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總理病逝。他臨終之際，曾對鄧穎超說，他有很多話沒有說出口。鄧穎超對此沒有感到很驚訝，這么多年了，她都已經(jīng)習慣了。兩人從戰(zhàn)爭歲月攜手走來，早已約定好了。周總理該告訴鄧穎超的，他就會說。反之，周總理絕不會吐露一個字。
鄧大姐也是很默契地配合丈夫，從不主動向周總理詢問近期發(fā)生的黨和國家的大事，鄧穎超一般會從其他渠道獲取。有時候，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起了某件事，向鄧大姐詢問，鄧穎超說：“什么時候的事？”顯然，她是不知情的。
周總理保密工作做得很出色，若不是工作人員整理他遺物時，發(fā)現(xiàn)了一張被壓了許久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也稱“最高指示”。鄧穎超可能不會想到，原來早在1974年四屆人大會上，她就被任命為了如此重要的職務(wù)！
周總理生前，不論是官職，還是待遇，他都特意壓低鄧穎超。解放初期，很多同志都推薦鄧大姐出任政務(wù)委員職務(wù)，報告打到周總理那里后，直接被扣了下來。周總理曾說過，他不能和鄧穎超在一個部門工作。
定工資的時候，與鄧大姐級別相近的幾個大姐，工資定得都不低。蔡大姐定了三級。按照鄧穎超的職務(wù)定個五級是綽綽有余的。然而，周總理卻給鄧大姐劃到了六級。
此外，還有國慶10周年慶典的時候，以鄧大姐為黨，為國家作出的巨大貢獻，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可還是被周總理把她的名字從名單中劃去。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鄧穎超后來說，就是因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壓低我。在家里，鄧穎超主要負責處理周總理親戚的事。對上門求助的親戚們，看病、家里生活困難等情況，鄧穎超就會拿出工資去接濟。
鄧穎超認為只有解決了丈夫的大后方問題，他才能更好地為國家服務(wù)。據(jù)稱，周總理沒有為親戚們的事情所操心過，而這一切最大的功臣正是鄧穎超。
周總理和鄧穎超相濡以沫50多年，一路走來，他們也發(fā)生過爭吵，但很快就找到了問題的關(guān)鍵，然后解開疙瘩。對于周總理執(zhí)意要壓低鄧大姐，周總理生前也曾說過理由。周總理知道鄧大姐的能力，她是可以出任高職務(wù)的。這一點在1976年之后，已經(jīng)得到了證實。
但周總理考慮到，如果他不攔著鄧大姐，或者是還往前推一把。那么，在外人的眼里，鄧大姐的升官，是不是受周總理的影響？這樣一來，便會出現(xiàn)一種現(xiàn)象，下面的官員有樣學樣，把自己的親戚都調(diào)進自己的部門當官。
周總理去世后，工作人員翻出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給鄧大姐的任命，讓她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鄧大姐聽后，沒有說什么。后來，此事被華國鋒知曉，他認為“最高指示”必須要落實到位。
于是，在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在華國鋒的力薦下，鄧穎超被增補為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擔此重任以后，鄧穎超工作就多了起來。她每天要處理文件、開會、接待外賓。鄧大姐似乎全身的能量都被調(diào)動了起來，常常會忘記休息。
在工作人員看來，這算不算是黨和國家的損失呢！在之后的4年任期里，鄧穎超努力地做好工作，把事情處理的井井有條。
雖然鄧穎超后來對丈夫壓低自己的職務(wù)有些牢騷，但她明白這是丈夫的魅力所在，這也是她最欣賞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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