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對記憶的探討無處不在。遺產（連同對應的法語詞匯“l(fā)e patrimoine”和德語詞匯“die Musealisierung”）、博物館學、民族史、工業(yè)考古學、改造、復古、大屠殺紀念館、反紀念碑、反記憶、記憶之場——所有這些都指向記憶這一共同的關切點。記憶，最開始是對個體身份而言至關重要的東西，還有記憶的裂縫與斷裂，在柏格森的哲學思考、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普魯斯特的自傳式書寫中都占據(jù)著中心地位，而當下作為共同關切點的記憶與此截然不同。在二十世紀的開端，記憶還屬于心理學的范疇，而到了二十世紀接近尾聲之際，它已經(jīng)轉向了文化記憶。目前，對文化記憶的研究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研究領域。
我們應該如何解釋近年來對記憶的頻繁討論以及賦予記憶的極高價值呢？毫無疑問，在這當中，上個世紀的大屠殺事件不斷累積的影響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但我還想提出另外一點，即使它不是根本性的也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即現(xiàn)代性有一個特殊的問題，那就是“遺忘”。
這樣說并非是在斷言文化健忘是現(xiàn)代性獨有的問題，因為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顯然存在著不同類型的結構性遺忘，人類學家和古典學家在分析無文字社會的傳播特點時最先指出了這一點。這樣說也不是簡單指出當代的視野已經(jīng)完全被遺忘的烏云所籠罩，任何這樣的斷言顯然都是荒謬的。列舉三個例子足以說明這一點：在中歐和東歐，1989年后國家記憶重新被珍視，而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遺留問題仍需要面對；在北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種族記憶的修復已經(jīng)成為個體身份認同中的重要部分，華裔作家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Woman Warrior）對這一點的回應就是早期最明顯的跡象；美國的印第安群體呼吁各方歸還屬于他們的文物，建立了印第安人國家博物館，并各處募集資助，聘請人類學家來研究印第安人自己的種族史。
盡管事實上，遺忘并非像一張無所不包的毛毯將現(xiàn)代社會包裹起來，而且在現(xiàn)代社會之前的不同社會形態(tài)也分別展現(xiàn)出了屬于他們自己的獨特的遺忘形式，但還是有幾種類型的結構性遺忘是現(xiàn)代性文化所“獨有”的。
有不少學者已經(jīng)對此有所思考。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認為，“我們整個當代社會體系已經(jīng)開始逐漸失去了保留其自身過去的能力”。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指出，“過去的毀滅，或者更確切地說，那個將個人的當代經(jīng)驗與前代人經(jīng)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jīng)完全毀滅不存，這是20世紀晚期最具特色也最不尋常的現(xiàn)象之一。許許多多身處世紀末的青年男女，他們的成長背景，似乎是一種永遠的現(xiàn)在，與這個時代的眾人的共同過去，缺乏任何有機的聯(lián)系。” 安德里亞斯·胡塞恩（Andreas Huyssen）提出了“我們文化中一個主要的、令人困惑的悖論：在過去的十五年間，一方面，毫無疑問，歷史和歷史意識在衰退，人們對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健忘表達各種惋惜之情，有關后歷史的各種話語，無論是唱贊歌的還是批判的，也是層出不窮，而另一方面卻也伴隨著規(guī)?？涨暗挠洃洘岢??！?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他的看法不謀而合，他將人們對記憶的推崇與文化遺忘聯(lián)系在一起，他說，“大眾普遍害怕在集體失憶中喪失自己的記憶，懷舊就是這種恐懼的一種拙劣表現(xiàn)，且被記憶商販無恥地加以利用，變成了消費社會的暢銷品之一?！?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在1984到1992年期間主編了三部七卷本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托尼·朱特（Tony Judt）在評論這部作品時說，“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學校課程體系實際上已經(jīng)不再包含敘事歷史，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在不久的將來，對于許多公民來說，他們共同的過去的很大一部分都將成為一個被遺忘的領域，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不為人知的領域，因為幾乎已經(jīng)沒有什么可供人遺忘?！?