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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339年，河南行省衙門發(fā)生了一場驚天血案，一個名為范孟端的書舉著鐵錘砸死了7名高官，還假傳圣旨自封都元帥。
更荒誕的是，做完這些事情以后，他竟大搖大擺回老家祭祖五日，沿途關(guān)卡無人阻攔。
這場堪稱史上最離奇荒唐的“草根政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339年，書吏范孟端盯著墻上自己新題的詩句發(fā)呆，墨跡未干的宣紙上寫著"人皆為我不辦事，天下辦事有幾人"，這樣的詩句顯得格外刺眼。
作為在吏員崗位上熬了整整二十年的漢人，又僅僅是掌管文書的八品小吏，范孟端早已習(xí)慣了蒙古同僚輕蔑的眼光。
每天還要面對各級官員的呵斥，永遠(yuǎn)得不到晉升的機(jī)會。
在元朝的官僚體系中，吏員是最龐大、最底層的群體，雖然承擔(dān)著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行政事務(wù)，卻一直得不到重視。
吏員雖負(fù)責(zé)賦稅、刑獄等核心工作，卻無品級、無前途，熬到退休也難升官。
例如范孟端的家鄉(xiāng)杞縣，在百年間也僅有3名漢人吏員成功轉(zhuǎn)正，這種沒有出路的困境在漢人群體中尤為突出。
范孟端自幼熟讀四書五經(jīng)，卻因元朝廢科舉而報國無門，他滿懷的雄心壯志無處施展，常年郁郁寡歡。
他也經(jīng)常和朋友抱怨，自己只能每天寫蒙文的政令，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寫漢人的典章。
更讓范孟端憤懣的是，蒙古同僚常以不識字為由將繁重政務(wù)推給漢人吏員，卻在論功行賞時將他們排除在外。
這樣的日子，范孟端簡直是過夠了。
終于在1339年春，范孟端迎來了人生中唯一的轉(zhuǎn)機(jī)，友人為他好不容易謀得了汴梁路知事一職。
這雖然只是一個從九品的芝麻小官，卻是吏員轉(zhuǎn)正的罕見機(jī)會。
然而當(dāng)他滿心歡喜去領(lǐng)取俸祿時，卻被告知蒙古官員的俸祿優(yōu)先發(fā)放，而漢人吏員的薪餉已經(jīng)拖欠了三個月，這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范孟端決定鋌而走險。
范孟端打算利用元朝圣旨多以蒙古文下達(dá)的特點，讓略通蒙語的同伙偽造了一份蒙文圣旨。
這道偽造的圣旨有模有樣，格式完全符合元朝的蒙古式開場白，結(jié)尾還蓋有從廢棄公文上拓印的官印。
清晨范孟端和同伙勾結(jié)好，偽裝成欽差使團(tuán)，騎著高頭大馬闖入河南行省衙門。
7名蒙古高官按慣例跪地接旨，藏在轎中的范孟端突然甩出鐵錘，當(dāng)場砸死了月魯不花。
隨后，他的6名同伙從袖中抽出短刀，將其余官員逐一擊殺，頓時血濺議事廳，情形慘不忍睹。
最戲劇性的是，在范孟端宣讀自己接任他們官職的時候，值班的蒙古軍沒有一個敢上前阻攔。
這么大的事發(fā)生了，可是中央無人知曉，也無人出面制止，范孟端順利掌權(quán)后變本加厲，連夜偽造二十多道圣旨，任命親信為各府州縣主官。
蒙古貴族長期依賴漢人吏員辦事，對具體政務(wù)生疏，沒有人察覺圣旨中的蒙古文語法錯誤。
不僅如此，他還用皇帝密旨的名義收繳全省兩百多枚官印，甚至派兵封鎖黃河渡口，禁止船只通行。
范孟端在控制行省的第十天，竟還大搖大擺地帶著 50 名騎兵回老家祁縣祭祖，往返五天期間，行省衙門照常運轉(zhuǎn)，竟無一人向中央報信，可以說是極其荒誕。
這場鬧劇，在一個多月后因為范孟端的醉酒終于結(jié)束。
在宴請蒙古貴族時，范孟端在酒后大肆吹噓，被席間的馮二舍偷偷記下。
馮二舍本是范孟端的同伙，因分贓不均而懷恨在心，連夜騎馬奔赴大都，向中書省告發(fā)。
即便如此，當(dāng)大都收到舉報時，仍有官員質(zhì)疑就這么一個漢人吏員，不可能偽造圣旨。
直到河南行省的緊急公文送達(dá)，朝廷才如夢初醒，派樞密院官員南下平叛。
范孟端事件震驚元廷，卻在史書上僅留下寥寥數(shù)筆。
正如元末文人葉子奇在《草木子》中所提到的那樣，元朝的制度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本末倒置，對官員的管理，特別是蒙古官員的管理極其寬松。
而對百姓的管束卻相對嚴(yán)苛，對官員管理寬松，就會導(dǎo)致吏員營私舞弊，吏員營私舞弊，百姓就會遭受禍殃。
作為基層官員，社會的螺絲釘雖然不起眼，但依舊有其存在的價值。
如果基層官員長期被邊緣化，得不到重視，也看不到期望，很容易滋生反叛情緒。
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這個原本只配在史書角落的小吏，在不斷被排擠的邊緣逐步走向墮落瘋狂，這就是最沉重的教訓(xùn)。
參考資料：
《范孟》百度百科
《元史?選舉志》，宋濂等撰，中華書局1976 年
《庚申外史》，權(quán)衡撰，中華書局1985 年
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年
蕭啟慶：《元代的吏與儒》，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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