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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蔣介石的心情還來不及從史迪威擅離戰(zhàn)場的打擊中平復過來，緊接著又遭受新一輪打擊（5月10日)。
這就是美國軍方指控羅卓英拋棄部隊只身逃往保山。蔣介石聞訊后立即請求美國軍部協(xié)助調查真相。不久之后，事實證明羅卓英不但沒有潛逃，而且他謹遵蔣介石命令試圖前往密支納，而史迪威卻因違反命令走了方向相反的路線，并因此和羅卓英失去聯(lián)絡。到了5月16日，羅卓英送來報告顯示，他仍舊掌控在緬甸境內的部隊。而史迪威早已離開戰(zhàn)場多時了。
1、誰在逃跑？
美國軍方指控羅卓英臨陣脫逃一事，是中美軍事領袖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一個向華盛頓檢舉羅卓英臨陣脫逃的消息正是來自史迪威本人，但是當蔣介石在重慶當面詢問史迪威時，史迪威卻矢口否認他與此事有任何關聯(lián)。當然到了這個時候，即便是美國人也已經(jīng)得知，羅卓英留在戰(zhàn)場的時間遠遠超過史迪威。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什么美國軍方（史迪威）如此急切而輕率地指責羅卓英臨陣潛逃？在中美雙方的檔案中都找不到答案。但是一個可能的動機是史迪威需要把自己的潛逃打扮成合情合理，或是迫不得已。因為既然中方最高將領已經(jīng)率先潛逃，導致指揮系統(tǒng)瓦解，那么史迪威也就別無選擇，只好離開職守了。只是這個托詞不久就被事實所拆穿。
打從緬甸戰(zhàn)爭一開始，蔣介石的盤算就不僅是達成軍事目標而已。中國軍隊在戰(zhàn)場上的失敗，對于蔣介石而言已經(jīng)是一碗難以下咽的苦藥。但是更讓他感到痛苦不堪的是，美國軍官居然在此時還要散布謠言，指控中國軍人臨陣脫逃。
而在事實證明指控失實時，卻沒有一位美國官員出面承認錯誤或表示遺憾。這項指控對于中國來說，是對國家榮譽的重大打擊，但是幾乎很少美國人對美國造成的傷害表示過在意。這個事件也不免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嘲諷。
史迪威作為戰(zhàn)地司令官，理直氣壯地違反上級命令私自出逃，倒反過來同樣理直氣壯地指控副司令官（羅卓英)臨陣潛逃。這種雙重標準已經(jīng)足以令人瞠目。等到事實證明指控錯誤時，又把責任推脫得一干二凈。難怪蔣介石為之怨憤不已。
史迪威長途跋涉步行到達印度一事，早已被傳記家們當成一項壯舉來津津樂道。
根據(jù)史迪威本人陳述，一旦他認為無法指揮戰(zhàn)事時，第一個念頭就是主動脫離中國軍隊，帶領自己屬下的美國人及早遠離是非之地。史迪威的這股心思在他5月3日的手記中已經(jīng)露出端倪。
他寫道：
“明顯地，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可作為了。史比爾正在帶著他的人員離開。杜聿明已經(jīng)隨心所欲。羅卓英管不住他了。林蔚無所事事。（在這種情形下)又何必讓美國人留在水深火熱之中呢？我準備把他們帶到孟拱去。”
雖然不過幾個星期前，史迪威才全力從蔣介石手中爭取到對這些軍隊的指揮權，但是他此時的心情是棄之如敝屣，要趕快帶著美國人脫離戰(zhàn)場。
當史迪威擬定撤退計劃時，他頭腦保持高度清醒，打定主意要刻意避開主要道路。依據(jù)他正確的判斷，公路和鐵路一定早已阻塞不通，所以他選擇了一條常人少用的僻徑（因為他得到一位熟悉當?shù)厍闆r的向導)，這讓他安然躲開了有如潮涌般的難民群和潰退的中國士兵。由于史迪威擔心自己的糧食可能短缺，所以他一定要努力去避開其他饑餓的中國軍隊。
因此，史迪威此時最大的關心，不是在混亂中去找回他的部下，和他們重建指揮關系，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躲開他們愈遠愈好。史迪威自己的話大概最能說明，為什么像他這么一位統(tǒng)御10萬大軍的司令官，竟然可以和自己手下所有各階層的指揮系統(tǒng)完全失去聯(lián)系，使他部下的官兵找不到他，而最后卻和一群非戰(zhàn)斗人員共同逃脫。