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在更長的時間軸內考慮這個問題，他寫道：“自十九世紀初開始，我們對于記憶的擔憂主要就是針對兩種異常情形：記憶太少和記憶太多。” 烏爾里?！へ惪耍║lrich Beck）從未來的視角聚焦遺忘問題。盡管他在討論未來人為制造的風險比如核污染或者化學污染還有食品污染時，從未提及“遺忘”一詞，但“遺忘”始終是他分析的潛在主題；因為風險是一種推測或者說預測，是指那些還沒有發(fā)生的災難，和那些僅僅會在孩子們的未來，或者說已經(jīng)被風險籠罩的人們的未來，才會發(fā)生的災難，“風險意識的核心不是現(xiàn)在，而是未來”，其后果就是“在風險社會，過去不再決定未來。它的地位被未來所取代……它不再是當下經(jīng)驗和行動的源頭”。 最后，安托萬·康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曾透露出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我們當下空間流動導致了遺忘。他常年在紐約和巴黎之間往返穿梭，他承認自己無論在語言上還是文化上都失去了“家”的感覺，無論在哪里，都跟“此地”有一種奇怪的距離感，自己經(jīng)常在海洋這頭結一門課，又在另一頭開一門課，“除了你最親近的幾個密友，頃刻間你會忘記所有的數(shù)字和名字。當你回來時，帷幕升起，那一瞬間你又全都記了起來。如果沒有這種不自然的遺忘能力，即使你人到了那兒，你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進去?！?/p>
然而，盡管以上洞察都是事實，不過大多數(shù)都是比較直觀的看法。它們吊起了我們的胃口，讓我們有了求知欲?，F(xiàn)代性究竟如何遺忘，這顯然非常值得我們去分析，不過到目前為止，針對這個主題還沒有系統(tǒng)的研究。
首先，讓我們從“現(xiàn)代性”自身這個概念開始：我所謂的“現(xiàn)代性”指的是自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出現(xiàn)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客觀轉變，這種轉變在全球范圍內打破了封建和傳統(tǒng)的種種規(guī)制，也讓人們從心理上逐漸擺脫了僵化的階層束縛，擁有了更多的人生機遇。從時間上來說，它是從19世紀中葉一直到當下。雖然現(xiàn)代性是一個全球性的進程，不過我將要列舉的例子都十分具體，而且多數(shù)是在美國和歐洲，這是基于這些地區(qū)是導致遺忘發(fā)生的源頭這一假設。
如果說現(xiàn)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伴隨著一種特殊類型的遺忘，那就預設了一種記憶的概念。因此，為了明確遺忘的含義，我們需要先對記憶進行描述。當然，存在著不同類型的記憶，不過有一種記憶的類型，我將會在下文中多次提及，那就是場所記憶。
其實記憶依賴于地理位置的觀點古已有之。所謂的“記憶之術”曾是主導了古典文化的修辭學中的一部分，它在中世紀重新煥發(fā)生機，在文藝復興期間大放異彩，從印刷術的發(fā)明到十八世紀這個階段才逐漸消亡。 西塞羅（Cicero）對其運作原理進行了簡要的描述?！跋胍囵B(yǎng)這種記憶能力的人”，他寫道，“必須選擇地點，并把希望記住的事物在心里構思成圖像，然后將這些圖像儲存在各自選好的地點里，這樣地點位置的順序就會維系著事物的順序?！?因此，這種“記憶之術”被描述為一種“位置記憶法”（method of loci）。一個位置是能夠輕松被記憶所理解的一個場所，比如房屋、拱門、角落、柱子或者柱子間的空間。這里的位置或者場所可以是實際感知到的，也可以是想象中的。這些真實的亦或是想象的場所或一系列場所充當了一種網(wǎng)格，要記住的事物的圖像以一定的順序被放置于網(wǎng)格中，然后通過在腦海中一遍遍游歷這些場所來實現(xiàn)記憶的目的。整個記憶體系的前提就是場所的順序維系著要記憶的事物的順序。
這里應該強調一下記憶之術的兩個特點。一個是它基本上依賴于一個穩(wěn)定的場所體系。另一個是記憶和人的身體內在地聯(lián)系在一起，記憶被認為是只有人才能完成的行為；一些記憶之術的從業(yè)者提到修辭學家，說當他們試圖在腦海中記住那些長篇大論時，就是在他們自己的記憶宮殿里不停游走。
我認為，記憶之術的這兩個特點為我們理解作為現(xiàn)代性特征的遺忘提供了重要線索。我想指出，現(xiàn)代社會導致遺忘的主要根源與將社會生活從地方和人的維度剝離出來的過程有關：超人的速度、膨脹到難以記憶的特大型城市、與勞動過程相分離的消費主義、壽命過短的都市建筑、可步行城市的消失。在現(xiàn)代性中所遺忘的東西是深刻的，是生命中的人性，是在熟悉的社會人際關系中生活和工作的體驗。生命的部分意義是基于共同的記憶，而當下這種意義正經(jīng)歷某種深刻的變化，現(xiàn)代性的生活空間發(fā)生的結構性轉變讓這種意義受到了侵蝕。
選自保羅 ? 康納頓著、王蜜譯《現(xiàn)代性如何遺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版）。注釋從略，感謝譯者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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