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作自古有之，而在西漢時期，官吏的任用、俸祿、致仕等都有了較詳細的規(guī)定。
同時，在西漢時期，“丟官免職”也是西漢朝廷管理人員的常見現(xiàn)象，本文筆者就為大家詳細闡述下，西漢“丟官免職”的幾種形式。
根據(jù)歷史文獻的記載，我國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存在官吏致仕的觀念，但是現(xiàn)在學界基本認可的致仕制度的肇始，卻是在西漢時期。
伴隨著功臣集團勢力的衰退，儒學的影響漸深，西漢的中央機構，才開始掀起致仕的浪潮。
但是，關于致仕的年齡要求、退休后的待遇等方面依然沒有統(tǒng)一的規(guī)定。
一般來說，漢代普遍認可的官吏致仕的年齡是七十歲，但是，七十致仕的規(guī)定并不是硬性的，對于“有德尚壯”的官員，皇帝依舊會使其繼續(xù)在朝廷中發(fā)揮余熱。
而且，致仕必須經歷一個官吏主動上書請求的過程。
官吏一般稱老病，以此向皇帝“乞骸骨”。
但是如果官吏本人不提出申請，西漢王朝也沒有強制性的措施。西漢“七十致仕”只是形式上的規(guī)定，在實際的執(zhí)行上存在很大的靈活性。西漢官吏退休后的經濟待遇前后，也有所不同。
西漢前期對退休官吏沒有固定的俸祿，國家可能會給予一次性很高的賞賜，以示尊老養(yǎng)賢。
這種待遇，只有高級官吏才能享受，直到西漢晚期，高級官吏退休后領取俸祿的制度，才正式形成的。
《漢書·平帝紀》載：“元始元年，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叁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在此之前，致仕的官吏明沒有明確的“養(yǎng)老”規(guī)定。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這種經濟待遇更像是一種政治榮譽，皇帝所給予的俸祿以及賞賜，是為了鼓勵官吏致仕，它的榮譽象征大過實利。
這種經濟動力上的不足，以及年齡規(guī)定上的靈活性和非強制性，都限制了西漢王朝致仕去官的官吏數(shù)量。
總而言之，致仕在西漢時期并不是一個硬性的規(guī)定，它需要官吏本人程奏退休申請，皇帝下詔批準才能完成。
實際上，西漢主動要求致仕的官吏是少數(shù)，或因病免，或受政治因素影響，絕大部分官吏的離職均為被動去職。
病免
因病免官，是漢代官吏失官的一種較為常見的現(xiàn)象。
根據(jù)黃留珠的統(tǒng)計：西漢官吏約 25%曾經因病免官，可見西漢官吏的病免率還是很高的。
正常來說，西漢官吏擁有三個月的病假，如果超過期限仍不能視事，除非皇帝賜告，否則將會遭到罷免。
正因如此，西漢時期出現(xiàn)了不少托病免官的現(xiàn)象。
正如大庭脩所言：“漢代的官吏無心仕途之時，病滿三月免似乎是一個合適的離開官職的機會。”西漢早期，陳平主動讓丞相位于周勃就是以病為借口，“平欲讓勃位，乃謝病”。又如王吉之子王駿，不愿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
當然，部分官吏可能并非是主觀意愿上的“托病免官”。
在“病滿三月免”的規(guī)定下，部分官吏是被動的以病為由遭遇罷免。
例如，《漢書·谷永傳》載：“歲余，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漢書·酷吏傳》：“會瑯琊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總之，西漢時期病免已經成為一項固定且明確的制度了。
在“病滿三月免”的時間約束下，官吏或者主動或者被動地因病離開原官職。
與稱老病告歸的致仕不同，西漢大部分因病罷免的官吏，無法繼續(xù)享受俸祿待遇。
盡管病免者沒有經濟優(yōu)待，但是這畢竟是客觀因素導致的失官，因此很多官吏在之后的再次入仕上還是較為容易的。
只要健康情況允許，有出仕意愿，西漢政府對病免官吏依舊保持開放性。
罪免
吏治的好壞，關系到國家機器能否正常的運轉，帝國能否實現(xiàn)穩(wěn)定統(tǒng)治。
因此，為了加強對官吏群體的有效管理，西漢繼承了秦嚴格細密的法律，對官吏的犯罪行為嚴加懲處，其中罷免是較為常見的一種懲罰手段。
黃留珠將“免”和“下獄”歸類于官吏的“非常退免”途徑。實際上，官吏下獄的同時，其官職也就一并喪失了。
因此從失官理由上來看，下獄本質上也屬于因罪免官的范疇，但是它在懲罰程度上要重于單純的罷免。
又或者說，罷免是王朝對犯罪官吏懲罰手段中最為寬緩、最基本的一種。
根據(jù)官吏所犯罪行的程度、危害影響的大小，另外還可能附加罰金、徒刑、肉刑、恥刑甚至是死刑。
明確的免官罪名在西漢政府直接頒布的律令中并不多見，從罷免的實際情況上來看，官吏免官的罪名大致有：違禮、贓罪、瀆職、連坐、言語、謀殺等六類。
除此之外，官吏被免有時非因罪過，在突發(fā)災害、政治變遷等情況下，官吏也會被罷免或者引咎辭職。
西漢罷免官吏的罪名繁多，在以上六類大的罪名之下，又可以精細劃分為多種詳細的罪名。
各種罪名的具體懲罰不盡相同，有時同一罪名因為其情節(jié)、性質以及所造成后果的差別，在懲罰結果上也有區(qū)別。這體現(xiàn)了西漢政府針對犯罪官吏懲罰的靈活性。
西漢時期由于法律的嚴格以及彈劾制度的有效運行，官員極易陷入獄訟之中，大部分官吏多少都存在一定的“犯罪記錄”。
尤其以酷吏群體為例，“酷吏因為刑殺過度、執(zhí)法不公等行為被治罪罷免甚至治罪的記載不勝枚舉”。
有效的懲治手段對預防官僚體系腐化、威懾教育官吏群體起到了積極地作用。
但是，罷免和獄訟頻的頻繁，以及較大的懲罰力度也會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
西漢的官吏數(shù)量遠沒有達到后世的規(guī)模，因此，為了維持政務的順利推行，即使是因罪罷免的官吏，依舊能夠重新返回朝堂。
除了以上幾種失官類型以外，官吏主動放棄官職的行為，還可以再細分為“去官”與“棄官”兩種形式。
“去官”需要經過一定的行政程序批準，官吏因病或者因喪而主動辭職的即為“去官”，而“棄官”則是一種自行解職的“法外”行為。
西漢在王莽之后才漸開“棄官”的先河，而且，從整體上來看，西漢的官吏大多是遭到了罷免，從而被動的失去了官職。
總的來說，西漢時期被動的罷免是官吏失官的主要原因。
但是，大部分遭到罷免的官吏，在日后往往又會被重新啟用，再次回到官僚體系中去。這種現(xiàn)象在西漢時期十分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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