史迪威在5月5日寫了一段話，生動形容他是如何努力甩開其他中國指揮官們。
他寫道：
“我們在天黑后開始出發(fā)，一直走到晚上11點鐘。最后在Banmauk以外14公里處扎營。一我相信我們終于沖到人潮的前端了。杜聿明的人員和他們兩噸半卡車還落在后面。謝天謝地。”
他在5月6日的日記再次寫道：
“我們脫離了難民們走的大路，我們趕在中國人群的前面。如果我們繼續(xù)努力，我們一定可以脫險。”史迪威選擇的最佳方法是“趕在中國人的前面”，不被他們連累，以便自己的小隊伍安全撤往印度。
2、逃跑還是旅行？
但是史迪威的記述不免啟人疑竇：戰(zhàn)場上的混亂到底是因為中國軍隊失去紀律，以致使指揮官無法行使控制權；還是因為總司令失蹤，并且蓄意避免與部隊建立接觸所導致？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即使在史迪威失蹤之后，許多部隊指揮官還是有方法和重慶保持聯(lián)絡，請示重慶政府應該怎么做，并且接到重慶的回復。而史迪威卻早已決定扔掉發(fā)報機，主動切斷與任何外界(包括重慶和中國遠征軍各單位)聯(lián)絡的可能性。
這個事實表示，在史迪威脫離戰(zhàn)場后的兩周中，中國軍隊還在繼續(xù)戰(zhàn)斗。而也是在5月18日那一天，史迪威安全抵達印度。他安全抵達的時間，比他的任何中國部屬都要早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
史迪威的長途跋涉不久變成一個傳奇故事。具體地說，他帶領著大約100名同行者（26個美國人、13個英國人、16個中國人和一群緬甸護士)，越過原始叢林，涉水登山，最后抵達印度的印普哈(5月20日)，立即被當成英雄，受到熱烈歡迎。毋庸置疑，史迪威在脫險過程中的確承受了某種程度的顛簸。
根據(jù)史迪威所述，他和同伴從來不缺乏糧食，也沒有遭遇到過一個日本兵，更沒有一個人遭受敵人炮火驚嚇，更不必說負傷了。正好相反，他們沿途能夠在村莊里留宿，安穩(wěn)入睡，有水洗澡，可以喝茶，不時還可以在河中游泳，有悠閑心情去欣賞沿途風景，甚至不時受到村莊領導人的豐盛款待。一路上，無論他們乘車、步行，或是乘竹筏，每人都可以攜帶行李（有時甚至大件行李），而且不需要自己背負，因為在不同路段有吉普車、挑夫、竹筏，或是騾馬代勞。
5月14日，史迪威一行與遠道聞訊前來迎接的英國官員相遇。英國方面帶來食物、醫(yī)師、馬匹和各式物品。此后幾天他們不斷接受土著歡宴，大家盡情大吃大喝。美國陸軍的官方歷史家更發(fā)揮想象力，把史迪威等人的行程描述得具有浪漫文學情調。
5月18日，史迪威一行總共走了140英里路程之后，終于抵達安全地點。除了少數(shù)幾天趕路之外，他們平均每天走不到10英里。總的來說，史迪威等人略感吃力的行軍時間，不過是最初10天(5月5~13日)急于擺脫中國軍隊的日子而已，后面5天就毫無艱苦可言了。
由于他們從來沒有遭遇過敵人的攻擊，因此史迪威整個行程的辛苦程度，大概相當于一個喜愛健身的人，作一趟安排得當而又略感吃力的戶外運動而已。
行程結束時，他們的傷病記錄是：
4個人住進醫(yī)院，6個人腳痛或腹瀉，另外有幾個人皮膚起水泡，腿部發(fā)炎，或有疑似黃疸病，當然有不少人體重減輕了幾磅。對于這個百來人的小團隊而言，史迪威把他們帶出險境，安然無恙地重獲安全，其領導才能可謂無懈可擊。但是對于遺留在戰(zhàn)場的10萬中國大軍而言，就完全是另外一碼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本人倒是比他的神話制造者顯得更務實。他說：“我們的確有一個頗不尋常的旅程。然而就像以往一樣，慢慢地會被夸張得不得了，最后都讓人認不出來了。”
后來的發(fā)展果然被他言中。
