情況下，勸說徐文誥自認疑賊放槍，誤傷雇工致死。徐文誥因為黑夜中自己亦曾放槍，且私藏鳥槍有干禁例，遂央求雇工霍大友頂認誤斃柏永柱之事，并另覓鐵銃替換鳥槍，放在霍大友屋內(nèi)。未幾，濟南府歷城縣另案抓獲盜犯楊進忠一名，供出不日前曾聚伙持鳥槍行劫泰安徐家樓，徐文誥聞知后轉向按察司控告汪汝弼諱盜誣良。汪汝弼則以楊進忠所分贓物與徐文誥上報失單不符，且霍大友等翻供可疑為由，堅稱柏永柱系文誥打死，呈請按察使提省審辦。

傳為徐家樓舊址

受按察使程國仁委派，此案經(jīng)兩任濟南知府胡祖福、錢俊，及濟南發(fā)審局委員、候補知縣周承寬將徐文誥及徐家雇工等人多方熬審，審出徐文誥賄囑霍大友頂認等情，將其以捕賊誤傷雇工人致死定案，革去監(jiān)生功名，杖一百、徒三年，而置盜犯不問。審理結果經(jīng)按察使程國仁、巡撫陳預認可后，于嘉慶二十一年八月咨呈刑部，卻被刑部駁令重審。理由是：原驗柏永柱尸身胸、背兩面均受火槍重傷，斷非一人一槍所能致死，且鳥槍傷人按例問擬故殺，不應止科徒罪。

部駁到省后，山東方面加派候補知州李岡再審。為迎合部駁，濟南府仵作改動尸單，李岡等亦對文誥進行威脅，欲將其改擬故殺重罪。嘉慶二十三年五月，徐母張氏遣侄文現(xiàn)進京，控訴山東地方官諱盜為竊、刑逼事主。訴狀經(jīng)都察院呈遞御前，嘉慶帝震怒，下旨將汪汝弼、周承寬、李岡三人革職、解任，命山東巡撫和舜武督同按察使溫承惠將此案親提嚴審，并案內(nèi)盜犯嚴拿歸案。

接奉旨意后，溫承惠組織重審班底，歷時近半年，先后抓獲邢進潮、王大丫頭、王二丫頭、李大子、王保山等七名盜伙成員，起獲搶劫所用的兩桿鳥槍及大量贓物，基本問清盜伙行劫徐宅、放槍傷人的作案過程。隨后又用兩個月時間，將已經(jīng)遠遁的放槍主犯王大壯、王三壯兄弟拿到濟南。案情眉目即將清晰之際，和舜武任內(nèi)病故，案發(fā)時主持審斷的程國仁繼任巡撫。山東官場上層隨即出現(xiàn)了巡撫程國仁回護原審，按察使溫承惠力主翻案的糾纏局面。嘉慶二十四年八、九月間，程國仁與兗沂道童槐先后密奏溫承惠言行跋扈，任內(nèi)積壓多案、濫禁無辜，皇帝怒將溫承惠革職、發(fā)遣伊犁，以童槐為按察使，勘辦徐文誥案。

徐文誥案相關檔案

徐文誥畏懼形勢翻轉，即行逃出濟南，北上京控。嘉慶帝接狀后，欽差侍郎文孚、帥承瀛等帶同徐文誥趕赴山東，再度覆審。不過欽差一行尚未蒞臨，童槐便將承審情形擬作長篇奏折急遞御前，稱本案確系王大壯等聚眾劫掠，放槍將柏永柱擊斃，事主徐文誥無辜牽連，前審各官審斷錯誤，各有應得處分。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全案由欽差審斷無異、擬罪具奏，經(jīng)嘉慶帝朱筆批答，吏、刑二部覆奏，除一應盜犯分別首從按律斬決、充軍外，前審泰安知縣汪汝弼革職發(fā)往烏魯木齊，周承寬、胡祖福革職，程國仁、錢俊、李岡降調(diào)，惟稱童槐秉公辦理、不避嫌怨，加級表彰。

本文作者主講的中央電視臺社會與法頻道“法律講壇”欄目《泰安京控案》片花

二、不同檔案的敘事邏輯

泰安徐氏案保存下來的官方奏折，以寫作主體劃分，大致包括三個類型：（一）當事人的控訴——徐家兄弟兩次京控的訴狀分別通過都察院、步軍統(tǒng)領衙門遞呈御前，其原狀雖未得見，但內(nèi)容均由兩衙門堂官轉述上奏，被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二）皇帝對于本案的態(tài)度，包括隨折朱批與專門諭旨。（三）山東巡撫、按察使與欽差大臣奏折。這一類檔案數(shù)量最多，涵蓋階段性審理進展匯報、整體性結案報告，以及針對皇帝朱諭的解釋說明等等。

1．事主、皇帝與審官的文字博弈

徐家冒著與山東官場決裂的風險兩度京控，自然要把前審官員的殘忍黑暗、所受冤屈的深重難解充分表達出來，以求得接狀衙門重視，最好激起皇帝震怒，達到一旨上諭翻案重審的效果。徐文現(xiàn)京控呈詞反映在嘉慶二十三年六月初二都察院《奏為山東泰安縣孀婦徐張氏具控盜傷人命該縣任意妄斷一案事》一折中，他先告泰安知縣汪汝弼“諱盜作竊，將身弟徐文誥傳案，諭稱柏永柱身死，傷命無著。案關處分，著一工人頂認，擬徒留養(yǎng)，官民兩便”。又告審局委員周承寬：“不審賊犯，竟將身弟文誥同各工人嚴刑酷審，掌嘴跪鏈七天七夜?！痹俑娲税副恍滩狂g回后，山東方面不思悔改、變本加厲，委員李岡“將身弟文誥擬成故殺，令文誥認放兩槍，掌責刑逼”?？偠灾?，山東地方官“將盜犯救成活命，鍛煉事主，擬成死罪”，儼然黑白顛倒、暗無天日。

其時，嘉慶皇帝還沉浸在五年前天理教徒?jīng)_進紫禁城的陰影中。山東作為天理教大本營之一，早已被皇帝視為“盜藪”，心有余悸。是以嘉慶十九年后，屢次痛斥山東各衙門積案累累，百姓負冤京控數(shù)量居全國之首，又將其巡撫、布按、首府等大員悉數(shù)革職議罪。徐氏狀詞中群盜搶掠良民、殺傷人命，地方官不拿盜匪，刑逼事主的陳述，不能不讓皇帝對東省上下養(yǎng)盜害民舊事浮想聯(lián)翩，情緒也隨呈狀的敘事方向轉移。于是先在汪汝弼處批：“實屬縱盜殃民，大干法紀”，又在李岡處批：“益覺可恨，直同唐季來俊臣矣。此李委員竟應正法示眾，斷不可恕！”更將自己的焦慮直抒胸臆，下諭稱：“州縣身為命吏，戢暴安良是其職任，乃竟袒護盜賊，誣陷良民，置之死地而不顧，其情較之盜賊尤為可惡。東省地方官如此顛倒妄為，何怪盜賊毫無忌憚，肆意橫行?！崩做?，皇帝勒令時任巡撫和舜武、按察使溫承惠將前述官員革職解任，并捉拿盜賊，重審此案。

嘉慶帝像

毋庸置疑，徐家第一次京控后，皇帝相信當事人控訴，做出激切表達，是案情得以翻覆的最重要原因。不過，皇帝話說得太重，前審各官自救心切，即當向內(nèi)外勢力，特別是本省長官尋求庇護。面對皇權壓力與下屬訴求，作為與前審無關，卻對重審負有主體責任的省級大員，巡撫和舜武的態(tài)度至為關鍵。從山東方面給出的反饋看，他第一時間針對上諭做出整體性解釋，使皇帝怒氣有所緩解，涉事官員處理得以緩沖。其次才回到事實層面，陸續(xù)匯報案件進展。

