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聽音頻的朋友可移步喜馬拉雅，搜索《通俗西藏史》，老布充滿大碴子味兒的口音，將撲面而來！
各位喜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來啦！
上期老布講到，熱巴巾的弘佛既有篤信者的心理建設，還有王室的路徑依賴。這一期咱來聊聊，他執(zhí)政期間的一些具體舉措，以及這些舉措造成的影響。
熱巴巾坐上王位的時候年紀很小，所幸父親留下的顧命大臣給力，幫他穩(wěn)住的局面。
從當時的官僚結構來說，僧相位置上站著娘·定埃增和貝吉云丹，俗相位置上的是沒廬·尚赤松杰達囊。
他從赤德松贊末期便開始做大相，一直干了將近三十年，貫穿了熱巴巾的整個執(zhí)政期。從沒廬氏的既往表現(xiàn)上看，屬于既親近唐朝，又親近佛教的吐蕃貴族。
僧俗大相的良好配合，對熱巴巾的內政、外交都有極大的幫助。
當熱巴巾穩(wěn)定住了局面，他便開始籌建自己的本尊寺了。
在《巴協(xié)增廣本》里記載里，（熱巴巾）召集臣屬商議要以祖先的寺廟為藍圖，修建一座宏大的寺院。
他說道：“先祖當政之時，有三件大事要做，修建本尊寺院，給吐蕃民眾安樂、對進犯者予以反擊。先輩贊普有的只做了一件，有的只做了兩件，有的依次先后做了三件。我要同時做成這三件事！”
于是贊普下令：“我要修建一座好像拉薩的城堡、桑耶的村鎮(zhèn)、甲瓊寺那樣像大的，真正的寺廟?！?/p>
于是，他召來了漢地、印度、尼泊爾、克什米爾、李域、吐蕃各地的能工巧匠，并請一位漢地的堪輿家看好了地形。
熱巴巾聽說在李域（于闐）有一個巧匠，技術無與倫比。
他便命人帶著一只活獐子（麝）和一封信來到于闐，信中寫道：“籠中關的是產(chǎn)麝香的動物，今派人送去，請收下。貴國有一個叫李·覺白杰布的巧匠，請讓他來吐蕃修建贊普的寺院。如果不肯贈與，贊普震怒，將陳兵相向！”
于闐王見到麝非常喜歡，又擔心不遵贊普命令會引起戰(zhàn)禍，便商定照辦。
但杰布卻說：“我實在太老了，走不動了。我的三個兒子可以奉獻給贊普！”
于闐王說：“你不親自去見贊普一面，贊普就會派兵來打，從前的吐蕃贊普就曾率兵打過于闐。你一定要去吐蕃，哪怕死在途中，也要把你的頭顱獻給贊普！”
杰布無奈，只能帶著三個兒子一起上路。
他順利抵達吐蕃后，向熱巴巾講了自己對寺院的建設規(guī)劃：“尼泊爾石匠的手藝最佳，應請他們來施工建筑的下三層，下三殿的門框上下都要用石頭來修砌。中間三層要用燒制過的磚來砌筑，上面三層用木料、銅和皮革修建，整個建筑一共九層。
從頂層的飛檐上向四方拉出四條鐵鏈，連到四座大佛塔上。當大風從西邊刮來時，東邊的鐵鏈松了，殿頂便略向東邊傾斜；當風從東邊刮來時，西邊的鐵鏈略松些，殿頂便向西邊傾斜。要像日娜山峰高聳入云一樣，修建一座殿頂上的大鵬鳥頭也高入云霄的寺廟?！?/p>
從這段記載里可以解讀出很多內容：
1、熱巴巾修建的寺院規(guī)模異常宏大，屬于發(fā)前人所未能。
熱巴巾征集了各地的工匠，其中來自于闐的工匠屬于半脅迫狀態(tài)，由此可以窺見當時吐蕃和于闐之間的關系。
我們之前曾經(jīng)專門講過吐蕃和于闐的關系，提到于闐在公元791年[1]，或798年[2]被吐蕃徹底控制。這兩個時間點分別是唐德宗的貞元七年，或貞元十四年，對應吐蕃贊普赤松德贊的晚期。
吐蕃拿下于闐后，任命了軍政官員，于闐王雖然得以保留，但已經(jīng)成了傀儡。
一份于闐出土的文獻上赫然寫著：“于闐主事者，雖被授予金告身（玉告身）等，但仍處于（吐蕃方面）紅銅告身的節(jié)兒以下?！?/strong>[3]
這就可以解釋，于闐王因何不敢違背熱巴巾的命令。
考慮到于闐一直都是西域佛教的重鎮(zhèn)，曾修建過大量的佛寺建筑，吐蕃調取能工巧匠來幫助修建寺院也符合邏輯。
2、熱巴巾在修建寺院前請漢人術士占卜堪輿；
