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是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在思想史、倫理學、美學等多個領(lǐng)域均有重大建樹，著述頗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學熱”中，李澤厚曾一度被青年人尊為“精神導師”。他具有歷史性、思辨性的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美國Colorado時間2021年11月2日晨7時許（北京時間11月2日21時許），李澤厚辭世。今天（11月2日）是李澤厚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日，為緬懷這位著名思想家，我們特刊出李澤厚《八十年代的幾本書》一文，謹以紀念。文中，李澤厚梳理和闡述了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幾部重要作品的寫作脈絡(luò)，我們可以從中窺見李先生廣闊幽深的哲學世界。
八十年代的幾本書
“美學三書”“思想史三論”“康德書”和“主體性哲學論綱”是我七八十年代的主要著作，常有人問及各書情況，今簡述如下。
“外篇”和“內(nèi)篇”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蘇醒的年代、啟蒙的年代，是一個充滿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越往后看越會發(fā)現(xiàn)八十年代的可貴。
當時思想文化領(lǐng)域最先出現(xiàn)的是“美學熱”。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現(xiàn)的第二次美學熱，美學在當時充當了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一翼，或者說發(fā)揮了思想啟蒙的作用，它符合當時社會進步的思潮，也是促進這個社會蘇醒的符號。
美學的勝利是整個社會追求新的生活的勝利，所以波及、影響面很大很廣。
李澤厚少年時期的小楷作業(yè)
1980年后，“美學熱”進入高潮。到1981年，新時期的重要美學著作已大部分出齊，如朱光潛的《談美書簡》、蔣孔陽的《德國古典美學》、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和王朝聞主編的《美學概論》等等。
《美的歷程》也是1981年出版的。這本書1978年開始寫。寫作的過程很快，大概只用了幾個月，1979年秋天交稿。但思考的時間很長。1957年我在敦煌千佛寺待了整一個月，對每個洞穴都寫了簡記和感受。那年我還看了永樂宮、龍門、麥積山、西安博物館、半坡等。故宮藏的名畫如《清明上河圖》等等也早看過，還作了點筆記。中國文學讀中學時便熟悉，一些看法早就有了。對中國歷史我也較熟悉。中國歷代的皇帝除元代外，當年我都能背下來；對中國歷史上發(fā)生的大事和好些人物很清楚，對社會文化情況也較有了解。“從感傷文學到紅樓夢”這一部分，在五十年代就已經(jīng)思考了；“明清文藝思潮”的大部分內(nèi)容，五十年代在我的一些文章中都已經(jīng)談過?！笆⑻浦簟边@一部分，是六十年代開始思考的，那時候我下放到湖北，在農(nóng)田勞動，忽然間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就在腦際浮現(xiàn)。當時大陸對《春江花月夜》是批判的，認為是頹廢的文學，我覺得恰恰相反，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時代對人生、宇宙最初覺醒的‘自我意識’”，是通向“盛唐之音”的反映。“青銅饕餮”是七十年代寫的，許多年斷斷續(xù)續(xù)的思考，許多年陸陸續(xù)續(xù)寫下來的筆記，在短時間里匯集完成了《美的歷程》。
李澤厚在其北京家中，和平里9區(qū)1號院13號門一層
這本書，每章每節(jié)都是我想出來的，在當時都是特意“標新立異”，很多提法、觀點，都是以前沒人談過的。如“龍飛鳳舞”，本來是現(xiàn)成詞語，用來講遠古，卻是我想出來的。“儒道互補”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詞（正如后來我提出的“儒法互用”作為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基本概念或詞語）。寫的時候就覺得這本書有意義，會有影響。在材料運用上，有人說《歷程》引的材料都是大路貨，我當時是自覺這樣去做的，我就是要引用大家非常熟悉的詩詞、圖片、材料，不去引那些大家不熟悉的，就是要在普通材料、大路貨中，講出另外的東西來。大路貨你講出一個新道道，就會覺得更親切，有“點石成金”的效果。