在緩解皇帝怒氣方面，和舜武頗有經(jīng)驗，僅用一折就把皇帝思路引入自家彀中。在將案發(fā)及前審情由大致交代后，和舜武先肯定了刑部駁審的判斷：死者柏永柱腹背中槍，可見襲擊來自兩個不同方向，且鳥槍傷人應問故殺，山東前審確屬錯誤。在懇切認錯，確保不得罪大部后，他又依次為前審官員迂曲辯護。如稱汪汝弼初次呈報，即用“被盜”字樣，且并未刪改案情，只是在勘驗過程中對徐文誥有所懷疑，稟請上司覆勘，所以徐家訴狀中稱他“諱盜”，并不符合事實，建議暫緩革職。次就周承寬將徐文誥掌嘴跪鏈七日七夜之說，稱徐母兩次在省內(nèi)控訴，單單力辯徐文誥并未槍殺柏永柱，而未及掌嘴跪鏈等事，可見徐家供詞猶疑，尚需確審再做定論。至于被嘉慶帝怒斥為“唐季來俊臣”的李岡，和舜武也代為開脫，稱：“部駁之后，人證未齊，李崗系奉委錄供，并未改擬故殺，定案具詳”。至于審訊過程中李岡曾否對事主言辭誘導、刑訊威逼？徐家是否因其態(tài)度嚴厲，預見到嚴重后果才進京控訴？等到“改擬故殺，定案具詳”后再行京控，是否為時已晚？這些關鍵問題，奏折中都回避不提。和舜武的高明話術為皇帝的怒火降了溫，朱批也與前次的疾言厲色不同，改成了中規(guī)中矩的八個字：“秉公研審，毋枉毋縱”。

嘉慶二十四年三月，和舜武在任上病故，接任山東巡撫的程國仁很快表現(xiàn)出較明顯的回護前審態(tài)度，并將堅持翻案的按察使溫承惠排擠出省，使案件產(chǎn)生再次翻覆的可能性。九月，徐文誥越獄北上，到步軍統(tǒng)領衙門呈遞狀詞，代為上奏。與前次京控只痛斥低級地方官，尚未牽涉大僚不同，此次徐文誥破釜沉舟，將矛頭直指巡撫程國仁，稱：

本年三月，巡撫和大人病故，前任臬司程大人升了本省巡撫。經(jīng)臬司溫大人差役在吉林地方將王大壯、王三壯拿獲解到，溫大人親審，王大壯、王三壯均應認王大丫頭喝令他們用鳥槍將柏勇（永）柱打死，又將徐士朋打傷屬實。溫大人恐各犯有不實不盡之處，又督同濟南府嵩知府、青州府戴知府、候補楊知州等公同審訊，各犯供詞如前。將人證提齊對明，詳明巡撫。八月初五日夜，巡撫將各盜犯連我提到書房內(nèi)復審，供詞尚未審完，就將我們飭駁，交臬司審訊。溫大人另會同武定府王知府、臨淄縣董知縣等詳訊各犯，供詞如前。詳解巡撫程大人復訊，仍如前審，向各犯駁詰，并未定案，溫大人就緣事參革。程大人又委武定府王知府審訊，各犯供詞忽然全行翻異，就將我看押，總不審訊。程大人從前所派承審此案之錢知府、胡知府俱已升任，俱在省，總未到任，難免無回護情事。至九月十三日，我乘空逃走，想要赴案呈告，走至良鄉(xiāng)縣地方飯鋪內(nèi)吃飯，聽人說有山東歷城縣衙役說泰安縣人在縣脫逃來京告狀，他們趕至京中，要拿回去，我并無睄見衙役是實。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

既然控訴對象已是巡撫，此事就失去了在省內(nèi)解決的余地，而非由欽差降臨不可。是以嘉慶帝下旨：“此案著派文孚、帥承瀛馳驛前往山東，秉公審訊，定擬具奏。其隨帶刑部司員，亦著一并馳驛。原告徐文誥，該部照例解往備質?！边@道派遣欽差的上諭簡短而毫無感情色彩，與前次京控時的雷霆震怒全然兩樣。想是皇帝面對該案的過載信息，也感到無所適從，雖欲發(fā)怒，而不知訓斥何人。

徐氏二次京控后，山東地方官的反應更為迅捷。派遣欽差諭旨下達僅八天，即以新任按察使童槐名義完成了長篇大論的《為遵旨審明徐文誥案按律定擬事奏折》，趕在欽差到達濟南之前送至宮中。奏折中肯定了泰安徐宅確于嘉慶二十年五月三十日夜遭眾盜搶掠，并將搶掠情形，如伙盜幾人、姓字名誰，何人起意、怎樣組織、持何器械，何人破門把風、何人劫財捆扎、何人施放鳥槍，事后如何逃逸分贓等進行詳細說明。特別明確了柏永柱死因是：“王三壯、王大壯知有人來，并聞桿子聲響。王三壯在北屋門旁放槍，向東南打去，王大壯在南屋門旁墻根下放槍，向東北打去。致傷柏泳（永）柱左肩甲連左胳膊并左肋，及右后肋連右后脅殞命?！痹谝勒铡洞笄迓衫窞楸姳I及涉案吏役等擬定罪名后，童槐字斟句酌地歷數(shù)前審各官錯審緣由，反復聲明眾人或因“粗率”，或因“并未虛衷”而導致誤勘，絕非有心縱盜，亦不曾嚴刑逼供。至于徐家兩次京控所稱跪鏈熬審索詐諸情節(jié)，皆系故意夸大，毋庸予論。

欽差到達山東后，用較短時間完成了覆審，并上奏結案。由于皇帝此前已明確肯定了童槐奏折，因此在事實認定部分，欽差奏折與之保持高度一致，惟在前審官員處分尺度上掌握更大話語權。欽差先為徐文誥的越獄京控做出解釋，聲明其對程國仁的誘供翻案控訴難以成立，將程氏責任局限在前次的審轉錯誤而未及其他，處分建議也止于交部嚴加議處。至于汪汝弼、胡祖福、周承寬、錢俊、李岡等人，則擬革職、交部有差。

童槐像

按照制度與慣例，欽差擬罪意見只作為最終定罪的基準，往往要由皇帝乾綱獨斷，從中改動一二。欽差有所預料，通常在措辭時將傾向性隱含其中，采取潛移默化的策略影響決策。譬如同樣擬為革職，對于汪汝弼、胡祖福，欽差奏折都延續(xù)了童槐“因疑妄斷”“草率定案”說法，為之洗脫主觀故意嫌疑；而對于周承寬，措辭則明顯加重。不過，嘉慶帝并未受到欽差表述影響，反在汪汝弼名后朱批“革職，發(fā)往烏魯木齊”，欽定其為該案錯審的第一責任人。

統(tǒng)觀全案，事主、皇帝與承審大臣之間，通過京控—批答—上奏—批答的形式進行互動。其中皇帝的態(tài)度，是案件審理得以推進的重要動因。民與官、此官與彼官之間因身份、立場和預期不同，在信息取舍、價值判斷、措辭輕重等方面各取所需，雕琢掩飾，使京控或上奏內(nèi)容或多或少偏倚于真相軌道。其共同目標，是誘導皇帝沿著文本的敘事邏輯進行思考，做出有利于己的回應。而高居九重的皇帝也不得不依靠各色文本的敘述與論斷了解案件進展，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做出決策。

檔案顯示，嘉慶帝初見徐家京控訴狀時怒不可遏，及見童槐結案奏報則喜溢言表，這是他愛民嫉惡，具有樸素正義感的表現(xiàn)。而面對幾任承審大臣忽左忽右、迂曲閃避的說辭，他又一改激烈情緒，朱批內(nèi)容與上奏文字呈順接關系，則其性格中寬緩隨和、言易入耳的特點也十分明顯，且缺乏多頭詢問、核實信息意識，非如其祖雍正帝、其父乾隆帝之英察好辯，耳目廣布。至于撇開欽差話術，定汪汝弼以重罪，究是他作為成熟君主具有獨出己見、彰顯威權的一面。人性的復雜體現(xiàn)在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身上，雖然合乎情理，卻被無限放大，異化變形后反射到與之互動的承審諸臣眼中，再度被揣摩利用、反向引導。如此往復循環(huán)，無論君臣都難脫窠臼。剖解與泰山徐氏案有關的諸多檔案，這樣的信息溝通過程與權力運行模式即被清晰展現(xiàn)出來。

