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進行了人民軍隊首次正式授銜儀式。而在授銜之前，負責評銜相關(guān)工作的彭德懷、羅榮桓，已經(jīng)知道了將領(lǐng)們的擬授銜情況。彭總對其中一人的評銜結(jié)果感到不理解，為此登門去找總干部管理部部長羅榮桓。
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志愿軍的首任參謀長是解方。當時志司有3位副司令員，除了第一副司令鄧華外，還有洪學智和韓先楚。洪、韓二人一個管后勤、一個經(jīng)常到前線指揮作戰(zhàn)，所以參謀長解方的實際作用，要比他的表面職務(wù)更突出。某種程度上，相當于是彭德懷、鄧華后的“三號人物”。
彭總對下屬的要求很嚴，卻對解方的表現(xiàn)非常滿意，認為他謀劃縝密、工作細致，是我軍中難得的參謀長。按說志愿軍參謀長的地位，是相當可觀的，并且解方還是首任參謀長。憑這一項資歷，55年評銜時至少可以定為中將軍銜。
然而評銜結(jié)果出來后，彭總卻連連搖頭：解方只被評為少將。不光彭總不太滿意，其他跟解方共事過的戰(zhàn)友，也覺得解方的軍銜偏低了，一般認為授予中將更合適些。彭總來找羅帥，就是為了反映這件事。
心直口快的彭老總，直接對羅榮桓講：他解方要是只評為少將，那我也就是中將，最多評個上將。彭總很少計較這類事情，也不允許下屬爭軍銜，提倡發(fā)揚高風亮節(jié)，但他卻為解方講話了。由此可見，彭德懷多么器重這位下屬，在正式授銜前夕毫不避嫌，特意為他鳴不平。
羅帥能理解彭總的觀點，但評銜是系統(tǒng)性工作，不能只單獨考慮一個人。羅榮桓認為，解方同志有閃光點，卻不是完全能夠得著中將軍銜。為此羅榮桓耐心地對彭總進行了解釋。
解方的能力非常突出，抗美援朝時的職務(wù)也比較高，這一點羅榮桓很認可。志愿軍的政治部主任杜平，將被授予中將軍銜，而參謀長與政治部主任，是平級的，為何“厚此薄彼？”因為在55年評銜時，解方的過往履歷短板十分明顯。
首先，他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紅軍將領(lǐng)，早期革命經(jīng)歷有缺失。他出自張學良的東北軍，在接觸進步思想后，于1936年秘密入黨，5年之后才正式投到延安。這種個人起步情況，比大部分我軍名將都要晚，如果僅憑解放戰(zhàn)爭和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的較高職務(wù)，便獲得中將軍銜，未必能服眾。
其次，解方雖是軍事科班出身，在日本上過軍校，理論水平很高，但作為軍事將領(lǐng)他很少親自帶兵打仗，這也是一種缺憾。解方在各級部隊擔任參謀長的時間較長，往往是輔助性的角色，不像一些軍長、兵團司令員那樣取得直接的戰(zhàn)功戰(zhàn)績。
比如同為四野將領(lǐng)的鐘偉，是從中央紅軍逐步成長起來的戰(zhàn)將。他指揮一線部隊戰(zhàn)功赫赫，55年也只是少將軍銜。這樣看解方評少將也是合理的。
最后，志愿軍的經(jīng)歷，并不是55年評銜過程中最重要的參考項。大授銜尤為看重紅軍經(jīng)歷，畢竟是軍隊初創(chuàng)期、難度大。時間越往后部隊越雄壯，將領(lǐng)個人的功績就沒有那么多條件加持了，而抗美援朝在時間線上恰恰排最后，評銜時影響有限。
就比如上文提到的幾位志愿軍副司令：鄧華、洪學智、韓先楚，他們即便不參加抗美援朝，憑之前的貢獻和軍內(nèi)地位，也是能評為上將的；而參加了抗美援朝，也當不了大將。這在解方身上一樣適用。
結(jié)合彭總等一些干部的反映，在解方的軍銜授予問題上，最終將他列在了開國少將的第一位，這也同樣體現(xiàn)出組織對解方成績的肯定。換個角度看，作為“少將之首”，其實比夾在一百多位開國中將的名單里面，更引人矚目。解方的名氣，在后輩軍民心目中確實還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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