《歷程》是一部“審美趣味史”，是從外部對藝術(shù)史作些描述，但又并不是對藝術(shù)史作什么研究。有人把《歷程》當作講藝術(shù)史的專著，那就錯了。它只是一本欣賞書。
書出版后，影響很大，銷路很好。但也招來大量的批評、責難、攻擊。有人嘲笑說：《美的歷程》算什么，既不是文學史又不是藝術(shù)史，李澤厚這本書一鍋煮，根本不該出版這種書。的確，《美的歷程》說不清該算什么樣的著作，專論？通史？散文？札記？……都是，都不是。但這也正是它的特點所在。
1987年我到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講學，在那里我完成并出版了《華夏美學》（1988年）。這本書在搞《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時已經(jīng)寫了一半，是和《美的歷程》配套的，在構(gòu)思上也是交錯的。這是我一開始便承諾的談中國美學的“內(nèi)外篇”，“內(nèi)篇”（《華夏美學》）講美的觀念，“外篇”（《美的歷程》）講趣味流變。
寫《華夏美學》時的李澤厚
我更重視這個“內(nèi)篇”。因為它更為重要，涉及的哲學問題比《歷程》要多，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愛哲學的緣故吧。書中提出中國美學仍以儒學為主流，這是頗有異于許多中外論著的。這些論著大都承認儒家在政治、倫理等領(lǐng)域內(nèi)是主流，但在藝術(shù)、美學中，卻力主應(yīng)以道家為主干。本書未能茍同這一流行看法。其次，更為重要的是，本書強調(diào)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文學藝術(shù)，既非模擬，也非表現(xiàn)，而是以陶冶情感、塑造人性為主題，也就是強調(diào)內(nèi)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這種哲學—美學思想對今日和未來，對設(shè)想更為健康更為愉悅的社會生活和人生境地，希望仍有參考價值。
書的結(jié)語部分明確提出了“情本體”思想：“什么是本體？本體是最后的實在、一切的根源?！@本體只能是人?！@個人性也就是心理本體，……心理本體的重要內(nèi)涵是人性情感?！@個似乎是普遍性的情感積淀和本體結(jié)構(gòu)，卻又恰恰只存于個體對‘此在’的主動把握中，在人生奮力中，在戰(zhàn)斗情懷中，在愛情火焰中，在巨大鄉(xiāng)愁中，在離傷別恨中，在人世蒼涼和孤獨中，在大自然山水花鳥、風霜雪月的或賞心悅目或淡淡哀愁或悲喜雙遣的直感觀照中，當然也在藝術(shù)對這些人生之味的濃縮中。去把握、去感受、去珍惜它們吧！”
告別美學
在新加坡，我還完成了《美學四講》（1989年），我的美學觀點主要在這本書里。之前，1980年我曾出版過《美學論集》，收錄了我五六十年代的美學論文，還有幾篇七十年代末的?！睹缹W論集》一出來，劉再復(fù)第一個說：“你是有體系的?！蔽耶敃r聽了印象很深，因為還沒有人這么說過，只我自己心里知道。
《美學四講》由四次演講記錄稿加以調(diào)整連貫，予以修改補充，裁剪貼之而成，一應(yīng)讀者要求“系統(tǒng)”，二踐出版《美學引論》之早年承諾。基本觀點沒有變化，如對美和美感的基本看法，如對那兩派（朱、蔡）的看法。在書中，對美學是什么、美是什么、美感是什么、藝術(shù)是什么這四個問題作了一些基本的說明，還是講哲學美學。其中吸取了一些現(xiàn)代的成果，像分析哲學、格式塔的心理學等等。對存在主義、弗洛伊德，我在書里都作了哪些贊同哪些不贊同的說明。香港版的書店做廣告說，它“回應(yīng)了現(xiàn)時流行的中外各美學流派”。2010年《諾頓理論和批評選集》（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第二版收的就是《四講》第四章第二節(jié)“形式層與原始積淀”。
當然，沒有變化，是說基本觀點沒有變化，但就美在我的思想中的地位而言，就美學在我的理論結(jié)構(gòu)中的位置而言，那是有變化的，因為后來我的美學思想成為我的哲學思想的一部分。這種變化與我后來研究康德哲學和中國古代思想史有關(guān)系。再有美學的地位問題。因為中國沒有宗教，沒有什么東西能夠代替宗教的那個境界，所以我把美學提得很高。還有關(guān)于形式美的問題。五十年代我把它說成是自然美，但在《四講》里面，我認為形式美也不是自然美，而是社會實踐的結(jié)果，這是把基本觀點貫徹更徹底一點。