《嘉慶朝山東泰安徐文誥宅劫案檔案》刊于《歷史檔案》2017年第2期

2．刻意模糊的關鍵問題

諱盜與刑訊，是判定此案冤抑程度，以及地方官責任輕重的核心要素。但遍閱泰安案所存檔案，關于這兩個問題的表述，尤顯語焉不詳、前后矛盾，在此應加詳細辨析。

首先是諱盜問題。即接報盜案的泰安知縣汪汝弼是否主觀上就想諱盜為竊，繼而教供誣良，釀成巨案。諱盜是清代地方官逃避盜案處分的慣用伎倆，嘉慶十二年，鑒于此風愈演愈烈，皇帝奏準御史陳蘭疇所請，旨稱：

民間呈報盜案，地方官慮干處分，往往恐嚇事主，抑令報竊?；蚶崭某试~，或逼遞悔狀；間有報案，或因供證未確、情節(jié)稍歧，先將事主多方苦累……著申明定例，嗣后凡遇民間盜案，地方官踹看明確，立時緝辦。如有諱盜不報者，即當嚴參治罪。俾知失察之咎輕，而諱飾之罰重，庶可挽回錮習……倘仍有諱盜勒改呈詞，故勘事主，或任聽胥役等恣意勒索等事，一經(jīng)告發(fā)或被人參奏，必將地方官從嚴懲治。其該管上司亦一體交部嚴議，決不姑貸。

《欽定增修六部處分條例》

本案中，徐家兩次京控，均極力指稱汪汝弼諱盜。前作：“（汪汝弼）諱盜作竊，將身弟徐文誥傳案，諭稱柏永柱身死，傷命無著。案關處分，著一工人頂認，擬徒留養(yǎng)，官民兩便?！焙笞鳎骸八形抑M盜作竊，柏永柱、徐士朋傷痕說我拿賊誤傷，我不肯。后歷城縣將伙盜楊進忠拿獲，訊明他同伙盜王大壯等十四人強劫我家，并用鳥槍打死柏勇（永）柱屬實。泰安縣汪知縣仍不肯照盜案辦理。”相反，歷任審官都竭力為汪汝弼開脫，欲使其免于“諱盜勒改呈詞，故勘事主”的罪名。如和舜武奏：“前任泰安縣知縣汪汝弼初報即系被盜，并未刪改徐文誥原呈情節(jié)，只以勘訊情形歧異稟請委員覆勘，尚無不合?！蓖弊啵骸扒叭翁┌部h汪汝弼于事主呈報盜案，因勘驗出入，情形不符，疑系事主捕賊放槍致斃，裝點行強，并疑其畏罪狡卸，向事主駁詰，旋即稟請委勘提審，并未定供具詳，究有不合?！敝翚J差奏折措辭則與童槐基本一致。

至于事實如何，需要回溯到案發(fā)之初山東方面對案情的描述。泰安案先于嘉慶二十一年八月以徒罪咨部，這一時間節(jié)點前的檔案存留較少，筆者惟覓得嘉慶二十年十一月山東巡撫陳預《題為特參泰安縣典史郝錫三等員疏防徐文誥被竊火槍傷斃佃戶柏永柱一案限滿兇賊未獲事》一件，開頭即作：

據(jù)按察使程國仁詳稱，準濟東泰武臨道德啟咨，據(jù)泰安府知府廷璐呈，據(jù)泰安縣知縣汪汝弼詳稱：嘉慶二十年五月三十日，據(jù)縣屬徐家樓莊監(jiān)生徐文誥呈報于五月二十九日夜被賊行竊，用火槍擊傷佃戶柏永柱身死一案，當經(jīng)卑職會營勘訊通詳，奉批緝參。

《清實錄》

后文凡提及案發(fā)情形，也均用“行竊”“被竊”字樣。其時該案尚在山東省內(nèi)審轉，行文用詞自系汪汝弼呈文原貌。將十四人合伙持槍劫掠之事稱為“行竊”，顯系諱盜無疑。只是陳預此疏與欽差奏結日期相隔年久，且系常規(guī)細務，使用嘉道年間早已不受重視的題本上達，并不能給皇帝留下多少印象。嘉慶帝朱筆將汪汝弼改遣新疆而未聲明緣故，或許更多基于既往經(jīng)驗，以及對汪汝弼作為本案始作俑者的厭惡。

其次是刑訊問題。即前審各官，特別是周承寬，是否對事主動用酷刑，受刑者是家主徐文誥還是其他雇工。先是徐文現(xiàn)呈詞中控告周承寬“不審賊犯，竟將身弟文誥同各工人嚴刑酷審，掌嘴跪鏈七天七夜”；徐文誥呈詞改稱：“臬司就將我連鄭二標、楊進忠提省，飭發(fā)濟南府錢知府督同候補周知縣審訊。他們回護處分，并不審問強盜，將我掌責跪鏈，逼勒我應認誤傷工人”。后者專指文誥慘遭荼毒，前者則兼及各工人。至于諸承審大臣奏折，和舜武稱：“至伊止被周委員跪審，實沒跪鏈，也沒動刑。惟工人徐士朋晝夜熬審是有的?！蓖狈Q：“查原告供詞內(nèi)稱，周委員并沒動刑，李委員并未將伊跪鏈七日夜……各委員等系因案多疑竇，以致誤勘，初無嚴刑逼認情事?！睔J差稱：“（周承寬）輒將文誥及受傷之工人徐士朋晝夜熬審，致令承認，現(xiàn)徐士朋膝蓋尚有跪傷疤痕?！比鬯嘤眯坛潭雀鞑幌嗤詺J差措辭最重，但仍輕于徐家呈狀。又強調(diào)跪鏈酷刑的對象是工人徐士朋，而非文誥本人。

至于用刑實情如何，各方說法參差，很難得出定論。然就情理而言，事主易為夸大，地方官偏于從寬；熬審掌責日久僅憑口供，而跪鏈則有傷可驗，理應加以聲明。以此為原則對各檔案進行綜合判斷，徐文誥遭受熬審掌責或有之，但跪鏈可能性不大。欽差強調(diào)徐士朋膝蓋有跪傷疤痕，是引導皇帝相信他曾受跪鏈酷刑，而未提“跪鏈”二字，仍舊留有余地。

童槐行書《八卻金》

三、私家記述與官私史料互證

事實上，公文奏議為體例格式、寫作目標所限，行文只會停留在事件表象，稍有議論也必冠冕堂皇。如文字拉雜，不但于例不合，萬一被皇帝窮究細問，更要惹出麻煩。私家記述通常不存在這樣的顧慮。嘉道年間文禁松弛，士大夫往往以聞見廣博自喜，尤好收集官場中津津樂道的內(nèi)幕消息，解釋重臣名流的宦海浮沉。類似泰安案這樣波折變幻的欽命大案，對其背后的人情糾葛與政治利害，私家記述也較官方檔案更為犀利直白、動人心魄。

泰安徐氏案的三篇私家記述，分別名為《泰安鳥槍案》《書三案始末》《記溫宮保讞獄事》。按照作者張祖基、包世臣、郭尚先的不同身份，可對應審局舊僚的參與者視角、藩司幕友的旁觀者視角，與翰林高第的局外人視角三重維度。三篇文章中，尤以張、包二文觀點鮮明、細節(jié)充盈、文字老辣。比較三者在細節(jié)取舍、寫作立場和敘事風格上的異同，并與官方檔案比對互證，即可對清代欽案審理的底層邏輯，以及嘉道政風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包世臣像

1．作者經(jīng)歷

《泰安鳥槍案》一文出自張祖基的筆記《宦海聞見錄》。祖基系直隸滄州人，嘉慶七年以拔貢分發(fā)山東，試用知縣，隨后受委于濟南發(fā)審局，又歷署榮成、黃縣、濟陽等地知縣。他為官早著循名，又精于讞獄，卻未得當?shù)捞彡?，在省多年不曾補得實缺，是一位對山東官場頗為熟悉但怨氣十足的基層地方官。泰安案發(fā)于嘉慶二十年五月底，其時他已經(jīng)告病還鄉(xiāng)。嘉慶二十三年，鄉(xiāng)居中的張祖基再次來到濟南，從發(fā)審局舊僚周承寬、郭志青、趙毓駒等人處了解案情，并為陷入麻煩的同鄉(xiāng)周承寬出謀劃策，是其于案件始末半系耳聞、半系親歷。

