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zhuǎn)自《文獻》1992年第1期。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quán)問題，聯(lián)系小編刪除。
這篇小文原是平時讀書的零星札記。為了引起讀者注意，才 化零為整，煞有介事地改用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題目，與內(nèi) 容并不相稱。應該承認，此文仍屬“不賢識小”的飯釘之作。
一 釋“文獻”
“文獻”一詞，最早見于《《論語 ·八佾》: “子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 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其后又見于《禮記 · 禮運》等篇，
要之皆據(jù)《論語》之文而有所增益。何晏《論語集解》引鄭玄注，朱熹《四書集注》,皆訓“獻”為“賢”。后儒更引申之， 謂“賢”指賢才和耆舊兩層意思。古今學者對此大抵無異說。前幾年，《文獻》雜志曾組織有關(guān)專家學者討論“文獻”一詞的概 念與范疇，所見各有異同，而于“文獻”之訓詁則未提出新的解 釋。當時因茲事體大，未敢竊吹于群賢之列。今不揣疏陋，姑陳鄙見，聊充芹曝。
按，“獻”之繁體字作“獻”?！皯]”為鬲屬，鬲為鼎屬，皆古器物名，多用以盛祭品。“獻”者，盛犬于腐中，以獻祭祖 先神祇，是會意兼形聲字(“盧”亦聲)。筆者因疑“獻”即“虐”之通假字。蓋“文”者泛指文字記載，“腐”者泛指前代器物。
有了文字記載和前代器物(當然指禮器、祭器),然后古禮始可取征。如釋“獻”為賢人，則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能活到幾百歲以上。況于文字記載和前代器物，可以用“足”或“不足”去形容它們；而賢人則不可能像軍隊一樣，有既定名額，似不宜以“足”或“不足”形容之。今考古學界每用“文物”一詞，其實正與“文獻”之初義相近。
然“獻”之訓“賢”,乃漢儒舊說，于讀古書時其義亦不可廢。如《文心雕龍 · 序志》有“黎獻紛雜”之語，“獻”即訓 “賢”。惟近人注釋《文心雕龍》，大都解“黎獻”為黎民中之賢者。 鄙意則以為“黎“指黑發(fā)人，亦即年輕人，猶秦漢時稱一般人為 “黔首”。而“獻”指耆舊，為老年人。兩字乃并列復合詞，“黎” 并非“獻”字的定語。
二 “文獻學”與“古籍整理學”
幾年前學術(shù)界有倡言應專設(shè)“古籍整理學”學科，而不用較 早流行的專名詞“文獻學”。當時也有人不同意，仍主張用“文獻學”。有熟人來詢問我的意見，我因沒有想過，當時未置可否。近時我想，如果我對“文獻”二字的講法能夠成立，則“文獻學”的內(nèi)涵實包括古籍整理和考古學兩方面的工作，較之僅稱 “古籍整理學”的范圍要寬泛得多。新版《辭源》“文獻”條注 云：“指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眲t所謂“圖書”實不限于古籍。且“古”、“今”本相對而言。辛亥革命前后的作品在“五 四”時期還屬“現(xiàn)代”,而今天則統(tǒng)歸之于“近代”。況且整理圖書資料是長期性的工作，必不限于今天所謂的“古籍”，已是自然趨勢。“五四”時期的作品，雖說屬于“現(xiàn)代”,實際上遲早也要變成“古籍”的。因此我目前的想法已傾向于沿用“文獻 學”的舊名。下一節(jié)便想談談整理“今”籍的問題。
三 整理“今”籍未必易于整理古籍
一說到古籍整理，便認為那是一種專門學問；其實治現(xiàn)代文 學的人也必須具備相當廣泛的文獻學的常識，才不致出現(xiàn)謬誤。
姑舉一例。周作人晚年寫了不少舊體詩。其中《兒童雜事詩》有一首談“五黃”，而“五黃”是包括黃魚在內(nèi)的。周氏詩中用了“石首”一詞，有人不解其意，硬把“首”字說成是“榴”字之誤。其實黃魚又稱石首魚，稍具博物知識的人都應當知道。
這一改就暴露了改字人的更多的弱點。蓋律詩講究平仄，“榴”為平聲而“首”為仄聲，在周氏詩中是不允許以“榴”字取代“首”字的。可見這位研究者對舊體詩格律也缺乏常識。更令人擔心的是，改字人不但犯了主觀臆斷的毛病，而且還反映出其思想深處并不認為缺乏這一類基本功是危險現(xiàn)象，相反，卻把這一類起碼的常識看成無傷大體的細節(jié)小事。這樣下去，即使是整理“今”籍只怕也難免錯誤百出了。