我在書的結(jié)尾講：“于是，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本體、感性和偶然吧。從而，也就回到現(xiàn)實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中來吧！不要再受任何形上觀念的控制支配，主動來迎接、組合和打破這積淀吧?！谑牵楦斜倔w萬歲，新感性萬歲，人類萬歲。”這即是“情本體”思想。
《四講》以后，我就告別美學了。我只是在哲學上概括一些美學問題，沒做具體的實證的研究。我講過，要么做藝術(shù)社會學研究，要么做審美心理學研究，但我自己不打算搞，所以就告別美學，弄別的東西了。
八十年代出版的這三本美學書，后來被人們冠以“美學三書”名，不斷重印，并都譯成英文，有的還譯為德文、日文、韓文等。
1986年12月14日《人民日報》的報道
這里，還可順便講一下八十年代我做的三件事，都是主動做的，都與美學有關(guān)：
一是主編《美學》雜志。因為開本較大、每期字數(shù)多、影響大，人們稱之為“大美學”，一年一期或兩期。掛的名是哲學所美學研究室與上海文藝出版社合辦，實際沒有什么編輯部，就我一個人在干，從策劃到組稿到審稿到發(fā)稿。我那時只看質(zhì)量，不看人，無名小卒，只要文章好，我都用。大名人的文章，倒不一定?！按竺缹W”當時大家的反應(yīng)還是比較好的?！按竺缹W”從創(chuàng)刊到?？?，歷時八年，出版七期。后來感覺文章太一般化，而要深入下去，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于是就停辦了。
還有，就是出了一套“美學譯文叢書”。是我和我的學生滕守堯共同主編的，原計劃出一百種，實出五十種。那套叢書是在所有叢書里最早的，但進度卻是最慢的。我感到高興的是，好些有關(guān)美學、文藝理論、批評以及其他論著中，常常見到引用這些叢書中的材料。這說明，盡管有缺點、毛病，這套叢書畢竟還是有用的。
第三件事，是與劉綱紀先生主編《中國美學史》。1978年哲學所成立美學室時，我提議集體編寫一部多卷本的《中國美學史》，因為古今中外似乎還沒有這種書。后來，我又請劉綱紀共同擔任主編，出版社起初不贊同，經(jīng)我說服同意了。此書由我與劉商定內(nèi)容、觀點、章目、形式，由劉執(zhí)筆寫成，我通讀定稿。因是劉執(zhí)筆寫成的，所以我始終不把這部書列入我的著作中，盡管我提供了某些基本觀點。我認為《中國美學史》是一部哲學兼歷史之作，是知識性的書，許多部分是為了解釋材料、分析材料，與《美的歷程》有所不同。
當時尤以《近代》影響最大
八十年代頗為熱鬧，“美學熱”之后，又出現(xiàn)了“文化熱”。從廣義上說，“文化熱”里頭也包括了“美學熱”，或者說“美學熱”是“文化熱”的前奏或一部分。八十年代中期， “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中國文化書院，可以說是當時“文化熱”的標志。我既是中國文化書院的成員，也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創(chuàng)刊前和我討論過，這個名字還是我最后和他們確定的。
我寫了“思想史三論”。
最早的是《中國近代思想史論》，1979年出版，與《批判》同年，但晚幾個月。收的十篇文章，實際寫于兩個不同時期。三篇《研究》（1958年以《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次略有增改）和孫中山文寫成、發(fā)表于五十年代，其他各篇寫成和發(fā)表于七十年代。盡管二者合成此書時作了一些統(tǒng)一修改，但畢竟各自帶有時代的不同印痕。寫于五十年代的大體坐而論道，從容不迫，分析較細，材料較全，一些人如王元化先生就很喜歡。而寫于七十年代的文章，則又失之過粗，基本是些提綱性的東西，但搞現(xiàn)代思想史的金沖及先生，當時卻跟我說：你最近的幾篇文章，比過去好。
我的好幾篇近代思想史文章發(fā)在黎澍主編的《歷史研究》上。黎澍思想解放得很早。他對我的文章特別喜歡。我的《二十世紀初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他就是作為刊物頭條登出來的。我的文章極少作頭條，所以這篇（就是提出“救亡壓倒啟蒙”的這一篇）記得特清楚，也挺高興。
上世紀80年代的李澤厚
現(xiàn)在看來，《近代》就是很普通的一本書，但在當時卻頗為轟動，在“思想史三論”中影響最大，此已難為今人理解了。這書通過近代思想人物的論述，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好些的確是有所指而發(fā)，算是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我吃驚地聽到一些作家、藝術(shù)家說，這本書影響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記得獲獎小說《拂曉前的葬禮》的作者還到過我家，說論太平天國文，對他創(chuàng)作小說有啟發(fā)和具體的指導意義。