包世臣《書三案始末》是其經(jīng)世名作《齊民四術》中的一篇，記載了嘉慶年間的三件大案，其中第二案即泰安徐氏獄。嘉慶二十四年，包世臣從江蘇來到山東，進入布政使岳齡安幕府。在制度層面，布政司是一省錢糧之總匯，辦理刑案非其主要職掌，通常只有了解信息、會稿署名的權責。不過，按照包世臣的說法，岳齡安為人正直敦厚，對此案中程國仁回護原審、陷害溫承惠的做法十分不滿，“雖不顯抗撫部，然檢案由舊，常不能快撫部之意所欲為”，即在自己職權范圍內(nèi)與之周旋抵觸。程國仁與童槐相約，欲使其合擊溫承惠后，再取岳齡安而代之?？梢娫例g安雖與案件本身關系不大，但被牽扯到由此引發(fā)的省內(nèi)最高權力斗爭當中。作為他信賴的幕友，和名重一時的讞獄專家，包世臣對案情始末與背后的權力關系自然十分關切。

包世臣著《齊民四術》

與張、包二文的長篇大論不同，《記溫宮保讞獄事》的篇幅較短，信息量也小得多，收錄于民國鉛印本《太谷縣志》。山西太谷縣是溫承惠家鄉(xiāng)，顯然，這是一篇紀念文章，寫作時間在道光初年溫承惠去世不久。作者郭尚先時任翰林院編修，玉堂高第，著有文名，按照時人慣例，常要受人之托，為其父母親友撰寫碑誄傳記等哀悼文章。這類作品多數(shù)由傳主家屬提供背景資料，無需作者與之相熟。從履歷上看，郭尚先與溫承惠并無交集，卻與其長子溫啟鵬同榜進士，故所撰《記溫宮保讞獄事》一文，很可能出于溫啟鵬的委托，并非發(fā)自本衷。從文章的寫作內(nèi)容、敘事角度、主要觀點來看，郭尚先所作以包世臣《書三案始末》為基礎，二者具有高度相關性。該文并未收入道光二十五年刊刻的《郭大理遺稿》，可見其重要性并不為郭尚先本人，或是文集整理者認可。

《郭大理遺稿》

還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案發(fā)時張祖基、包世臣均在外省活動，直到嘉慶二十三、四年才與本案有所聯(lián)系，是以相關案情多系聽人轉述，記錄案件基本信息時多有舛誤。譬如《泰安鳥槍案》一文將死者與證人姓名混淆，又將主犯姓名記錄錯誤。查對和舜武等人奏折，可以確認死者系徐文誥家佃戶柏永柱。而張文則稱：“既察之，非盜，一為族人徐士朋，一為佃人某，皆徐氏防夜人也……越數(shù)日，誥忽具呈曰：雇工柏永柱室中有三眼神槍一具，請問諸柏。訊之，柏果以疑賊擊斃引服。是將柏永柱認作徐文誥賄令頂兇之雇工。再查嘉慶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和舜武奏折有：“又據(jù)徐文誥供稱，工人霍大友屋內(nèi)有防夜鐵銃一桿，當即呈出。傳訊霍大友。據(jù)供：伊聞賊至，起視，點放鐵銃擊賊，誤中柏泳（永）柱。”是張文將死者柏永柱與雇工霍大友混記。除此之外，檔案將放槍主犯姓名記為王大壯、王三壯，張文則為王大壯、王二壯。

《書三案始末》也存在基本信息記錄錯誤問題。如將徐文誥報案時間由嘉慶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錯記成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再者按照檔案所記，徐文誥是獨子，另有堂兄名徐文現(xiàn)。案發(fā)當天與徐文誥一同還擊強盜，以及事后被帶去衙門聽審關押的，都是徐家雇工佃戶，并無近親屬在內(nèi)。徐家初次京控，是行動自由的徐文現(xiàn)受嬸母徐張氏委托達成。但在包文記述中，徐氏有三個同輩兄弟，除了家主徐文誥、京控者徐文現(xiàn)外，還多出一個和徐文誥一起還擊強盜、一同被地方官拘押的堂弟徐文顯。這顯然是將徐文現(xiàn)分作文顯、文現(xiàn)兩人，行事舉動亦相混淆。

《記溫宮保讞獄事》由《書三案始末》改寫而來，將其基本信息層面的錯誤也一并抄入。如將案發(fā)時間記為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又多添徐文顯之名等等。

包世臣書法《楷書警語立軸》

2．突出細節(jié)

張、包二文都大量補充了官方檔案略去不提的枝蔓細節(jié)。相比于公文奏議，私家記述并無明確的預期讀者和體例要求，清人追記大案始末，往往模糊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界限，尤喜在細節(jié)刻畫上掉弄文筆以見才性、一字褒貶以為揚抑，通過增加細節(jié)信息，使文章具有更充盈的文學色彩與價值傾向。

《泰安鳥槍案》一文重點描寫了傷人鳥槍從何而來、如何起獲；和舜武與溫承惠關于應否翻案的爭議緣由與過程；周承寬自辯并未刑訊事主、不應承擔重罪等檔案未載細節(jié)。至于大案告破、咎有攸歸背后的偶然與必然，各方勢力在制度與慣例間的依違騰挪，主要人物性格命運對案情走向的影響等復雜問題，也能從細節(jié)描寫中分析剝離出來，與官方檔案形成對照補充。

以溫承惠對于翻案一事的態(tài)度變化為例，文中寫道：

濟守胡已升登萊道，趨至省。時溫訊辦頗嚴切，然初無意與原審諸君相仇也。胡如略作乞憐語，溫亦自有解免術。胡至省未晤溫，輒謁撫軍和舜武曰：“此案皆徐文誥銀錢買出，仍用柏永柱頂兇故智耳。和然之，謂委員趙盥溪毓駒曰：“爾訊泰安案乎？”趙唯唯。和曰：“胡弗為子孫計也？”趙怒訴諸溫，溫大怒，則具稟請假，銳意嚴鞫之。賊供認如初，飭王古愚殊渥、高初亭澤履覆鞫之，均稱不謬。二人皆胡密友也，乃以印稟申撫憲，而于次日上謁。

和曰：“聞此案系徐姓買成者?！睖卦唬骸坝匈I必有賣，委員鬻獄耶？本司鬻獄耶？果有確據(jù)，盍參辦。”和曰：“案多疑竇。”溫曰：“請指駁之，本司自能頂覆?！焙驮唬骸昂ビ糜≡?？”溫曰：“此案系奉旨交撫臣督同審辦，故弗詳。此固易事，明日當以印詳來。然既用印詳，則各官處分便當敘入矣。”和曰：“盜首未獲，應監(jiān)候待質?！睖卦唬骸盁o庸也，獲犯過半，且先后拏獲，隔別研訊，如出一口，例得先決從罪，何必待質？如必欲以待質，請宜先以本司無庸待質之言奏。”和依言奏請，奉上諭待質以一年為限，如一年不獲，先決從罪。而溫隨懸重賞，急捕逸賊，盡獲之，皆供認不諱。和撫感疾卒，程鶴樵由浙調(diào)東撫。

從和舜武嘉慶二十三年六月的奏折內(nèi)容來看，山東方面接到徐文現(xiàn)京控、泰山案全面重審的上諭后，首先采取了安撫皇帝情緒、為前審官員減輕責任的應對策略。奏折雖以和舜武名義上呈，其措辭基調(diào)必然獲得溫承惠認可，與張文“時溫訊辦頗嚴切，然初無意與原審諸君相仇”之說頗相吻合。不過，隨著覆審工作的推進，到當年十一月，山東方面奏報該案情形的口風發(fā)生明顯變化，認定柏永柱所中兩面槍傷均由強盜射出，徐文誥被逼認罪，純系冤枉。至于變化原因與細節(jié)，被張祖基歸為溫承惠、和舜武之間的意氣相爭，以及下屬官員的趨附齟齬。當事者神情言語并非祖基親見，文章越是歷歷如繪，越難保處處落實。不過，從溫承惠常年擔任督撫，性格又較強勢的特點來看，其為言詞角爭、態(tài)度恭倨等偶然因素所激，決意翻案，進而引發(fā)山東官場分裂對峙的可能性也委實不小。