假如史迪威在途中曾經(jīng)一度擔心世人會要他負緬甸戰(zhàn)敗責任的話，他在5月20日那天就完全安心了。因為在這一天，他接到了馬歇爾歡迎他脫險歸來的熱情電報。幾天之后（5月26日)他又接到史汀生同樣語氣的電報。很明顯的，軍部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后，知道他并未把緬甸失敗歸罪于史迪威，大大松了一口氣，所以選擇在史迪威安抵印度的時候致電祝賀。軍部這幾通電文大大增加了史迪威對自己的信心，即緬甸戰(zhàn)爭失敗完全是別人的過錯，在華盛頓頂頭上司的眼中，他竟然還是成績輝煌。
史迪威的經(jīng)歷不禁讓人想起稍早前，另外一位美國將軍出奔的遭遇。1942年初，美國在菲律賓的防務顯然無法抵抗日軍進攻，此時麥克阿瑟將軍仍舊在盡一切努力加強島上防務，并且拒絕離開。即使美國總統(tǒng)在2月22日以后三番兩次命令他撤離菲律賓，他仍然逗留了長達17天之久，最后才不得不服從命令，乘坐快艇離開菲律賓前往澳洲(1942年3月18日)。然而在離開之前，他仍然委派魏萊特將軍代行統(tǒng)帥職務，而后者也繼續(xù)對強大的敵軍進行抵抗，直至一個半月后，在5月6日戰(zhàn)敗投降，淪為日軍俘虜。
碰巧的是，這一天正是史迪威急急忙忙丟下自己部隊的日子。跟隨史迪威入緬作戰(zhàn)的美國軍官們也仿效主帥的例子，逃得一干二凈。相對地，面對著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魏萊特將軍堅決拒絕拋棄自己的部下離去，以致他和大批美國軍官以及菲律賓土兵同時成為戰(zhàn)俘，歷盡千辛萬苦，直到日本戰(zhàn)敗才得到遲來的安慰。這個對比難免令人產(chǎn)生無盡的感嘆。
3、誰的責任？
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關系，何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變得如此惡劣？答案在于他們兩人對第一次緬甸戰(zhàn)爭的評估截然不同。史迪威與蔣介石幾乎同時開始各自思考戰(zhàn)爭何以失敗，以及誰應該負責任的問題。
史迪威剛逃離戰(zhàn)場沒幾天（5月10日)，就已經(jīng)迫不及待地作出關于第一次緬甸戰(zhàn)役的結論了。后來他又命令部屬起草了一份較長的正式文件，這使他更細致地整理自己的思路，提供了一個更詳盡的作戰(zhàn)日志，但是他的結論和基調完全沒有改變。
這個文件最大的目的是把戰(zhàn)敗責任歸諸他人身上，簡言之，史迪威認為戰(zhàn)爭失敗完全出于他人過錯，與他無關。更有進者，史迪威的分析，為他往后在中國服務期間對美國政府的進言定了一個調子。
但是，史迪威在華盛頓的上司們，并沒有興致去關注這些看似枝節(jié)問題。相反地，他們給予史迪威完全而毫無保留的支持。即使在戰(zhàn)場局勢已經(jīng)對中國不利時，馬歇爾在4月18日還是寫信轉達史汀生部長對史迪威最高的贊美，稱許他在最艱苦條件下發(fā)揮了智慧、韌性和戰(zhàn)斗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4月16日，當緬甸前線情況依然相當穩(wěn)定時，史迪威送呈了一份報告書給蔣介石，建議中國派送10萬官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國人的整裝和訓練，以便日后作為光復緬甸之用。此時，蔣介石在心理上似乎已經(jīng)作好準備，接受緬甸敗局在所難免，可是他對中國官兵在戰(zhàn)場上的命運并不感到特別憂慮，因為他對史迪威依然滿懷信心，相信他必定會作出妥善安排。這種信心也說明他為什么當即批準了有關10萬官兵的訓練計劃，并由史迪威主持。
在此同時，宋子文在5月4日會晤霍普金斯時，也依舊繼續(xù)稱贊史迪威的眼光正確，因為他能夠看出中國士兵的作戰(zhàn)潛能而予以信任。宋子文除了通知霍普金斯說，蔣介石已經(jīng)批推把一支中國軍隊送到印度接受訓練之外，同時指出中國唯一條件是，這些軍隊將來不得被英國人用來保衛(wèi)印度。