當然，我也并不認為此書已經(jīng)徹底“過時”，它的好些歷史觀察和價值描述至今仍然有意義，其中的確有意蘊含了后來在《現(xiàn)代》等書中展開以及至今尚未展開的好些思想、觀點、看法。如《論嚴復(fù)》（1978年）曾提出“法國式”與“英國式”之分。我贊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贊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
青年學人批評我“倒退”了
從五十年代開始，我在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時，也在考慮中國哲學史上的一些問題，對中國古代思想也形成了一些看法，如莊子反異化等觀點就醞釀成熟在自己六七十年代大讀西方存在主義時期。
我的第一篇古代思想史文章是寫于1976—1978年、1980年發(fā)表的《孔子再評價》。我在日本講《孔子再評價》（當時尚未發(fā)表），他們一個個都在認真記要點，印象極深，使我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因為他們都是日本一些最大的學者。這里還有個插曲，黎澍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本來要將《孔子再評價》發(fā)在創(chuàng)刊號上，有人反對，就沒發(fā)成。后來在胡喬木的支持下，發(fā)在第二期上。
《孔子再評價》這篇文章發(fā)表之初，很多人不以為然；但是情況很快也就改觀了，也變得比較能夠接受了。我的“情本體”可以說源起于此文，我還把巫術(shù)和禮儀連在一起講。至今看來，還是這篇最有影響和最為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還發(fā)表了我的《宋明理學片論》（1982年）、《秦漢思想簡議》（1984年）、《漫述莊禪》（1985年）。談莊禪文發(fā)表后，錢學森先生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我“立了功！”，錢將此文收入他主編的《關(guān)于思維科學》一書中。
錢學森讀《漫述莊禪》致函李澤厚（1985年1月25日），稱李澤厚“您立了功！“
1985年我將八十年代陸續(xù)發(fā)表的有關(guān)古代思想的文章匯集出版了《中國古代思想史論》，這本書試圖改變一下幾十年來中國哲學史只是簡單地分割、羅列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史的陳陳相因的面貌。我想通過對中國古代思想的粗線條的宏觀鳥瞰，來探討一下中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問題，去深入探究沉積在人們心理結(jié)構(gòu)中的文化傳統(tǒng)，去探究古代思想對形成、塑造、影響本民族諸性格特征（國民性、民族性）亦即心理結(jié)構(gòu)和思維模式的關(guān)系。希望這種研究能略有新意。
《古代》上下數(shù)千年，十幾萬字就打發(fā)掉了，十分簡陋。但結(jié)果居然還強如人意，在海內(nèi)外的反應(yīng)都不壞，不斷被人提及甚至還受到贊賞。我自己也比較喜歡這一本。書中提出的一些觀念和看法，如“樂感文化”“實用理性”“兵家辯證法”“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審美的天地境界”等等，我至今以為是相當重要的。我希望在未來的世紀里，中國文化傳統(tǒng)在東西方人文世界進行真正深入的對話中，能有自己的立場和貢獻。因此，此書之作，似乎比《近》《現(xiàn)》二本，便有更深一層的目標和含義了。
由于《古代》對傳統(tǒng)文化作了相當多的肯定，與新儒家有相近的地方，當時不少青年學子認為這背離了《近代》反傳統(tǒng)的批判精神，說我“轉(zhuǎn)向”了、“倒退”了。那時正是反傳統(tǒng)的高潮，有人就說：“孔子死了。李澤厚老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早該后繼無人！”（《中國》1986年第10期）于是，我被視為保守、陳舊，成為被某些青年特別“選擇”出來的批判對象。
1980年游峨眉山。自左至右：楊辛、李澤厚、胡經(jīng)之