《泰安鳥槍案》的敘事重點，是大案背后的人情關系，其行文直言無隱，談及重臣顯貴亦無所避諱，是全文最可關注之處。按文中所述，周承寬之所以違例嚴審事主徐文誥而置已獲強盜楊進忠不問，實因楊進忠曾被歷城縣捕役誘供，如審出誘供情節(jié)，歷城知縣郭志青要負連帶責任。周承寬與郭志青同為直隸天津縣人，故特意為之回護，是出發(fā)點在于鄉(xiāng)誼。又溫承惠履任之初，并無翻案打算，因其在朝中以吏部尚書英和為倚仗，而汪汝弼亦系英和門生，故欲為之緩頰，是出發(fā)點在于門誼。又提到程國仁接任巡撫后，引童槐為助，合擊溫承惠，是由于“童于溫、程兩公子皆同年友，而程相知最深，與溫素不協(xié)”緣故，出發(fā)點在于年誼。

英和像

文章描畫官場人情最濃墨重彩之處，在于山東地方官、欽差與皇帝對前審各官問責輕重的考量，其文曰：

既得旨，星使亦不敢異同。惟各官褫職，無一擬遣戍者，疑未協(xié)。而各官中汪乃英相高足，錢乃撫軍臻介弟，李亦有奧援。胡與盧冢宰蔭溥為世講，與總憲吳芳培為親家翁，而胡以故父尚書高望在日，曾入南書房充教讀官，屢承清問,久達天聽。唯厚田（周承寬字厚田）無憑籍，乃決意戍厚田。

而徐氏以厚田承審時窮追研究，不遺余力，銜恨甚。乃屬徐士朋捏稱厚田曾令跪鏈數(shù)晝夜，掌責三十五下，堅供入其罪。提驗跪鏈疤痕，士朋以左膝呈，果有疤痕如豆，乃熬訊厚田三日，厚田百喙不能解。事急，厚田憤然曰：“參員雖昏憒糊涂，何至使受傷人跪鏈？然既遭毒噬，無以自明，請驗其右膝，如亦有疤痕，參員認罪可耳。”驗其右膝，實完好。厚田曰：“世亦有屈一足跪鏈者耶？”時訊供者滿漢二司員，滿員顧戴姓漢員曰：“前議不可用矣?！倍焓颗笳_執(zhí)掌責愈力，厚田不敢復辯，乃誣服。

時各官皆照臬奏，而厚田獨科以任性妄斷，請發(fā)新疆。奏上，得旨：“胡祖福、錢俊、李岡、周承寬均革職，其任性妄斷之汪汝弼發(fā)往新疆效力贖罪。盜犯首從分別斬梟、發(fā)遣有差”云云。圣鑒淵深，明見萬里，一經(jīng)轉移，銖兩悉稱異哉。

厚田親供本出孫良炳手，予以戊寅至東，厚田持示余，余曰：“誤矣。細繹供意，皆歸罪徐文誥，今各盜供認甚堅，而君力與嚴旨抗，禍且不測。君只以‘同奉司委，并未會銜畫行’十字為護身符，其案情之是非置勿辯可耳。”厚田是之，余隨為改擬。潘麗槎至，加以郢削。麗槎去，余又加竄改。厚田乃以此呈星使。時胡祖福欲諉罪厚田為承審，而自承率轉，故以同奉司委破其說云。厚田既投親供，赴臬司稟知。童閱其供曰：“爾欲牽涉撫軍耶？”厚田曰：“臬札具在，則司委非捏飾；原詳具在，則未會銜畫行可覆核也。何牽涉之有？”童弗應，移便坐，翻書史。厚田起立曰：“參員來稟，知禮也。大人乃以非禮相加乎？參員去矣?！辈活櫠?。童追送之，拊其肩慰解甚至。

經(jīng)考證，除英和、汪汝弼系師生外，錢俊出身嘉興世宦之家，其祖錢陳群、父錢汝誠是雍乾兩朝重臣，其兄錢臻時任江西巡撫；胡祖福之父高望官至左都御史，且久直上書房，系嘉慶帝師，又與時任吏部尚書盧蔭溥、左都御史吳芳培為世交、姻親。前審官中，惟周承寬一人門第清寒，且僅監(jiān)生出身，于血緣、地緣、學緣等方面均無憑借。在張祖基看來，欽差既要迎合皇帝嚴旨，對欽命大案有所交代，又不肯得罪高門，故欲以既非始作俑者，也無決策權力，且官職最卑的候補知縣周承寬作犧牲品，遣戍新疆。

錢汝誠繪《益象征豐圖》之青箱

以張文為背景反觀欽差奏折，其稱周承寬“輒將徐文誥及受傷之工人徐士朋晝夜熬審，致令承認，現(xiàn)驗徐士朋膝蓋尚有跪傷疤痕。雖據(jù)該員供稱，于胡祖福擬徒具詳時并未會銜畫稿，實已逼供誣服”。從行文上看，奏折只陳述傷痕而未稱用刑，恰與張文中提到的徐士朋左膝疤痕如豆而右膝完好對應。而“于胡祖福擬徒具詳時并未會銜畫稿”一句，似也采用了張祖基為之提供的自辯策略：“同奉司委，并未會銜畫行”。意在提示當日官卑職小的審局委員、候補知縣周承寬，與首府胡祖福共同接受按察使程國仁委派，其工作無疑要在程、胡二人的領導下完成，甚至并不具備在正式公文上簽名畫押的資格，即便有刑訊事主的錯誤做法，也只應承擔執(zhí)行層面的責任?；谶@樣的邏輯，欽差折內(nèi)雖對周承寬措辭較他人更重，但并無擬發(fā)新疆之議，而是與汪汝弼、胡祖福并列，奏請革職。張文中“時各官皆照臬奏，而厚田獨科以任性妄斷，請發(fā)新疆”一句記述有誤。

《書三案始末》作為名家名篇，也以細節(jié)豐富精彩見長，但對泰安案的記述重點與張文不同。文中包世臣詳細描繪了溫承惠及其下屬怎樣順藤摸瓜捕獲藏匿伙盜，起獲關鍵贓物，厘清案件線索。怎樣派出干練捕役遠渡吉林，在吉林將軍的協(xié)助下，軟硬兼施帶回放槍主犯王大壯、王三壯，又使兩名大盜心服口服，當堂招供。這些活靈活現(xiàn)的破案細節(jié)與技巧，在檔案中都被略去不提。

此外，包文還提到胡祖福、錢俊等曾對翻案派官員造謠中傷，所謂：“登萊、濟南皆恇懼，乃布流言于中外，以為各犯到案，皆不拷而承，顯系賄買。又言柏永柱之妻美艷，文誥占為妾，假盜謀殺有狀。及提到柏永柱妻，則麻面齲齒無人形，登萊、濟南語塞。續(xù)獲三犯，供亦如前，而賄買之說益甚?！焙诵煳恼a二次京控訴狀，有“程大人從前所派承審此案之錢知府、胡知府俱已升任。俱在省，總未到任，難免無回護情事”說法，應即針對這類行為而言。

胡高望像

至于程國仁擔任山東巡撫后，怎樣聯(lián)合童槐內(nèi)外夾擊溫承惠，布政使岳齡安居于其間，態(tài)度、作為如何——這些由案情翻覆、官員歸責引發(fā)的省內(nèi)政治動蕩，因與作者處境息息相關，不但得到詳細記載，且行文跌宕，驚心動魄。文中稱：

