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蔣介石，對于杜聿明，心情非常復雜。
杜聿明一方面是他多年的好學生，在他心里的地位不亞于王耀武，常常扮演他的救火隊長，但是在淮海戰(zhàn)役之后，杜聿明被解放軍俘虜，又經過了功德林的勞動改造，杜聿明看出了國共兩黨的不同，開始站在了人民這一邊。
所以蔣介石對身處臺灣的杜聿明妻兒并不是很友好，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因為楊振寧的緣故，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才從美國回到大陸與杜聿明重聚。
1981年，杜聿明走到人生的盡頭，臨終前，他牽著妻子的手鄭重說道：
“以后不要去臺灣，就留在這里生活”。
曹秀清重重地點頭，杜聿明閉上了眼睛，眼前似乎出現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時刻，最懦弱，最輝煌，也最釋懷的時刻。
杜聿明在?1904年11月28日生于陜西米脂，他的家境殷實，幼年受過良好教育。
杜聿明和妻子曹秀清是同鄉(xiāng)，曹秀清父親在當地是一個商人，后來經過介紹，兩個人結為夫妻，夫妻感情非常深厚，彼此非常恩愛。
1924年，杜聿明?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與陳賡?、徐向前?同窗，杜聿明?深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畢業(yè)后，他投身北伐戰(zhàn)爭，嶄露頭角。
抗日戰(zhàn)爭期間，杜聿明?歷任裝甲兵團團長、第五軍軍長，1942年出任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副司令長官，率部在緬甸作戰(zhàn)，以驍勇聞名，1945年，他任昆明防守總司令，負責西南防務，也是在這個時期，杜聿明?幫助蔣介石架空了龍云，奪走了云南的?大權?。
抗日戰(zhàn)爭結束，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被蔣介石委以重任，1947年出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次年調任徐州“剿總”副司令，成為國民黨軍的核心將領。
但是在解放戰(zhàn)爭的過程中，杜聿明非常狼狽。
1948年11月，淮海戰(zhàn)役打響，這是解放戰(zhàn)爭三大戰(zhàn)役之一，國民黨集結80萬部隊，試圖在華東與解放軍決戰(zhàn)，當時的杜聿明雖身患胃潰瘍、肺結核、脊椎結核及一支腎壞死等重疾，仍抱定“效忠黨國”的信念，親自指揮作戰(zhàn)。
他坐鎮(zhèn)徐州，調度部隊在蘇魯皖三省交界處布防，試圖?與解放軍展開殊死較量，但是?國民黨軍內訌頻發(fā)，指揮失調，部隊士氣低落，至1949年1月，他的部隊被分割包圍，糧盡援絕。
1月10日，解放軍發(fā)起總攻，杜聿明的指揮部徹底崩潰，他被困陳官莊一帶，試圖突圍未果，最終被俘，被圍困的瞬間，他掏出手槍欲自盡，副官沖上前奪下槍，他又撿起石頭擊頭，血流如注。解放軍戰(zhàn)士迅速上前，將他救治并送往后方醫(yī)院。
被俘之初，杜聿明的態(tài)度極為堅硬。他自稱“寧死不作戰(zhàn)俘”，對解放軍充滿敵意，甚至拒絕配合。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后，他與其他42名國民黨高級將領被列為戰(zhàn)犯，送往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但也是在進入功德林之后，他的看法才發(fā)生變化。
首先，管理所的環(huán)境與他預期截然不同：
管理所內部沒有嚴酷的刑罰，也沒有羞辱的對待，取而代之的是醫(yī)護人員的細致照料與工作人員的耐心引導，這一切，對這位曾視共產黨為死敵的將領而言，仿佛開啟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新視角。
杜聿明入所時，身體已近崩潰。
多年征戰(zhàn)留下的疾病讓他虛弱不堪，胃潰瘍導致劇痛，肺結核引發(fā)咳血，脊椎結核使他行走困難，一直腎功能喪失。
對于這樣的杜聿明，人民政府并未棄之不顧，而是派專車接送他到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等設備先進的機構診治，為治療他的重病，工作人員專程赴港澳購置國內稀缺的藥物，如鏈霉素和抗結核藥，這些在當時價值不菲。
在物資匱乏的年代，管理所為他特設“小灶”，提供紅燒魚、燉雞、雞蛋、肉類等高蛋白食物，每日配一磅牛奶。這樣的伙食，甚至超越了他在國民黨指揮作戰(zhàn)時的待遇。
除此之外，醫(yī)護人員每日觀察病情，調整治療方案。
在他們的精心照料下，杜聿明的身體逐漸復原，那些纏身的宿疾悄然緩解，到1950年代中期，他的健康狀況已顯著改善。
身體的恢復為思想的轉變鋪就了道路，管理所不僅關注他的健康，還安排了系統(tǒng)的教育活動，杜聿明開始接觸新中國的政策，通過廣播和報紙了解解放區(qū)土地改革與工業(yè)建設的成就。
他原以為戰(zhàn)俘生涯將充滿苦難，卻發(fā)現自己感受到的是一種近乎人道的關懷。
前國民黨起義將領程潛、張治中、傅作義等人先后探訪，與他分享新中國的建設見聞，程潛談及湖南和平解放后的民生改善，張治中述說西北地區(qū)的安定，傅作義則提及華北建設的進展，這些舊友的現身說法，讓他開始審視過去的立場。
他逐漸意識到，共產黨并非他曾想象的那般，而是致力于民族復興的力量。
