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曾說：“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
以前對這句話的理解不深，
但隨著AI時代的到來，
對這位哲人的話理解的更加透徹了。
當前的大語言模型（如GPT-4、DeepSeek等）是以人類語言為訓練語料，
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在網(wǎng)上留下的語言痕跡，
都成為了AI的養(yǎng)料。
我們給AI提供了什么語言，
它就訓練成什么用語習慣。
因為，它的工作本質上是在“語言之?！敝写驌扑槠姆?。
這便是AI進化的基石，
它是以人類語言為錨定的。
脫離了人類語言，
它與真實的物理世界形成不了有效鏈接。
而這種以語言為錨的路徑，看似高效，
實則陷入了三重困境：
第一重困境：邏輯的虛妄性
《自然》雜志近期發(fā)表了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
題目是“語言主要是交流的工具，而非思維的工具”。
文章里強調，人腦中管控語言網(wǎng)絡與形式化推理的腦區(qū)存在雙重分離。
盡管語言的出現(xiàn)無疑改變了人類文化，
但語言似乎并不是復雜思維（包括符號思維）的先決條件。
相反，語言是傳播文化知識的有力工具。
如果再結合我對哥德爾不完備定理的衍生理解，
語言的表達力與系統(tǒng)性不可兼得：
越精確的形式化語言（如數(shù)學），
越受制于內(nèi)在不完備；
越靈活的自然語言，
越難保證邏輯一致性。
也因此，人類對真理的認知需要超越語言：
無論是通過元語言、實踐還是直覺，
人類必須依賴語言之外的能力把握某些真理。
可以這么說，把語言的歸語言，
把真理的歸真理。
從哲學思考回到現(xiàn)實中的AI產(chǎn)品，
AI工具的普遍幻覺暴露了它們致命缺陷：
語言符號的堆砌缺乏真實生命經(jīng)驗的支撐，
就像用濕抹布擦拭鏡面，越擦越模糊。
舉個大家熟知的例子，
比如同樣的一句話，在現(xiàn)實中不同的場景下，
是有著不同的含義的。
這些場景，往往夾雜著人類的情緒、聲調、動態(tài)面孔、
身體的氣味、眼眶中的淚水、臉頰上的紅暈，
這些都是真實生命體驗里超越語言的素材。
第二重困境，人類的表達即將異化
當AI以排山倒海之勢生成標準化文本時，
地方方言、私人化書寫、高修辭的語境表達（如“反諷”“隱喻”“黑話”）或許正在消亡。
語言多樣性被稀釋為統(tǒng)一的修辭格式。
現(xiàn)在抖音上，很多的文案稿子，
一看一個Deepseek寫的。
因為它的結構和用語習慣非常明顯。
當然，我并不反對用AI來修飾、來創(chuàng)作，
我也一直在研究和利用挖掘它們的常處，
畢竟，君子善假于器也！
能夠給我們帶來高效率的工具，
一定要快速掌握。
但于此同時，
我們一定要警醒的是，
AI正在重塑我們的溝通，
它把溝通降維成了“表演性說理”。
而且說的非常棒。
很多人的大腦今后或許會被AI反向馴化。
第三重困境，時間流向導致的語言泡沫
我們?nèi)祟惖恼Z言，
在農(nóng)耕時代，
基本三十到六十年一變，
這是那個時代信息流通速率太慢，
但即便如此，
也會在半個到一個甲子中發(fā)生更改。
也因為如此，
中國古人發(fā)明了兩套系統(tǒng)，
一套書面記錄文字系統(tǒng)，
這就是文言文。
一套口語表達系統(tǒng)，
這就是白話。
文言文的基礎結構千年不變，
白話文隨著時代風氣和用語習慣而產(chǎn)生變化。
這兩套系統(tǒng)，
可以保證我們直到現(xiàn)在，
也能讀懂幾千年前的文字記錄。
也可以記載各個時代的用語習慣。
但民國時，一大群淺薄的文人，
以國運一時之低沉，而諉罪于千古之典章。
到最后甚至偏激的要將漢字拉丁化、字母化。
但不到百年時間，
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AI時代，漢字反而凸顯出其長處，
從信息密度看，漢字信息密度比英語高3.7倍，信息熵是英文2.4倍，