總而言之，中國人此時所持的態(tài)度是，他們依然信任史迪威有能力處理緬甸戰(zhàn)局，也依然愿意委以重任由他負責訓練中國派赴印度的新軍。
然而就在中國政府對史迪威表示信賴的同時(5月初)，美國軍部其實已經(jīng)從史迪威那里，直接得知緬甸戰(zhàn)局難以收拾的壞消息，因而急于想知道蔣介石在此戰(zhàn)敗關鍵時刻，對史迪威的態(tài)度有否改變。
與此同時，白宮也同樣擔心，并由居里在5月5日發(fā)電報探聽蔣介石口風。宋美齡在5月6日另外致電居里：
“蔣介石對史迪威非常重視，其他的中國將領也持同樣看法。緬甸戰(zhàn)爭失敗的責任在于英國人。他們在戰(zhàn)前既無準備，戰(zhàn)爭期間又不能有效作戰(zhàn)。”
事實上，即使在戰(zhàn)敗之初，中國政府仍感覺樂觀，以為國軍在后退過程中仍可避免重大傷亡。等到5月中旬，當實情開始零碎地傳到重慶時，蔣介石才開始意識到，原來緬甸戰(zhàn)場正在演變成為一個大災難，而史迪威應該負擔的責任也相對增加。
5月14日，蔣介石接到杜聿明報告，得知第五軍正在野人山區(qū)作戰(zhàn)，力圖找一條返回中國之路，蔣介石開始認為史迪威是一個沒有勇氣、沒有判斷力，又沒有責任心的軍人。但是蔣介石仍然責怪自己犯了知人不明的大錯，誤信了史迪威。他同時也把戰(zhàn)敗的責任部分歸罪于兩個盟邦未能履行諾言。諷刺的是，即使到了5月18日，蔣介石還在懷抱一絲希望，以為能說服史迪威把中國軍隊帶回中國本土。
殊不知史迪威此時已安然抵達印度了。
根據(jù)中國資料顯示，緬甸戰(zhàn)爭的傷亡至少是3萬名戰(zhàn)斗力最強的中國士兵，或許數(shù)字遠高于此。對于某些部隊而言，退卻的行動一直持續(xù)到7月底才結束。
也就是在這3個月的潰敗中，它們的損失超過先前兩個月戰(zhàn)斗時期的兩倍，國軍號稱精銳擁有的現(xiàn)代化裝備幾乎損失殆盡。
最后，第五軍第二○○師和第九十六師及第六軍的殘余，都歷盡千辛萬苦之后回到中國。同時，第五軍第二十二師和第六軍第三十八師全部，以及第六軍第二十八師部分則抵達印度。
要想了解蔣介石為什么對史迪威未經(jīng)允許擅自逃向印度一事，如此難抑憤怒，我們必須先回顧當時的背景。一方面，中英關系已經(jīng)高度緊張；另一方面，蔣介石又不得不依賴史迪威來保護中國的利益，以免受到英國傷害。
由于史迪威完全明白蔣介石對英國人的不信任，因此他更應該知道擅自把中國軍隊送進印度，其結果只能把蔣介石推進一個極為難堪的局面。它不但讓蔣介石不敢對英國在緬甸戰(zhàn)場的劣跡暢意批評，還迫使蔣介石不得不低聲下氣懇求英國人高抬貴手，收容戰(zhàn)敗的中國軍隊并提供食物。蔣介石最擔心的是，英國人可能對從緬甸撤退的中國士兵予以侮辱，勒令他們繳械。
此時發(fā)生的另外一些事件，也是火上澆油，增加了蔣介石對史迪威、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反感。比如說，美國飛機5月9日飛密支納撤出了4000余人，但大部分都是英國人，中國需要撤退的人員并沒有得到同等待遇。
丘吉爾更是在中國傷口撒了一把鹽。中國士兵才剛剛承受了大量傷亡和冒著極大危險，把幾千英軍從仁安羌救出，但是5月10日丘吉爾演說時，只是極力稱贊美國和蘇聯(lián)對戰(zhàn)爭的貢獻，而對中國則絕口不提。
4、蔣介石對史迪威的勸導
1942年6月4日，蔣介石終于有機會親耳聽到史迪威的報告。由于史迪威是中國軍方第一個回到重慶的高級指揮官（其他的指揮官仍陷于戰(zhàn)爭或撤退中)，而大部分中國軍隊的命運還處于模糊狀態(tài)中，因此蔣介石只能聽取史迪威的一面之詞。
史迪威在贊揚了中國士兵的勇敢和下級軍官的優(yōu)良素質之后，集中火力嚴厲批評高級軍官懦弱、做生意、粗心大意、領導無方和因循茍且。他抱怨中國指揮官躲在后方，不了解前線實情，也抱怨英國在緬甸的武裝部隊可能有7萬人之多，卻只將其中一小部分投入戰(zhàn)場。
諷刺的是，當蔣介石要史迪威針對緬甸失敗指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時，他的答案卻是同盟國缺乏空軍，因此地面部隊閉著眼睛和敵人作戰(zhàn)將近兩個月之久。