這種“漢人精通堪輿”的思路與兩位公主進藏后曾使用堪輿術的描述一脈相承。
這種思路的緣起，可能跟藏人認為藏地陰陽五行、風水、歷算的知識，來自于中原有關。
至少在教法史料創(chuàng)作的時間點上，這種思路廣泛存在于各種史料之中。
寫成于1434年的《漢藏史集》里，不僅記載了文成公主入藏時攜帶有“占卜歷算之書六十種”，同書還記載了大昭寺建成三年后，松贊干布派四名吐蕃子弟赴唐朝學習占卜的事。他對四名青年說：“要學習測算生死、推算四季時節(jié)，須與漢人接觸，你們要努力成為學者，我會給予重賞。”
四人學成后回國，將他們學會的占卜歷算之法全部譯成了藏文。其中，甲迦冬袞對漢地的測算法尤其精通，他和兒子相繼擔任了宮廷的卦師，這是漢地的歷算之學在吐蕃最初的傳播。
但我們要清楚一點，文成公主精通風水堪輿之術的記載，幾乎全部來自晚期的佛教史料，早期史料的記載極少。
目前能看到的，只有一份在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獻中有隱約的痕跡。這位文獻上描述了文成公主進藏后，各位王公貴婦前來拜見并獻上禮品，之后公主“于盆域中部……定其宅”。
據(jù)推測這個“定其宅”的意思，可能跟風水堪輿有點聯(lián)系。
到公元11世紀以后，藏地開始出現(xiàn)大量的伏藏文獻，其中《瑪尼甘布》、《柱間史》、《蓮花遺教》對后世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些文獻開始將文成公主描述成擅長風水堪輿的形象，比如大家熟知的大昭寺建立和西藏鎮(zhèn)魔圖。
這種對文成公主的塑造，有個相應的歷史背景。
從11世紀開始，藏地學者花了大量精力來學習中原的風水、占卜知識。然后他們又把這些知識的傳入與文成公主聯(lián)系在了一起。[4]
我們經(jīng)常說文成公主是漢藏交流的符號，這種顯而易見的符號意義，并非來自于今天的定義，而是在漫長歷史進程中被藏族學者逐漸塑造而成的。
- 寺院使用了不常見的建筑材料；
藏文史料明確提到，建筑的中間三層使用了燒制過的磚。
這種建材的燒造和使用，在吐蕃的建筑中非常罕見，可以認為有相當數(shù)量的唐人工匠參與了建造。
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上看，吐蕃豪取河隴數(shù)十個州縣，掠走的人口估算有上百萬之多。這些人帶來了燒造和砌筑土磚的技術，并被征調參加了寺院的建造。
另外，這座寺院還使用了一種刷新認知的建筑材料——琉璃構件。
一般認為，藏地建筑最早使用琉璃瓦的案例是元代的夏魯寺。
但在2022年，張建林老師對溫江多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掘時，發(fā)現(xiàn)了很多琉璃板瓦、筒瓦、方磚，顏色有藍、綠、白三種。其中的白釉構件是國內目前發(fā)現(xiàn)最早的白釉建筑陶瓷。[5]
通過對這些琉璃構件的研究可知，早在吐蕃時期燒制琉璃的技術便已傳入藏地了。
4、高聳入云的寺院建筑
從史料和現(xiàn)場發(fā)掘的證據(jù)上看，主體建筑四周有四座塔身遺址，相距中心建筑約80米左右。
如果以四方角塔通高15米計算，中心建筑的總高度必須在60米以上，從主建筑垂下的四條鐵鏈才能形成45°以上的夾角，否則鐵鏈的自重將難以克服。[6]
單說數(shù)據(jù)，大家可能沒有直觀感受。
我們知道，西安的大雁塔高69.13米，布達拉宮與前方地面相對高度是113米。由此可見，熱巴巾修建的佛寺建筑有多巍峨，確實不負“像日娜山峰一樣高聳入云”的描述。
由于這座寺院在佛教史上的意義，眾多教法史料都有詳細的描述。
《漢藏史集》就明確指出了溫姜多寺的建造時間是831年，寺名也確定為“溫姜多無例吉祥興善寺”。
這里面“無例”的詞段，就是在形容前無古人的地位。