同等數(shù)據(jù)量下AI能從漢字提取更復雜語義。
回到當前的話題，
從農(nóng)耕時代，人類語言系統(tǒng)三十年一變，
而現(xiàn)代社會，網(wǎng)絡用語非常發(fā)達，
幾乎十年甚至五年一變，
有些互聯(lián)網(wǎng)最初始的那些梗語，
現(xiàn)在還有多少人記得？
還有多少人經(jīng)常使用？
而后面的00后、10后更聽不懂了。
既然語言的更迭加速，
那么AI模型的訓練數(shù)據(jù)也會永遠滯后于時代。
AI把自己錨定在語言上，
注定會陷入到“西西弗斯困境”——不斷追逐語言泡沫，卻永遠觸及不到本質。
那么我們?nèi)祟愂呛褪裁村^定的呢？
我們?nèi)A夏文明的核心特質之一，
是始終以天地自然法則為根基，
構建社會秩序、生產(chǎn)生活與文化體系。
比如在《史記》與《漢書》中的“天官書”和“律歷志”等文獻中就記載的很清楚，
我當年初讀時，從年少時無知的疑古轉而變?yōu)槌绨荨?/p>
華夏人通過觀測天象制定歷法，
以天文規(guī)律指導農(nóng)耕、規(guī)范音律、統(tǒng)一度量衡，
最終形成“天人同構”的文明形態(tài)。
下面簡單說說如何“以天地為錨”進形成華夏文明的。
首先，是觀天象以授農(nóng)時。
在任何朝代，吃飯是第一位的。
華夏能有現(xiàn)金如此多的人口，
便是因為有最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文明。
而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文明是建立在天象觀測與歷法制定上的。
《史記·天官書》系統(tǒng)記載了星宿分野、日月五星運行規(guī)律，
如“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通過觀測北斗指向確定四季
斗柄東指為春，南指為夏，西指為秋，北指為冬。
所以華夏有北斗崇拜。
北斗為時間指針，
北極星為基準不動點，
在以二十八宿為背景的周天星盤上，
精準游走，劃定天時。
這套系統(tǒng)可以維持運行千年，
這就是以天地為錨的好處，
我們要從千變?nèi)f化的時空里，
找到基本穩(wěn)定不變的標的物，
這才能拋錨駐足。
除了北斗體系，
再加上太陽、月亮，
組成日月星三套系統(tǒng)。
比如，《漢書·律歷志》詳細記錄了二十四節(jié)氣與太陽運行周期的對應關系：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據(jù)此制定《太初歷》，
將一年精確分為365.25日，指導農(nóng)時。
因此，從大周期，到中周期（年），再到小周期（月），
我們的華夏文明如同齒輪層層嵌套般，
終于開始拋錨啟程，揚帆而動。
從《顓頊歷》到《太初歷》，再到后世的《授時歷》《大統(tǒng)歷》，
中華歷法雖經(jīng)歷多次改革，
但干支周期、節(jié)氣體系始終未變。
這種錨定天地規(guī)律的文明韌性，
恰如紫禁城的日晷：
任王朝更迭，晷影始終指向真實的天道循環(huán)。
在錨定天時的基礎上，
華夏又用天時指導農(nóng)耕。
如《尚書·堯典》所言“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天文歷法直接服務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例如：
春分（晝夜均而寒暑平）則播種粟稻；
夏至（日長至而陽極致）則除草護苗；
秋分（陰陽相半而物成熟）則收割儲藏；
冬至（日短至而陰極致）則休耕養(yǎng)地。
漢代的《四民月令》則進一步將天象、節(jié)氣與農(nóng)事、祭祀整合為全民遵循的時序規(guī)范。
除了指導農(nóng)耕這種吃飯的大事外，
華夏又用天時地氣創(chuàng)造了人間音樂。
因為，律歷同源啊。
《漢書·律歷志》里提出“律以統(tǒng)氣類物，歷以敘事授時”，
認為音律與歷法同源于天地之氣。
從冬至的那一個律管，因為地氣上揚吹出的葭灰開始，
我們確定了黃鐘之音。
而將此黃鐘律管（基準音）長度定為九寸，對應冬至陽氣初生；