管理所還組織戰(zhàn)犯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毛澤東著作，杜聿明起初對此不屑，但隨著閱讀《論聯合政府》等文章，他開始反思國民黨統(tǒng)治的腐敗與失敗。
1952年，他在一篇學習心得中寫道：
“過去以為共產黨是破壞者，如今才知其為建設者?！?/p>
這種認知的萌芽，在他心中悄然扎根。
1951年，他被任命為縫紉組組長，負責為同伴縫制冬衣，他將指揮作戰(zhàn)時的嚴謹帶入其中，親自設計衣樣，縫制的棉衣整齊耐用，溫暖實用，贏得同伴認可，他還帶領大家用碎布頭制作拖把，共扎制上百把，節(jié)省開支，受到管理所表揚。
他在日記中寫道：
“為他人做事，竟也能找到樂趣?！?/p>
這些日常勞動，讓他從為他人服務的點滴中找到意義，1953年，管理所組織勞動競賽，杜聿明主動參與，帶領小組修理桌椅，制作生活用品。
他曾指揮千軍萬馬，如今卻在細微處投入心力，他對同伴說：
“過去打仗是為蔣介石，現在做事是為人民?！?/p>
1956年，杜聿明女婿楊振寧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而?管理所主動為他聯系在美國的女兒杜致禮，促成父女通信。
1957年，通過女兒，他與遠在臺北的妻子曹秀清恢復聯系，得知家人尚存，他的心結漸漸松動，他開始以筆記錄經歷，整理北伐、抗戰(zhàn)及解放戰(zhàn)爭的親歷史料，反思過往。
他在文章中寫道：
“一定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p>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與王耀武、溥儀等32名戰(zhàn)犯獲首批特赦，走出功德林的大門，他深吸一口高墻外的新鮮空氣，感慨自由的可貴，這一天，他視為自己的“新生誕辰”，每年此日，他都會與家人回顧這段經歷。
離開的功德林10天之后，也是在1959年12月14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他與其他特赦戰(zhàn)犯。作為黃埔一期學生，他與昔日政治部主任重逢，心中感慨良多。
周恩來談及民族立場，指出：“從鴉片戰(zhàn)爭到今天，中國人民翻身取得勝利，這一事實連帝國主義也承認。”
他鼓勵他們?yōu)樾轮袊隽?，并說：“蔣介石在民族問題上與美帝國主義還有別扭，我們對他尚留余地?！?/p>
獲釋后，他被安排擔任全國政協(xié)文史專員，任務是記錄親身經歷并整理歷史資料，他撰寫了《淮海戰(zhàn)役親歷記》等文章，詳述戰(zhàn)役經過與個人心路，為后人留下珍貴史料。
1961年，他加入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與其他特赦戰(zhàn)犯共事，將戰(zhàn)場記憶化為文字。
1963年10月，曹秀清從美國回到大陸，杜聿明夫婦在闊別14年后終于團聚，周恩來與陳毅于11月10日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特邀許廣平、張治中等作陪。
會面的時候，周恩來握著曹秀清的手說：
“歡迎你回國定居?！?/p>
周總理的重視，讓杜聿明夫婦非常感動。
在1964年，杜聿明當選第四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步入人民大會堂參政議政。
而在?1966年的?時候?，因為十年?沖擊?爆發(fā)?，杜聿明的住所被抄查，《文史資料選輯》、照相機、縫紉機被拿走，甚至長子骨灰盒險遭丟棄，曹秀清拼力護住骨灰，這一切被周總理得知后，就立即指示政協(xié)保護文史專員，補發(fā)工資并確保安全。
此后，他家門前貼上“不再破四舊”的布告，免受干擾，1971年風波漸平，杜聿明?恢復工作，繼續(xù)整理史料，1978年，他當選第五屆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常委，搬入四室一廳的新居，擁護改革開放政策，他積極聯絡在臺灣的舊友，如黃埔同學陳長捷、周振強等人，寄信呼吁以民族大義為重，推動兩岸和平統(tǒng)一。
1979年，他響應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撰文表達對統(tǒng)一的期盼。
他寫道：
“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早日統(tǒng)一乃大勢所趨。”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腎衰竭病逝，享年76歲。
臨終前，他留下遺言：
“盼在臺灣之同學、親友、同胞以民族大義為重，促成和平統(tǒng)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國建成現代化強國?！?/p>
未能見到臺灣的四個子女，成為他最后的遺憾。葬禮上，鄧小平、鄧穎超等領導人送別，葉劍英、廖承志等獻花圈。
黨中央評價他為“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肯定其光榮后半生。他的骨灰安葬北京，伴隨妻子曹秀清延續(xù)統(tǒng)一之志。
曹秀清也聽從杜聿明的囑咐，留在了大陸生活，1983年，曹秀清被增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曹秀清后來前往香港與在臺灣的幾個子女相見，幾十年沒見，他們相擁而泣。
曹秀清也帶著杜聿明的希望，在1984年走完了她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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