可惜這座恢宏的佛寺并沒有保存多久，朗達瑪上臺后出現(xiàn)了滅佛運動，溫姜多寺便遭到了毀壞。
如此算來，前無古人的溫姜多寺，僅僅存在了幾年而已。
以當時吐蕃的國力來說，建筑一座溫姜多寺，就算它再恢宏、再高大也完全不是問題。
但問題是吐蕃不是只有一座“溫姜多寺”。
有句話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熱巴巾已經(jīng)擺明了態(tài)度，大臣們必須跟上潮流?。?/p>
于是各種寺院在吐蕃遍地開花，這些寺院不止建在拉薩，也分部在康巴和安多，以及吐蕃占領的河西走廊。目前敦煌保存的洞窟中，有四十多個為吐蕃時期所建，大多處于熱巴巾時期。
這些寺院的建設消耗了巨量的財富，但吐蕃付出的還不僅僅是寺院的建設費用。
在楚布寺里保存著一方《江浦建寺碑》。
這方石碑立于熱巴巾時期，記載了四大尚族之一的蔡邦氏，在“江浦”地方建寺的歷史。
碑銘里赫然寫著“作為寺產(chǎn)之民戶及產(chǎn)業(yè)，不征賦稅，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罰金等項?！盵7]
這也就意味著，行政機關無權對寺院的田地、商鋪、屬民征收任何稅賦。
這種不納稅的特權，如果只發(fā)生在一兩座寺院倒還問題不大。
但按照《賢者喜宴》的記載，熱巴巾的目標是要建造一千零八座佛寺。
《紅史》在描述吐蕃王臣修建了一千零八座寺院后，寫了這樣一句話“吐蕃臣民因此得到了幸福安樂”。
吐蕃臣民得到了幸福安樂嗎？
在《漢藏史集》和《賢者喜宴》中記載：有人對僧人指指點點，有人用眼睛瞪僧人，熱巴巾便下令道：“對我供養(yǎng)的僧人不能這樣做，砍掉他們的手指，挖掉他們的眼睛！”
熱巴巾用這種暴力手段來塑造僧人的社會地位，在吐蕃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
他們不用生產(chǎn)，也不需要納稅，沒有人敢指責他們，他們游離于吐蕃的行政管理之外。
如果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里，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
你們覺得這個群體會變小，還是變大；是會變好，還是變壞？
事實上，熱巴巾的弘佛舉措還不僅限于此。
為了讓僧人過得更舒適，他還擴大了供養(yǎng)人的數(shù)量。
在赤松德贊時期曾經(jīng)有過一道昭命，每個吐蕃僧人由國家劃撥三戶屬民供養(yǎng)，到了熱巴巾時期供養(yǎng)人的數(shù)量增加到了七戶。
于是更多的國家資源投入了佛教集團，這個依附在吐蕃經(jīng)濟體上的黑洞變得越來越大。
我想問剛才的問題，吐蕃民眾得到幸福安樂了嗎？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
熱巴巾的弘佛舉措，除了修建寺院、增加供養(yǎng)以外，他還延續(xù)了赤德松贊時期的文字厘定和譯經(jīng)事業(yè)，與此配套的便是大規(guī)模的抄經(jīng)活動。
在敦煌的文獻記載里，僅僅抄寫1部佛經(jīng)就耗時3年，動員了239名寫經(jīng)人和?？闭?。這些人在抄經(jīng)期間，家中的家畜、財物要被扣押，監(jiān)督者若無法完成任務，其兄弟、親戚將遭受監(jiān)禁的處罰，甚至里正也會被連坐，每缺1卷，受杖10下等處罰。[8]
這僅僅是一個地方的一次抄經(jīng)活動，就要耗費如此多的民力。
這些身處其中的吐蕃民眾被迫脫離生產(chǎn)勞動，甚至家中的生產(chǎn)資料都要被扣押，那在全國廣建佛寺、譯經(jīng)、抄經(jīng)、舉行各種法會，又要消耗多少民力？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不過我們可以從唐朝人的描述窺見一斑。