接著講律管長度按“三分損益法”遞變，
以此模擬陰陽消長。
從而有了十二律呂（黃鐘、大呂…應鐘）對應十二個月。
《呂氏春秋·音律》載：“天地之氣，合而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p>
音律被視為天地氣機的聲學表達。
我們從天地之氣機中找到了我們?nèi)嘶[。
華夏人又在制定音樂的過程中，
將度量衡進行了標準化。
以律定度：黃鐘律管長度（九寸）為基準，
衍生出尺度（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
以律定量：律管容積（容黍一千二百粒）定為“龠”，
兩龠為“合”，十合為“升”；
以律定衡：一龠所容黍重十二銖（半兩），二十四銖為一兩。
這種律度量衡出于黃鐘的音律體系，
將抽象天象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
實現(xiàn)“天地-人倫-器物”的統(tǒng)一。
我當年看《漢書·律歷志》時，
那種為自己所處天道文明的強烈自豪感，油然而生。
因此，《周易·系辭》里開篇就說
老祖宗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開創(chuàng)了人類文明，
而我們這個文明，就是建立在是對天地秩序的效法上。
這便是以天定人。
不僅是上面說的器物文明，是這樣定下來的，
像政治倫理，也是如此。
周禮中：設“天官冢宰”總領百官，對應北極星“居中御外”；
地方官職仿效二十八宿分職守，實現(xiàn)“天-官-民”層級對應。
設“吏、兵、戶、禮、刑”五部（或五司）
與五星：辰星、太白、熒惑、歲星、填星對應。
因此，才有歲星失色（木星昏暗），對應吏治腐敗，需整頓選官制度；
熒惑守心（火星滯留心宿），對應兵災將起，需加強邊防；
太白晝見（金星白日出現(xiàn)），對應刑罰過苛，需減免囚徒，
種種的天人感應的觀點。
以天定人不僅僅體現(xiàn)在以上這些宏大敘事方面，
連我們?nèi)A夏人的休閑娛樂都被“滲透”。
比如我們的撲克牌，
來源于僧一行發(fā)明的葉子牌。
黑紅梅方表春夏秋冬四季。
A（1），2，3到J（11），Q（12），K（13），所有相加為91。
表一個季度的天數(shù)，
四季合起來便是364天，
再用大小王來進行添補，
表365-366的周天之數(shù)。
比如我們的麻將牌，
其中的柄、條等圖案都是源于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則是最早描述天道生成循環(huán)的符號。
以上種種，
揭示了一個根本邏輯：
華夏文明并非“發(fā)明”于人的主觀創(chuàng)造，
而是“發(fā)現(xiàn)”于對天地規(guī)律的遵循。
從觀象授時到律度量衡，
從農(nóng)耕周期到禮樂制度，
從廟堂政事到江湖娛樂，
古人始終以天地為終極參照系，
既賦予文明以穩(wěn)定性，比如“天不變，道亦不變”，
又為其留下開放空間，如“生生之謂易”。
這種“以天地為錨”的特質，
也正是華夏文明綿延數(shù)千年的深層密碼。
以天定人，實際上已經(jīng)降了一個維度，
再到以人定文，文明再次降維。
因此，語言如同當代的“巴別塔”，
看似越建越高，實則讓人類陷入更深的隔閡。
當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東南時，
立夏就到了——這種源自天地律動的共識，
跨越六千年仍在生效。
當AI開發(fā)者們悶頭在算法里尋求智慧之光時，
或許該抬頭看看真實的星空：
那里有語言永遠無法窮盡的奧秘，
也有文明最本真的錨點。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尚書·堯典》
這或許是對人工智能最古老的啟示：
真正的人類終極智慧，
永遠生長在語言之外的真實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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