周作人寫的畢竟還是舊詩。這里我要提醒做文獻工作的同志，即使是通俗文學，所謂不登大雅之堂之作，也未必一看就懂。否則研究宋詞、元曲、話本、傳奇以及明清小說中的詞語， 就不會成為專門學向了。而“敦煌學”之形成，不正是由于時代久遠，今天讀唐代通俗作品竟處處遇到“攔路虎”，才出現(xiàn)這門學問的嗎?遠的不說，即以目前尚在流行的京劇而言，無論為劇目作提要，或為臺詞作?？保膊⒎呛唵问×Φ墓ぷ?。有人寫書，自稱是“學術(shù)著作”,卻連梅蘭芳的個人本戲《太真外傳》和自漢劇演變而來的傳統(tǒng)京劇《貴妃醉酒》都沒有分辨清楚而混為一談。其道理同不知《尚書》有今古文真?zhèn)沃质且粯拥?。周汝昌先生曾就《法門寺》劉瑾的一句定場詩“何必西天拜佛成” 的“成”字乃“誠”字之誤寫過一篇考證文章，我同意他的看法，并為他找出一條旁證。蓋清人李玉所撰《一捧雪》傳奇中有一角色名莫誠，而現(xiàn)在的京劇劇本都寫作“莫成”了?？梢娦Ｓ啈蛟~也要懂一點?？睂W知識。至于京劇劇本中有些方言俗語，意義上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可以說不勝枚舉。如京劇中稱皇后、王妃為“梓童”,至今不知其出典；《賣馬》、《盜宗卷》兩劇的主角動輒說“有惻悔”,意謂向?qū)Ψ降狼?，并沒法彌補過失；但“惻悔”兩字究竟應怎樣寫，確切涵義是什么,我們并不清楚。小說、戲曲中習用口語“卻又來”,從上下文看，也不止一種意思，因此也就很難給這個詞語下一確切定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如果我們今天不用文獻學的眼光、不從整理文獻資料的角度去進行研究，則不久的將來連這一批作品也會像敦煌變文一樣難懂費解。
四 對待古籍整理要持嚴肅慎重態(tài)度
盡管這幾年出版業(yè)蕭條疲軟，但新整理出版的古籍仍不在少 數(shù)。這些新整理出版的古籍，以句讀標點方面的錯誤為最多，其次則校勘和注釋亦多有可商榷之處。我們從每一期《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中華書局出版發(fā)行)上所刊載的文章便可看出這 方面問題的嚴重。提高整理者的文化素養(yǎng)和業(yè)務水平固然是當務之急，但我以為如何對待這項工作還有個態(tài)度問題。從已公開出版的圖籍中，我們不難看到所謂經(jīng)過整理的書，實際上有不少是近于粗制濫造的。破句誤讀和訛字錯簡幾乎觸目皆是，應接不暇。這本身就反映出無論整理者或出版社對于古籍整理工作并非 全力以赴， 一抓到底。另一種情形則是在治學方法上不慎重縝密，失之武斷。比如有一篇分析白居易《長相思》詞的文章，把 這首詞認定是唐代開成五年(840)白居易六十九歲時在洛陽遣送歌伎樊素后為思念她而寫的。文章的作者講得頭頭是道，看上去似乎無懈可擊；而事實上卻沒有舉出任何過硬材料做為依據(jù)。 我們應該認清一個前提，即這次樊素的被遣送，不管是她本人自請離去，還是白居易下了決心主動將她遣出，總之樊素這一去再不會回來是肯定無疑的。然則詞中“恨到歸時方始休”一句便完全落空，無論如何與樊素也搭不上關(guān)系了。與其說這首詞是白居易傷心于愛妾遠離，我看還不如講成游子思歸或思婦盼游子歸來 更貼切詞意。固然說詩無達詁，但必須揆情度理，能講得自圓其說才好。而當前有些所謂學術(shù)著作，往往僅由個人憑空懸揣，如黑格爾之創(chuàng)造自己的哲學體系一樣，只存在于自己頭腦之中。這也是我們整理古籍時經(jīng)?？吹降耐ú?。我曾試加探討，古今學人著書立說，其目的無非要做到“訂訛”與“傳信”。如果古籍經(jīng)過 整理，“訛”愈多而“信”愈少，豈不事與愿違，南其轅而北其轍乎?何況訂人之訛易，訂己之訛難；傳己之信易，傳人之信 難。敢于傳人之必信而訂己之必訛，那就得有點自我批評的精神，和服從真理的勇氣，則尤其不易了。愿以此自勵焉。
1991年6月在北京寫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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