值曹濟水災，撫部委溫公勘撫。溫公知撫部意欲乘其出省月余之隙，匿情奏結，乃引勘撫系布政專責，不肯行。而兗沂道擢江西按察使，亦撫部子同年生也，撫部與密謀所以傾溫公者，而以之為代。時布政使岳齡安，敦厚持正，雖不顯抗撫部，然檢案由舊，常不能快撫部之意所欲為。議俟西臬調(diào)回東后，并擊岳公而薦之。二十四年八月六日，撫部入闈監(jiān)臨，西臬即以是日赴北。十七日，撫部于奏報三場完竣折內(nèi)夾片，密參承惠自以曾任總督，不甘受人節(jié)制，為乞病避賢可哀憐狀，而西臬即以遞折日陛見于熱河。上怒，褫承惠職，而代以西臬。撫部即奏請回避徐文誥案，交新臬勘奏。

溫公臨行，別岳公于藩署，握手曰：“徐文誥案所以能得情平反者，陵縣知縣趙毓駒之力也。我去，彼人必泄余憤于毓駒。毓駒有母，年逾八十，斷不可使作萬里行。以屬吾子?！痹拦唬骸肮?，我即其續(xù)也，假得留此，敢不聞命?！睖毓煨小岵肯瘸龀侵梁蝠^，居民萬數(shù)，洶洶詬詈之，至不可道。撫部慮有他變，蹌踉返署，不及送溫公。新臬抵任八日，即劾承惠在臬任一年，審結二千七百余案，采輿論、核卷宗，有四案委不公允。奉旨發(fā)往新疆。撫部見溫公已外遣，無能助文誥者，乃決意翻異。

文誥旋出逃，撫部（程國仁）意其必入都，命戴屺追之不及。撫部接邸抄，見文孚等馳驛帶回徐文誥赴東之旨，憂迫無措。新臬（童槐）雖力持翻案，然以改委再三，閱兩月未得一接本案犯證。撫部急就溫公原詳，略加刪削，匿節(jié)奉嚴旨，援他條減議問官。以新臬名具折稿，而稿長七千余言，繕寫兩晝夜乃成。召新臬至其署，拜發(fā)奏結。

《包世臣全集》

從檔案中可以看出，無論和舜武還是程國仁，都在不同程度上與實際承審者溫承惠立意相左。相對而言，和舜武沒有參與前審，表現(xiàn)較為溫和，主要做法是拖延審期。程國仁案發(fā)時擔任山東按察使，如前審系冤案，應負主要責任，反對翻案的需求也更加迫切。核對《實錄》，知程國仁授職山東巡撫在嘉慶二十四年三月，同年八月二十六日有上諭稱：

程國仁奏參臬司溫承惠日益橫恣事多窒礙一折，溫承惠在山東臬司任內(nèi)，自以曾任督撫大員，不肯甘居人下，威福自擅……種種恣意妄為，以致巡撫諸事棘手。本月黃河北岸堤工漫溢，曹縣適當頂沖，程國仁正值入闈，以溫承惠曾辦河工，委令前往查辦。溫承惠答以此系藩司之事，若委伊往辦，即刻告病，其情形尤為跋扈……溫承惠著即革職，飭令回籍，并不準來京逗留。

九月二十八日又下旨：

諭內(nèi)閣：據(jù)山東臬司童槐奏參溫承惠積壓多案，濫禁無辜，并令罪犯充當捕役四出滋擾各款……實屬辜恩膽大，任性妄為。前經(jīng)革職，實不足蔽辜，溫承惠著發(fā)往伊犁效力贖罪。

以上兩諭旨，以及程國仁八月十九日《奏為密陳臬司溫承惠跋扈情形事》、九月二十四日《奏為遵旨訪查密陳前任臬司溫承惠及革職回籍事》、童槐九月二十三日《奏為查明溫承惠審結各案情形事》三折，均可與包世臣文字相佐證。可見溫承惠之參革確出于程國仁所奏，而其革職當日即有以童槐代為山東按察使之旨。童槐履新月余，又搜集溫氏任內(nèi)過錯，致其罹于遣戍重罪。是程、童二人夾攻溫承惠，引起山東官場上層人事更迭，可以確信無疑。溫承惠革職半月后的嘉慶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徐文誥逃出濟南。他在京控呈詞中提到，山東方面覆審的轉折點正在于“溫大人緣事參革”。藩司幕友包世臣是這場權力斗爭的近距離觀察者，他將泰安案作為壓垮程、溫關系“最后一棵稻草”的判斷，不可謂無的放矢。

至于包世臣所言程、童二人迫于欽差蒞臨壓力，不得已將溫承惠舊有結案文本倉促改寫呈奏一事，與各檔案顯示日期相對照，也確乎眉目清晰。嘉慶帝之所以對這樣巧合的時間差未加懷疑，很可能出于潛意識中的自我文飾——一樁欽命大案，在事實認定上反復拉鋸，以致事主二次京控，委實令曾經(jīng)立場鮮明的皇帝顏面掃地，童槐奏折的及時出現(xiàn)，滿足了他及早結案的心理預期。而童槐將溫承惠參劾，后奏請翻案，恰在皇帝面前樹立了秉公辦事、獨立不黨的政治形象，陰差陽錯成為本案中唯一獲得議敘的官員。

嘉慶皇帝賜直隸總督溫承惠詩

3．敘事立場

事實上，無論張祖基還是包世臣，對本案的官方結論都持有部分保留意見，而出發(fā)點正好相反。張祖基關于本案的事實認知與價值判斷，顯然受同鄉(xiāng)好友周承寬影響最大，是以在寫作中，對于翻案主持者及其結論都流露微詞。特別是在全文最后忽發(fā)反問：“此案盜與事主之槍同時并發(fā)，各傷一面，兩不相蒙，亦兩不相知。迨積重難返，乃僅以盜傷定案耳。不然事主之槍不能傷及兩面，豈盜犯便能一槍而傷兩面耶？”是不認可翻案后審得的盜犯口供，仍相信柏永柱前后兩處致命傷中，有一處系徐文誥所中，文誥亦非全然無罪。不過，徐宅遭群盜洗劫，徐文誥是劫掠行為的受害人，這是所有官私史料得出的一致結論。張祖基站在周承寬等原審立場上，對柏永柱槍傷來源的可能性猜測，并無證據(jù)落實。退而言之，即便文誥真有黑夜拒賊放槍誤中雇工情節(jié)，也只應依照過失殺傷之例，與被殺傷之家營葬銀兩了結。山東地方官以諱盜為出發(fā)點，將事主用刑逼供，擬問徒罪，是毋庸置喙的冤假錯案。

與之相反，包世臣不但力主翻案，還對歷任承審大臣淡化前審官責任的說辭不予認可，堅持以下三點相反看法：

首先，汪汝弼諱盜為竊、教供誣良系故意為之。他在記述汝弼勘驗場景時寫道：“汝弼當開導文誥曰：“家長疑賊殺雇工人，罪止科徒。且汝有力納贖，不必裝點盜情，自取重戾?！敝劣诔袑彺髥T礙于其重臣門生的特殊身份，前赴后繼為之洗脫回護，正是清中期地方官場的人情常態(tài)。

其次，前審各官對徐文誥使用酷刑。根據(jù)包世臣記載，胡祖福、錢俊等先后秉承程國仁意旨拷訊文誥，致其“兩膝潰爛，筋骨皆見，蛆球出入如彈丸”。該說法應是徐家兩次京控呈狀的文學化表達，不但和張祖基所述掌嘴跪鏈純系誣陷的說法相悖，即與欽差奏折說法相比，也顯得更為酷烈。

第三，程國仁先為幕后主使，后成涉案官員保護傘，是本案之最惡劣者。在包世臣筆下，案發(fā)初期，作為按察使的程國仁因與汪汝弼“同鄉(xiāng)，同居館職，又其長子之鄉(xiāng)會同年”，對他偏聽偏信，致有嚴訊事主、證成鐵案之意。胡祖福等刑逼文誥，很大程度是為了迎合程國仁的先入之見。而有此一節(jié)，升任巡撫的程國仁阻撓溫承惠翻案不成，對其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攻擊，就顯得順理成章。反觀歷任承審大臣奏折，均將程國仁責任歸為“按察使任內(nèi)審轉錯誤”，在皇帝的格外包容下，結案未幾就被減輕處分，仍然留任山東巡撫。