《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1987年我出版了《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冬F(xiàn)代》一書里我最看重的文章是《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988年出過單行本），胡喬木曾當面跟我講：“你對毛澤東的評述，經(jīng)緯度很準。”我認為我講到位了，但人家不識貨，那沒辦法，總是要么被人罵，要么不吭聲。另一篇我重視的是《略論現(xiàn)代新儒家》，算是大陸學人第一次概括性評述了現(xiàn)代新儒家，其中也批評了正火紅的牟宗三，當時我在新加坡，一位韓國老教授說，這是篇非常好的導論。但這兩篇在大陸卻沒引起學界任何反響。
根本沒料到的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文倒成了該書影響最大的一篇，而且持續(xù)至今。這篇文章是1985年8月在廬山開完中國哲學史會議回來后寫的，是應(yīng)《北京社會科學》雜志之約而作。寫得很快，兩三天就寫完了。寫的時候段落都沒有分，可說一氣呵成。大家都以為“救亡壓倒啟蒙”是在《現(xiàn)代》里提出來的，其實早在1979年的《近代》書里就提出來了，連“壓倒”這兩個字也有了。還有人講，“救亡壓倒啟蒙”是我挪用了他人（美國學者舒衡哲）的觀點，這就很可笑也很無聊，書都在那里，自己去判斷嘛。
《現(xiàn)代》出版后，有人說：你看，李澤厚又回來了，回到《近代》的立場上了。也有人說，三本思想史論正好是“正—反—合”。我覺得挺好玩的。
《現(xiàn)代》一書之被接受，甚至為某些青年所偏愛，可能主要是當時在“文化熱”的高潮中，人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未來中國的走向有巨大的關(guān)懷。反思過去使他們對《現(xiàn)代》一書中所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西體中用”等等觀點、看法，發(fā)生了極大興趣，于是此書不脛而走，也成了“三論”中爭議最大的一本。
我這三本思想史論，無論是問題、風格、體例和處理方式等都各不相同。但總覽全書，畢竟可以看到從古到今的中國思想史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和人物，都或論述到了，或接觸到了。
“評”更加重要
《美的歷程》在我所有著作中影響最大最廣，至今仍在不斷重印。其實八十年代我出的最重要的是“康德書”——《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1979）。
五十年代初上大學時我就讀過康德《判斷力批判》，雖然難啃，但卻似乎給自己的思維和以后的研究，留下了深刻印痕，并使我下決心以后一定要研究康德的“第一批判”。
“康德書”的一些基本命題，在1960年代就有了。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中，我就在考慮應(yīng)研究理性的東西是怎樣表現(xiàn)在感性中，社會的東西怎樣表現(xiàn)在個體中，歷史的東西怎樣表現(xiàn)在心理中。后來我就造了“積淀”這個詞。六十年代我寫的《積淀論論綱》（《六十年代殘稿》），開始了自己的哲學論述，它實際上是“康德書”的前奏。
“康德書”寫于六七十年代。當時在干校。我在行裝中放了本英文版“人人叢書”的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不很厚，但很“經(jīng)看”。我還帶了一個很不打眼的筆記本，我發(fā)現(xiàn)讀康德的書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就寫了很多筆記，實際上是在寫《批判哲學的批判》的初稿。
1972年從干?；貋砗?，在家里我便利用干校時的筆記正式寫了起來。1976年發(fā)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條件很差，但我倒感覺很充實，因為我的寫作已接近尾聲了。在“地震棚”里，我寫完了《批判哲學的批判》。
最初擬定的書名是《康德新解》。后來，中文版書名一直是《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英譯本將《康德新解》又改為《康德新探》）何謂“新解”？即在敘述、介紹、解說和評論康德哲學的過程中，初步表達了自己的“主體性實踐哲學”思想。所以，盡管“述”在篇幅上大過于“評”，但后者（“評”）倒是我當時更重要的目的所在：以馬克思為基礎(chǔ)，重新提出康德的問題，然后再向前走。這是《批判》一書所相當明白講出過的主題，有趣的是，一直沒人注意。
