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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麟、蔣廷黻和蕭公權，這三個來自中國不同區(qū)域的青年人在年老之際留下的美國追憶，為我們穿越時間的閘門，卻重溫最初的一代留學生在美國的見聞和感觸都饒有意義，他們畢竟是深刻地影響了其后中國教育、政治和學術走向的知識分子。

1912年，

但更讓蔣夢麟感慨不已的是美國社會文化的多元和包容，以及支撐這種多元文化的平等意識："在社會生活方面，新英格蘭人、愛爾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希臘人、猶太人等各族雜處，和睦如鄰，此外還有幾千名華僑聚居在唐人街附近。當時在這個大都會里的中國菜館就有五百家之多。紐約市密集的人口中龍蛇混雜，包括政客、流氓、學者、藝術家、工業(yè)家、金融巨子、百萬富翁、貧民窟的貧民以及各色人等，但是基本上這些人都是美國的產(chǎn)物。只有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產(chǎn)生這樣高度工業(yè)化的大都市，也只有美國才能出現(xiàn)這種兼容并蓄的大熔爐。種族摩擦的事可以說絕無僅有。一個人只要不太逾越法律的范圍，就可以在紐約為所欲為。只要他不太違背習俗，誰也不會干涉他的私人行動。只要能夠找到聽眾，誰都可以評論古今，臧否時政。"

蔣夢麟由此發(fā)現(xiàn)了"美國主義"的內涵就是："法律范圍之內的自由，理智領域之內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在紐約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大規(guī)模的工商業(yè)，國際性的銀行業(yè)務，發(fā)明、機械和資源的極度利用，處處顯示美國主義的精神和實例。在紐約，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整個美國主義的縮影。"進而言之，蔣夢麟認為這種崇尚自由和創(chuàng)造、尊重多元和平等的美國主義，并非僅僅局限于大都會紐約，而是在美國社會各地隨處可見的景象。

幾乎同一年在美國派克維爾學堂留學的湖南籍青年

但當時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年輕人，無疑是背負著"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神圣使命前往，而與西方社會真實碰撞中發(fā)生的種種不快，或許更能刺激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發(fā)酵。蔣廷黻對于這種"遠距離的愛國主義"有著深刻觀察："美國教會，為了籌集所需費用，往往談到中國的窮人，損及中國人的尊嚴，此舉使在歐柏林讀書的中國學生大起反感。這是他們傷了我們的自尊心。然而這種自尊可能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所說的多半是事實。但我們卻不希望他們在美國公開這些丑事。其實在中國學生中，談到自己國家的種種，有時所用措辭，比教會牧師所用的更粗魯、更尖苛。但是同樣一件事，經(jīng)牧師們一說，我們就大感不快，感到有失尊嚴。離國數(shù)年后，我們又把祖國理想化了。凡是在國外的人都較為愛國，這可能是一條不易的真理。"蔣廷黻是冷靜而客觀的，對中國人"家丑不可外揚"的成見有反省，他清醒地認知必須正面地接受美國人的批評，批評祖國絕不意味著就不愛國，這是兩回事，他反對原教旨主義的愛國主義。這正是美國文化所賦予他的一種新的文化自覺和價值觀念。

相對而言，稍晚留學美國（1920年代）的江西籍

蕭公權在回憶錄《問學諫往錄》里寫道："也許是由于工商業(yè)高度發(fā)展的影響，美國東部和各地大都會的人，一般說來，待人接物不及中部人友善和懇摯。他們對東方人的態(tài)度大概傾向于冷淡而不顯示輕蔑。"這確實是很精準的洞察。不過，雖然在前引文字里，蕭公權似乎對美國社會頗多批評，但總體上而言，他也很欣賞美國人身上彌漫的"美國精神"："美國人最顯著的長處是抱樂觀，有朝氣。他們奉行'天助自助者'的信條，不肯無報酬而工作，也不愿無功而食祿。"這自然很能引發(fā)自清華學校畢業(yè)至美留學的蕭公權的共鳴。以美國返還的庚子賠款而建立的清華大學的校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更是與這種自力更生的美國精神在價值上形成了隔海共振。

不過，蕭公權也注意到了美國精神從質樸到奢華的轉折，他對這種傾向也表示了某種擔憂："美國，多數(shù)的人過重實用，有時傾向于一種重物質而輕'精神'的人生態(tài)度。技術和經(jīng)濟的進展，逐漸于無形中沖淡了殖民時代的宗教情緒，增加了新世紀物質享受的要求。致富是個人'成功'的主要標的。'白手起家'，由赤貧而成巨富的人是社會里贊揚和歆慕的對象。"這是一種歷史學家史華慈所言的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但在美國，因為有強勁的宗教精神的制衡，它并未沖決網(wǎng)羅而形成對政治生活的重大侵蝕。蕭公權認為美國政治的成功，不能不歸功于普通美國民眾的政治意識和權利觀念，以及他們在鄉(xiāng)鎮(zhèn)的充分的政治生活實踐。在他看來，"寧可革命流血，不肯放棄自治權利的'農(nóng)人'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基層柱石。"換言之，具有政治智慧的人民才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元素。

這就正如蔣夢麟在美國舊金山上岸時的觀感所呈現(xiàn)出的那樣，美國人民與美國主義是融為一體的，他們深切地領悟到了自由與權威、權利與責任、個體與共同體的關系，因此才能形成一種有序良俗政治。晚年的蔣夢麟如此回憶初登美利堅大地的那一刻的美國意象："我上岸時第一個印象是移民局官員和警察所反映的國家權力。美國這個共和政體的國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專制的中國人民更少個人自由，這簡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們在中國時，'天高皇帝遠'，一向很少感受到國家權力的拘束。"這種對自由社會的想象，與美國社會的實際之間的張力及其不適感，是需要這些早期留學學生在美國學習、生活了很長時間，才能慢慢去領會和調適的。不管怎么說，蔣夢麟、蔣廷黻和蕭公權，這三個來自中國不同區(qū)域的青年人在年老之際留下的美國追憶，為我們穿越時間的閘門，卻重溫最初的一代留學生在美國的見聞和感觸都饒有意義，他們畢竟是深刻地影響了其后中國教育、政治和學術走向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