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宦海聞見錄》（局部）

對于翻案、原審兩派，特別是其各自首腦溫承惠與程國仁，張祖基與包世臣的評價大相徑庭。張祖基態(tài)度較為含混，至少沒有明顯地貶程揚溫。對于溫承惠，行文間隱有批評他自恃吏干，氣凌上司的意味。且極力強調(diào)他因為汪汝弼系英和門生，起初并無翻案之意，不過故作威嚴，使下屬畏懼。后因偶然的意氣之爭，才同前審各官生出水火不容之勢。這種寓驕矜于虛偽，又看重門戶之見的形象，總要使他獨立不倚的青天大老爺姿態(tài)打些折扣。至于程國仁，《宦海見聞錄》內(nèi)另有《程中丞》篇專寫其人。張祖基在該篇中盛贊程國仁“清介和平，罕有其匹”，與描寫其他撫藩大員的尖刻鄙薄頗為不同。畢竟，周承寬在程國仁擔任按察使期間受到重用、委審大案，翻案后則陷入丟官獲罪的窘境。張祖基對程、溫二人的評價，也不能不依周氏所見有所偏倚。

包世臣文章感情色彩濃烈，筆下的溫承惠與程國仁正邪分明，甚至不惜藉強盜之口，贊揚溫承惠是“山東數(shù)十年未有之好按察”。文末又專論溫承惠在山東的政績，稱：“文誥之竟不死，幸也。溫公初任直督，頗不能孚眾望，蹶后復起，而東省吏治為之丕變。擊貪酷，蘇困起弊，不可更仆數(shù)，皆余客岳公署所親見。豈非君子之善用悔哉！”包世臣態(tài)度鮮明若此，除個人好惡外，也儼然在替他的東家布政使岳齡安代言。作為親信幕友，包世臣的寫作立場無疑和岳齡安的親溫厭程、力主翻案相吻合。這與張祖基傾向前審、同情程氏，雖然表現(xiàn)相左，但在出發(fā)點上別無二致。

趙興彬編著《泰山文化鉤覽》記述了徐文誥案

4．寫作禁忌

嘉道年間的包世臣名噪海內(nèi)，與內(nèi)外大員，包括英和等朝廷重臣均有交往?；诖?，他對案件的描寫雖然濃墨重彩、態(tài)度鮮明，但每每提及朝中的人情奧援與幕后操縱，敘事尺度便較沉淪下僚、無所顧忌的張祖基謹慎許多。

晚清人方濬師曾在筆記《蕉軒隨錄》中以張祖基所述泰安案為辭批評包世臣：

文人欺世盜名，古今一轍。涇縣包慎伯大令世臣，先世父戊辰同歲生。所著《安吳四種》，隱然以兵農(nóng)禮樂自任，兼有杜陵許身社稷之想，其實迂謬不通。所謂“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也”。集中《書三案始末》，陸名揚一案以司刑名者強改名揚為明揚，以聳觀聽。按陸名揚本多年包漕積匪，地方官必應懲辦，慎伯若許其為義俠者，頗夸直筆，妄矣。至記徐文誥案，事主名字顛倒錯誤，而于大小承審官員隱匿其名，直筆更不應若此。茲閱靜海張君某，歷官山東、浙江知縣，著《宦海聞見錄》未刊，所記一則，實為詳審，特錄之，以見慎伯掉弄筆頭之陋。

方濬師是咸豐朝舉人，同光兩朝揚歷中外，雖老于仕宦而不輟于讀，尤肯留心經(jīng)世之學。其人自視甚高，對眾多封疆大吏仰仗的全才名幕包世臣頗為不屑，多所譏哂。偶然看到張祖基這篇名不見經(jīng)傳的《泰安鳥槍案》，即如獲至寶，用來批評《書三案始末》并非直筆。指出包氏行文有明顯的為尊者諱傾向，與張祖基的直呼其名、無論尊卑有高下之別。

方濬師撰《蕉軒隨錄》

通關包文全篇，凡談及反對翻案的中高級官員，一律隱去姓名，代以別稱。如對此案負有最大責任的程國仁，先稱“時按察使”，后稱“前袒汝弼之臬使”“撫部”等；對與程國仁合力攻擊溫承惠的繼任按察使童槐則先稱“兗沂道”“西臬”，后稱“新臬”；對胡祖福、錢俊則或以官職稱“登萊”“濟南”，或以籍貫稱“杭州名臣子”“嘉興大世族”等。讀者不知內(nèi)情，或無力考證職官，就很難將文中的人、事對應起來。至于涉及朝廷顯貴的人情糾葛，譬如汪汝弼與重臣英和的師生關系，錢俊與巡撫錢臻的兄弟關系、胡祖福與帝師胡高望的父子、與尚書盧蔭溥、左都御史吳芳培的姻親戚友關系，包文中均未提及，單從“直筆”角度講，確不及張文深入腠理，能將勢要黨掾對于刑案審斷的巨大影響盡言無隱。惟文末直言：“督堵河南馬營壩決口合龍之大臣協(xié)辦大學士吳璥，與故濟南姻親，以合龍功，故濟南、故登萊遂得復列官聯(lián)矣。”或出于道光初年吳璥以治河不職黜免病猝，而毋庸避諱的緣故。

至于郭尚先《溫宮保讞獄事》一文，雖脫胎于包文，卻與其揚抑并舉、褒貶鮮明的行文特點不同，感情色彩十分淡漠。不但對以程國仁為首的反翻案派沒有任何怨憤、譏諷，甚至連批評也談不上。文中盡量避免透露個人信息，只稱汪汝弼為“縣令”、程國仁為“巡撫”、童槐為“代任者”，余者胡、錢、周、李等全然隱去不提。至于案件背后的人際關系、黨援糾葛更是只字不提，令讀者無從探其陰私、引發(fā)聯(lián)想。

作為翰林高第，郭尚先天然處在以科舉門戶編織的官場人情網(wǎng)中，同眾多大員的私誼較包世臣更為密切。同時，他與泰安案本身毫無牽扯，針對任何一方的情感共鳴都無從談起，撰文記事純系師友酬應起見。為仕途前程、人情世故計，郭文的因循敷衍、圓滑謹慎，就在情理之中了。

郭尚先書法聯(lián)

四、結語

1．冤何難伸

寺田浩明將中國傳統(tǒng)司法歸結為“伸冤型”思維，即必須要有一個主持公道、懲治恃強凌弱、橫行霸道者的主角，使陷于冤屈壓抑狀態(tài)的當事者得以伸展，恢復到原有狀態(tài)。一省之內(nèi)，職務越高的官員，越具有這樣的權威性。而全社會所有階層，之所以能夠忍耐官府不合理的對待而對伸冤有所期盼，則因為還有著超脫于官僚系統(tǒng)，可以執(zhí)天下公論的皇帝，以最終裁決者的形象，投映在他們的腦海之中。然而將眾多官、私史料對比剖解之后，我們可以確信，即便對徐文誥這樣的豪紳而言，伸冤之路的艱難，也遠遠超過其預想。

首先，冤案的基調(diào)在泰安知縣汪汝弼諱盜念起之際就已經(jīng)確立。諱盜是清代官場痼疾之一，且并非州縣官規(guī)避處分的個體行為，而是“專務粉飾”世風下屬吏“仰體上意，率多諱匿”的集體性虐政。時任巡撫陳預照搬層層審轉文書，將眾盜夜入民宅認作“行竊”，即是明證。除立意諱盜之外，汪汝弼嚴逼事主、愈演愈烈的突兀舉動，或許還與他對徐家上下打點、多次越訴的抵觸情緒，以及基層政權與地方豪強的日常摩擦有關，這也是清中葉官民關系、社會矛盾的突出特點。

