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簡）
網傳，一學生未完成作業(yè)，被老師“罰抄書”若干遍。
“抄書”在這里，是一種懲罰手段。
古代則不同，“抄書”是一種“高大上”的“行業(yè)”和“職業(yè)”。
不僅在發(fā)明印刷術之前，中國古代靠手寫成書；即使在印刷術發(fā)明之后，手寫，仍然是成書的重要手段。
明代《永樂大典》，加上目錄共22877卷，約3.7億字，是手寫的，整整抄寫了一年。
清朝《四庫全書》，共7.9萬卷，約8億字，3800多人手抄了7部，分別藏于從遼寧到浙江的“北四閣”和“南三閣”。
一
印刷術，與指南針、造紙術、火藥一起，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標志性成就，深刻影響了世界的進程，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從目前所見到的實存文物看，中國發(fā)明印刷術，應不晚于唐代。
著名的有——1974年，西安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羅尼經》，印刷于7世紀，是目前所知中國和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成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印制的《金剛經》，是世界最早的有明確日期的印刷實物。1966年，韓國慶州佛國寺佛塔內發(fā)現的雕版印刷品《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是武周后期（約702年）洛陽或長安的印刷品。
（宋刻本）
上述印刷品都是雕版印刷。
所謂“雕版印刷”，原理可追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的拓石（拓片）和印章蓋印，是這兩種方法結合演變而成。
宋代，約于1041-1048年，技工畢昇發(fā)明膠泥制成的活字版印刷技術。
這被看作是近代印刷術的開端。
之后，中國相繼發(fā)明了瓷活字、木活字、錫活字、銅活字等活字版印刷方法。
13世紀，中國印刷術逐漸傳播到西方，并成為500年間的主要印刷方式。
（長沙子彈庫帛書）
二
手寫的書籍，版本學的“行話”叫“寫本”。
中國的“寫本”源遠流長。
“源”，是先秦古籍。
那個時候的文字，寫在竹木和縑帛上。
寫在竹木上的叫“簡冊”。
《春秋左傳序》孔疏：“單執(zhí)一扎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p>
寫在縑帛上的稱為“帛書”，也叫“繒書”。
如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馬王堆漢墓帛書，等等。
成語有“罄竹難書”，是說用光了竹子也不夠寫。亦可知，“簡冊”的主要材料是竹。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皆為竹簡。
（郭店楚簡）
《楚國先賢傳》：“孫敬編楊柳簡以為經本，晨夜誦習?！?/p>
大約，中國稍微靠北的地方，以木代竹大概很普遍。
制簡的木材，不僅有柳木，還有松木等。
武威、樓蘭、疏勒出土的漢簡皆為木簡。
所謂“連篇累牘”， 反映的是“篇”和“牘”兩種書寫方式。
《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于冊，不及百名書于方。”
這是說，超過一百個人名，抄于簡冊；不足一百，寫于“方”。
“方”是竹板、木板，即為“牘”。
杜預《春秋左氏傳》：“諸侯亦各國有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p>
（漢簡）
“簡策”的規(guī)格，因內容而長短不同。
一簡，一般豎寫一行字，少數寫兩行。
王充《論衡》，講到了簡策的制作過程——“截竹為簡，破以為牒”。
先把竹子截為竹筒，然后把竹筒破為竹片。
竹簡要磨平，然后以某種液體涂染，使表面具有光澤。然后是“殺青”，即把竹簡烘干，可防止蟲蛀和腐爛。
后來，“殺青”成了作品完成的代名詞。
“殺青”，亦稱“汗青”，意即烘烤竹簡使之“出汗”?！昂骨唷?，又成了“書籍”或“史書”的代名詞。
（書刀）
“殺青”之后，便編連成冊，一般用麻繩、絲繩。
編幾道繩，由簡之長短決定。
汲冢竹書《穆天子傳》，以絲繩編簡；居延漢簡，使用麻繩。
簡策編好之后，就可以書寫了，所以是“先編后寫”，以防次序混亂。
書寫過程中，如果出現錯誤，則一般以書刀刮去。
《后漢書·周磐傳》載，東漢周磐逝前，命二子“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
秦漢之時，毛筆和書刀，是文化人必帶之物。這是《史記》所謂“刀筆之吏”一詞的來源。
（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
三
《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返傭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任之……（武帝）讀之二月乃盡?！?/p>
東方朔寫的奏折，用了三千枚簡，兩個人勉強能抬動，漢武帝足足讀了兩個月才閱畢。
《史記》又載，秦始皇一天處理的公文，要以“石”計。
當時一“石”，約合60公斤。
由于簡策不便，在春秋時，即已使用縑帛書寫。
《晏子春秋》：“著之于帛，申之于策”。
《墨子》：“書于竹帛”。
《韓非子》說：“先王寄理于竹帛”。
（帛書）
帛書，不同于簡策，先寫而后裁，且多半裝以卷軸。
湖南長沙子彈庫帛書，盛放于20*11*5厘米的竹盒中。
長沙馬王推漢墓帛書盛放于60*37*21厘米的竹盒中。
這兩次帛書的發(fā)現，都十分重要。
帛書的優(yōu)點，是文字容量大，便于卷折。缺點是容易損壞，并且成本昂貴。因此，帛書不能完全替代簡策。
（漢簡）
漢代，官方開始重視手寫抄書。
漢武帝于元朔五年，詔令“置寫書之官”。
和獻王劉德、司馬遷、梁子初、楊子林、班超、公孫煜、陳常等人，都抄寫了不少書籍。
三國時，蔡琰、諸葛亮、闞澤等人，是抄書高手。據清代姚振宗統(tǒng)計，三國時抄書總數約為15000卷。
晉代著名的抄書能手有葛洪、紀瞻、范汪等人。據說當時無書不抄，“洛陽紙貴”遂因抄書所致。
南北朝可考的私人抄書者有王準之、沈驎士、臧逢士、袁峻、王筠、陳鄭灼、周裴漢等人。
隋代短暫，但對圖書事業(yè)相當重視。中書省有書手200人，秘書省20人，官方大規(guī)模抄書有五次。
唐代，盡管出現了雕版印刷，但官方大規(guī)模抄書達七次。民間著名“抄手”有李襲譽、李大亮、柳仲郢、杜兼、杜牧、吳彩鸞等人。
五代，亦有楊邠、查文徽、文谷、王景絕、林鼎、韓熙載、鄭遨等抄書高手。
宋代，有了活字印刷，但抄書依然活躍。元明清亦是，不遑贅述。
（清代手抄《石頭記》）
如前述及，“寫本”源遠流長，其見證了中國古籍由簡帛到紙張的劃時代轉變；也見證了書籍由人工抄寫到制版印刷的劃時代轉變。
手抄的“寫本”，成為中華文明大花園中不可或缺的瑰麗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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