李澤厚，2014年于青島康有為故居
書出版后，很多人大吃一驚，因為我在所里從來不講我研究的這些東西，也從來不去申報什么課題，人家從來沒想到我會寫這樣的書，大家只知道我是搞美學和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而且我不懂德文。這本書很受歡迎，初版印了三萬冊，很快買光。當時的年輕人至今還對我說，他們知道什么是哲學，是自讀這本書始。說法似頗夸張，查來倒也平實。只要稍事翻閱1949年以來大陸出版的所謂哲學和哲學史著作，便可知曉。
美國華裔學者王浩（世界著名數(shù)理邏輯學家）看了《批判》，很喜歡。他曾當面說：從《批判》里已經(jīng)能看出一個新的哲學體系。幾十年也只有他說過這話，印象至深。當時心中暗想，畢竟有識貨的。
“康德書”最早是交給商務(wù)印書館，但商務(wù)印書館拖了很長時間沒有動靜，我一氣之下，就把它抽回來交給人民出版社，很快就出了。一下子反應(yīng)很好。后來商務(wù)館的負責人到我家，說很后悔沒出，想約請我寫本關(guān)于黑格爾的書，我沒有寫，但心里動了一下。我想真要寫出來，也不會太差。
“主體性哲學論綱”
八十年代我還寫了幾篇“主體性哲學論綱”，篇幅很小，但這些提綱和《批判》“評”的部分，卻是我八十年代全部著作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后來把它們匯編為《我的哲學提綱》一書。
這些論綱是《批判》的概括和發(fā)展，明確提出了自己的哲學思想，影響也很大。本世紀出版的《歷史本體論》《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等也不過是《批判》和這些論綱的補充、擴展與完善。
其中寫于1979年的《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我是故意發(fā)表在一個很不顯眼的、許多人寫的《論康德黑格爾哲學》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里，原來只想有少數(shù)人注意就行了，不料很快許多青年學人便發(fā)現(xiàn)了，當時就有一個上海的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說這是嶄新發(fā)展、里程碑等等，我趕緊回信說，你不能這樣講。
1981年1月馮友蘭讀《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的哲學論綱》致信李澤厚，稱《論綱》“交了第一本考卷”
《關(guān)于主體性的第三個提綱》（1985年）、《第四提綱》（1989年）明確提出了“情本體”思想，《第四提綱》有一節(jié)的標題就是：“于是提出了建構(gòu)心理本體特別是情感本體”。有人以為我的“情本體”是本世紀才提出的，其實，早在《孔子再評價》以及《華夏美學》《美學四講》，包括這幾篇論綱中，“情本體”就有了。只是當時的確沒有特別多作論證，到了《論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2004年）才真正展開。
八十年代還可一提的書，是1986年北京三聯(lián)出的《走我自己的路》。這本書我稱之為“亂七八糟”集，大小論著、散文、雜文、演講記錄、記者訪談，應(yīng)有盡有。但它存錄了那十多年來我的一些感觸、感慨、經(jīng)歷和故事。這本書很多人愿意甚至喜歡看，似頗有影響。記得香港一位記者采訪我時說，她最喜歡《走我自己的路》和《美的歷程》。
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自己主要興趣仍在哲學，當年報考北大，哲學系是第一志愿。“美學三書”“思想史三論”“康德書”等，題目似乎很散，其實卻清晰地指向了一個共同的方向：構(gòu)建“人類學歷史本體論”（亦稱“主體性實踐哲學”或“歷史本體論”）。這些書似乎也成了我的“代表作”，到現(xiàn)在還不斷被人評述、提及，還不斷在重印。不過，我認為，相比之下，我七十歲以后寫的書，比如《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由巫到禮釋禮歸仁》《倫理學新說述要》等，可能更加重要、更有價值，只是當代人不會理解。
這即是八十年代幾本書的大致情況。
2019年
本文選自《尋求意義》，李澤厚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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