王亞新等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

其次，清王朝以“必要的覆審制”作為刑審的常規(guī)流程，形成上一審級對下一審級的牽制與監(jiān)督，給冤假錯案以糾正機會。但從泰安案反映的情況看，嘉慶后期，至少在山東省內(nèi)，已形成各級審官交相為惡，督撫大員徇庇屬官，“同級集權—縱向監(jiān)督”制度設計彈性盡失的糟糕局面。而案件前期表現(xiàn)出來的主要問題，是眾多審官礙于官僚系統(tǒng)內(nèi)的人情網(wǎng)羅，在行使權力時置理性公正于不顧，或對具有私人感情和利益關系的鄉(xiāng)黨同僚偏聽偏信，或對上司大員刻意逢迎。按照包世臣對嘉道地方官場的觀察，其刑審中“解犯到府，必發(fā)附郭。附郭與外縣誼屬同寅，誰無情面？假有翻異，專事刑逼，令依原供。不問事理之虛實，惟以周旋寅誼為心……至首縣與外府，分同所屬，外縣交若兄弟，書札囑托，饋遺瞻顧，遇有翻異，仍前刑嚇，痛則思死，沉冤誰雪？”本案中，眾審官各存私誼，卻形成合力，將汪汝弼諱盜誣良的初審，通過刑訊、誘供、更改尸單等種種手段多方落實，通省之內(nèi)糾錯無門，重大冤案漸次形成。

第三，乾隆中期以后，京控在王朝刑名系統(tǒng)中承擔了重要的校正功能，徐家憑借過人財力，兩次進京呈狀，實現(xiàn)皇帝震怒、親自指示的預期目標。不過，即便被冠以欽案之名，又經(jīng)過省一級的政治角力，翻案過程仍異常曲折，且終究不能徹底。其時凡有大案，官場上下多遵循“四救四不救”慣例行事，而本案的后期走向，正是“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兩說的寫照。譬如面對皇權壓力，程國仁仍堅持回護前審，不惜再陷徐文誥于重罪。即所謂“上控之案，使冤得伸，則官之禍福不可測；使不得伸，即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妄斷與否，則非所計也”的“救官不救民”。再欽差帥承瀛等人與山東官場毫無瓜葛，卻仍在奏折中使用春秋筆法，欲引導皇帝將官職最卑、無所倚仗的周承寬定為罪魁，而將程國仁、汪汝弼等高級官員、重臣門生的責任輕描淡寫，竭力開脫。即所謂“罪歸上官則權位重者譴愈重，且牽連必多；罪歸微官則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較易。而小官之當罪與否，則非所計也”的“救大不救小”。事實上，包括溫承惠在內(nèi)的歷任覆審大臣，盡管立場不同，卻無不欲將冤案大事化小，以解皇帝之怒，繼而為涉事官員爭取更寬緩的處理結果。如此政風之下，單純以奏折為信息渠道的皇帝始終不能盡悉全案真相，處理結果也難以情罪相當。

總而言之，泰安案的正義遲來，來而未盡，絕非個案的偶發(fā)現(xiàn)象，而是清中期官場系統(tǒng)性矛盾的集中體現(xiàn)。

紀昀著《閱微草堂筆記》

2．清代刑名檔案的可靠性評估

清代檔案類史料保存量大、系統(tǒng)性強，因其形態(tài)原始，且具有大數(shù)據(jù)計量的可操作性，受到研究者的特別重視。不過，史料的原始性與可靠性，并不能等量齊觀。

清代中央刑名檔案，主要包括題本、奏折兩類。乾隆中期以前，各地死刑與涉及人命的軍流案件均用題本上達。此后，由于題本程序繁瑣，皇帝關注程度下降，一些性質惡劣的命盜大案改用奏折進呈。至于那些通過京控得到皇帝干預指示的疑難欽案，地方官又要作倍加謹慎之狀，上奏——批答流程每每循環(huán)多次，檔案保存也格外周備。

徐忠明著《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的司法文化》

對于那些事情相對簡單，只以“成招”敘入的刑案，一些學者已在其記載方法與修辭技巧中，發(fā)現(xiàn)了存在的“虛構”成分。一則公文著有體例，地方官幕習于故套，即便在遣詞造句層面，也傾向于使用成說，而脫離個案的實際情況。如描述強奸案起因多用“見某少艾”；描述群盜結伙過程多用“各道貧難”等等。至于確否如此，讀者無從得知。張祖基就曾嘲諷州縣刑幕亂抄模板鬧出笑話：

幕道中不乏高明，其劣者恒資舊案為藍本。張溟洲嘗閱一德州案，大笑曰：“德州竟有李奎（逵）矣！”蓋斗殺之案，每有“隨拔身佩小刀向其嚇戳”云云，此案系用斧砍傷致死，而輒稱“隨拔身佩斧子向其嚇砍”焉！

除了因為慣性思維導致行文上偏離事實之外，地方官遇到相對復雜的刑案，還經(jīng)常采取“移情就例”“移情就案”方式，故意編造文書，規(guī)避風險。清代法司衙門核辦徒罪以上案件，必須以律例、成案為依據(jù)，不得“意為輕重”，如果引用例、案不當，就要受到處分。然而事有萬端，變幻無窮，那些情節(jié)繁復的新發(fā)案件總是很難找到與之匹配的律例、成案引為依據(jù)。地方官為了彌縫文字，駁之無隙，常在審訊后將犯證供詞和審官看語進行整體性修改，使案情與所引律例、成案完全吻合。這樣的現(xiàn)象到了嘉道年間，已經(jīng)頗具普遍性。道光帝就曾發(fā)現(xiàn)，一些并不常見的案子，各地所題竟然如出一轍，且“情節(jié)既屬支離，引斷便非的確，且以不恒經(jīng)見之案，同時具題，若出一輒，難保非外省問刑衙門積習相沿，移情就案”。張祖基在浙江任知縣，覆審同僚所辦案件時更是感慨：“夫空中樓閣，任意編造，浙省公事多如此，亦不為異。所異者，編造中仍有不符耳。”面對這些“編造”的文本，即便最高明的刑部官員也難以從中窺得案件本來面目，更遑論隔膜數(shù)百年的當代研究者了。

道光帝像

與常規(guī)案件不同，諸如泰安案這樣的重大欽案，地方官總要認真對待，不敢過分因循故套，或在上奏時恣意編造案情。但欽案對涉事官員的前途關礙甚大，上奏者基于利害，行文時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主觀意圖也更加強烈，對皇帝思路與情緒的引導性明顯重于對案情本身的陳述性，且措辭嚴謹出于常格，難以覓得邏輯漏洞。所幸欽案往往過程波折，保存檔案眾多且信息源復雜。研究者可將不同時段、主體的檔案前后對讀，結合當時的制度運作與政治風氣，特別是上奏者的立場趨避與預期目標，對多份檔案提供的信息加以整合，做出更接近事實的判斷。以泰安案為例，關于柏永柱致命傷系何槍發(fā)出，汪汝弼是否有意諱盜，周承寬是否對事主嚴刑逼供，這些關鍵環(huán)節(jié)，前后上奏人均有不同說法，如不詳加比對而偏信其一，則難免為之所誤。

不過，即使研究者將泰安案數(shù)十份檔案逐一通讀，且對時代背景把握充分，所獲得的信息，也不過與嘉慶皇帝相當，而難免于檔案制造者的話術迷惑。畢竟，相對于官方檔案冠冕堂皇的敘事邏輯，人情往來之親疏，朝中奧援之輕重，更直接地左右著該案走向、官員陟罰。其形如魅影、如飆風，無所不在，無人不知，卻從未開誠布公見諸文書奏議，只能由張祖基、包世臣這樣有心的參與者、觀察者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記述下來。這些個人色彩濃烈的歷史書寫，雖記憶與表述未盡準確，卻能使研究者有恍然大悟之感：原來檔案呈現(xiàn)的鑿鑿的論，不過是陰差陽錯的合力使然，先在官與民、上與下、中央與地方、皇帝與官僚的博弈中擺來擺去，再猝然定格于九重天子一念之間，而眾多涉案者的前途命運，也就此岔開方向，隨著慣性各自東西。

本文作者著《清代的案與刑》

在目下的清史研究中，由于檔案文書、日記信札等被認為更貼近原始形態(tài)的一手史料得到大規(guī)模保存，四部文獻的主導地位已遭到挑戰(zhàn)。而通過本文的個案剖析可以看到，即便有浩如煙海的“未知”史料可待挖掘，研究者對文集、筆記等傳統(tǒng)文獻的研讀也不應輕忽怠慢。畢竟，只有在知人論世的史學視野下，將不同史料特性了然于胸、長短互鑒，才能更深刻地審視其價值與使用方法，在多維史料的去取比較中建構立體的歷史情境，盡最大可能接近事實真相與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