然而6月初，無論蔣介石對史迪威的不滿程度有多深，他還是被一個同情心因素所影響。原因是6月4日首度重晤史迪威時，史迪威比他們上次會晤時瘦了20多磅，并且正在嚴重腹瀉。不久之后，史迪威又被診斷為患有黃疸病，并被迫臥床2~3周。因此一直要等到6月15日才再度見面。雖然史迪威的黃疸病可能是在2月間，不小心被美國軍醫(yī)施用的藥物感染所致，但是蔣介石卻以為他的病因，與在緬甸森林長途跋涉中過分辛勞有關。
因此，史迪威的病情，讓蔣介石無法狠下心來跟史迪威清算緬甸失敗的細賬。
6月15日，蔣介石又和史迪威見面，他在會談中首次試圖要史迪威把注意力，從緬甸轉移到如何組織中國戰(zhàn)區(qū)聯(lián)軍參謀長辦公室這件事上來。
從蔣介石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讓史迪威回歸到他正常的工作崗位上去。這樣做既可以沖淡他對實際戰(zhàn)斗的熱衷，又可以防止他成為未來同盟關系中的麻煩制造者。但是史迪威根本沒有興趣討論這個問題，而他對蔣介石的建議也提不出任何具體響應。正因為他們的思考出發(fā)點完全相反，所以關于聯(lián)軍參謀長這個職務的談話毫無結果。
6月24日蔣介石再度接見史迪威。在會談中，蔣介石詳細說明他打算要史迪威回到中國戰(zhàn)區(qū)履行其正規(guī)職務。在此應該指出的是，在會談之前，蔣介石剛和羅卓英見過面；羅卓英從緬甸戰(zhàn)場經(jīng)過印度抵達重慶后第一次晉見蔣介石，也是第一次向他口頭報告戰(zhàn)事的經(jīng)過。
然而史迪威對此毫無反應。他反而再三表示，他唯一的興趣是領導中國遠征軍，而且再度要求撤換其將領。當蔣介石試圖推開這些要求時，史迪威立即又把話題拉回到第五軍在印度的裝備和訓練等事項。這種做法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再次聲明，這些事情應該按照常規(guī)處理才對。蔣介石要表達的意思是，這已經(jīng)不是史迪威份內該管之事了。
在擋開了史迪威有關緬甸的一連串要求之后，蔣介石終于拿出自已的計劃，說明他今后希望史迪威如何執(zhí)行職務。
首先，無論是以聯(lián)軍參謀長的名義對中國軍隊進行指揮，還是指揮駐華美國軍隊，蔣介石都希望史迪威能夠遵守正常作業(yè)程序來執(zhí)行任務。為了使工作得以推展，蔣介石催促史迪威盡快設立中國戰(zhàn)區(qū)聯(lián)軍參謀長辦公室。
其次，蔣介石要史迪威擬出中國戰(zhàn)區(qū)的通盤作戰(zhàn)計劃，明確列出陸軍、空軍的需要，以及收復緬甸、越南和泰國的各種具體構想。蔣介石提醒史迪威說，緬甸的指揮責任只是在危急情況下的臨時安排。
其三，蔣介石要求史迪威重新評估，中國在喪失緬甸路后對美國軍援的需求量。根據(jù)何應欽將軍報告，僅僅是中國的兵工廠每個月就需要1500噸進口原料來維持開工。
第四，蔣介石要史迪威擬出改造和訓練中國全部軍隊的方案，而不僅限于下一波派往緬甸戰(zhàn)區(qū)作戰(zhàn)的遠征軍而已。
為了有效地達成以上各項長期以來被忽略的事務，蔣介石希望史迪威從今以后經(jīng)常留在重慶，成為他可以倚仗的左右手。
然而，會議記錄明白顯示，蔣介石的話對于史迪威完全沒有發(fā)生作用。
不久之后，當居里在訪問中國(1942年7月)并企圖化解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沖突時，史迪威親口向他證實，自己反對蔣介石的安排。當居里天真地試著安排史迪威與何應欽會面，以促進雙方合作關系時，中方立刻接受居里建議，并主動邀請美軍人員參加中方的軍事會議。但讓居里萬萬想不到的是，史迪威對他的干預大為不滿，因為這樣會妨礙到他想超越中國政府，而只想直接跟蔣介石打交道的盤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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