在唐文宗太和年間，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給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名叫《奏吐蕃交馬事宜狀》。
其中寫道：“臣又見蕃人來說云，其首領素已年侵，更兼心疾，不恤其眾，連誅舊臣，差征無時，兇荒累歲……。”
涇原地處唐蕃邊界，轄區(qū)內設有邊貿(mào)市場，王茂元的消息來源于前來交易的吐蕃人，算是比較可信的情報了。
從他得到的情報上看，吐蕃國內亂局已顯，天災人禍連番而至，綜合起來就是不體恤眾，隨意發(fā)動徭役，很多大臣被殺，還連續(xù)遭遇了天災。
王茂元擔任涇原節(jié)度使的時間為828年至834年之間，恰好對應熱巴巾執(zhí)政的晚期，也恰恰是溫姜多寺的建設期。
我們是不是可以據(jù)此猜測，在熱巴巾執(zhí)政的晚期，快速膨脹的佛教集團已經(jīng)讓吐蕃民眾不堪重負了？
說到這里我特別希望有一個數(shù)據(jù)，就是吐蕃的僧人與人口的比例。
可惜這個數(shù)據(jù)可能永遠不會出現(xiàn)了。還別說僧人數(shù)量的占比，就是當時的吐蕃有多少人口，都是個眾說紛紜的問題。
我們用中原的數(shù)據(jù)來做個類比：
北魏末年人口數(shù)量不到三千萬，僧尼數(shù)量超過兩百萬人，占比接近10%。北周的人口只有九百萬，僧尼數(shù)量達到了令人瞠目的上百萬人，占比高達11%。北齊的情況也差不多，僧尼比例也超過了10%。[9]
要知道，古代農(nóng)耕社會比拼的是人力，沒人勞動則萬事俱休。
在古代十個人里抽一人去當兵，就已經(jīng)是窮兵黷武、滅國之兆。那還是去當兵打仗，萬一打贏了，還能有點收益。
這可是在寺里念佛，對國家經(jīng)濟沒有任何貢獻。
跟熱巴巾時代接近的會昌滅佛，拆毀寺院四千六百多座，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零五百人、釋放奴婢佃戶六十五萬人，而當時唐朝人口超過五千萬，所有佛教人口的占比只有千分之一點三。
就這點比例，唐武宗都忍不住下手了。
再說一個例子，北宋真宗年間僧人數(shù)量達到了四十五萬人，當時宋朝的人口起步也是兩千萬數(shù)量級，占比只有千分之二點二。
就這樣大臣要求抑制佛教的奏折都快把宋真宗埋起來了。這個數(shù)量也是兩宋三百年的峰值。
一般來說，僧尼人口占比超過百分之一，就會對國家經(jīng)濟造成嚴重影響。
吐蕃能有多少國家資源可供佛教勢力消耗？
會不會就在熱巴巾暴力弘佛的過程中，那些深受其害的民眾已經(jīng)在累積怒火。當這些星星點點的憤怒匯聚成勢不可擋的狂潮，它將會烈焰焚天，毀滅一個恢宏的王朝！
如果我們把視角再放大一點，正在積蓄憤怒的，僅僅是吐蕃的底層民眾嗎？
會不會也有一些貴族怒火中燒，在等待一個爆發(fā)的契機呢？
參考書目：
[1][3]、《吐蕃統(tǒng)治下的于闐》_高永久、王國華；
[2]、《8世紀末吐蕃占領于闐史事鉤沉》_沈琛；
[4]、《從文成公主形象看中原風水、占卜知識在西藏的傳播》_石碩、劉歡；
[5]、《西藏曲水溫江多遺址琉璃磚瓦的成分與工藝研究—兼論吐蕃周鄰地區(qū)的工匠來源》_石若瑀、席琳、張博、夏格旺堆、張建林、溫睿；
[6]、《溫姜多無例吉祥興善寺修建史實考述——兼論藏文史書記載的溫姜多寺、昌珠寺與于闐工匠入藏的關系》_謝繼勝、賈維維；
[7]、《吐蕃金石錄》_王堯；
[8]、《西藏通史·吐蕃傳上》_張云、林冠群主編；
[9]、《三五一宗滅佛研究》_張箭；
熱門跟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