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熟知毛澤東的這句名言,可縱觀他的軍事生涯來看,更多時候他是用筆桿子來指揮戰(zhàn)斗,鮮少直接用槍桿子帶著大家上陣殺敵,而歷史上也只留下過一張他背著槍沖鋒陷陣的相片。
與后來他麾下的將領相比,他沒上過軍校,也沒系統(tǒng)學習過軍事理論,基本上是邊打仗邊學習,直到34歲才真正走上軍事道路。

毛澤東在回憶長沙求學的日子也曾說,那時左思右想,覺得自己最合適教書,走上政治道路是時代造就,不得已而為之。后來新中國成立,他也說,自己從前是教員,現(xiàn)在還是當教員。
這樣“半道出家”的他,是在什么時候展現(xiàn)出了軍事才能,又是如何穩(wěn)握槍桿與筆桿,成為名揚四海的軍事統(tǒng)帥的呢?
初露鋒芒
雖然人們常說毛澤東是常勝將軍,但“常勝”不代表著“全勝”。在早期參與從軍時,他也是一邊打敗仗一邊總結經(jīng)驗,在實踐中不斷學習的。
不過任何能夠貫徹一生的事業(yè),都會在這個人的青年時期初見端倪。
毛澤東所具有的的軍事才能,在湖南一師參加學生志愿軍時初放異彩。那年,他才24歲。

1917年的中國還處在一片混沌之中,各地局勢風云變幻,耗費無數(shù)血汗而取消的帝制卷土重來。
袁世凱倒臺,張勛發(fā)起了一場呼吁復辟的鬧劇,最后潦草收場。段祺瑞重新掌權,拒絕恢復《臨時約法》,他想打著共和制的招牌,和軍閥們合作,實行軍閥獨裁統(tǒng)治。
同年8月,孫中山發(fā)起護法運動,軍閥間相互合作、利益互通,三湘成為了軍閥混戰(zhàn)的主場地。
11月份,桂系軍閥譚浩明大敗湖南督軍傅良佐,傅帶著自己的殘兵敗將北撤逃竄。
當時,毛澤東所在的學校湖南一師位于長沙的南郊且與粵漢鐵路相鄰,剛好在逃軍的必經(jīng)之路上。

三湘地大戰(zhàn)的北洋軍閥們有個特點:打仗打不贏別人,但欺負、騷擾老百姓是常有的事,再加上學校里都是一群學生,典型的“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
顯然可以預想到,窮兇惡極的逃軍勢必會在沿途燒殺搶掠、強占屋房,為了避免傷及學生,學校決定安排全體師生暫時到城東五里內(nèi)躲避危險。
毛澤東得知離校的消息后,急忙去辦公室勸說校長不要“棄校”,這個時候的他已經(jīng)體驗過半年的從軍生活了,對于外界的局勢和戰(zhàn)爭情況十分的敏感。
他認真給校長分析,當下的局勢混亂,戰(zhàn)爭四起,如果就這樣貿(mào)然外出躲避,反而更加危險。
而且,學校一旦沒人看守,逃兵們一定會進校打劫,哪有自己敞開家門讓人偷的事?“離?!边@一方案,容易讓學校蒙受,不必要的損失。

這樣還不如大家留下來,保護學校,以“護校”對抗入侵者。自家的地盤是最熟悉的,我們可以利用其墻高房深、易守難攻的特質,再加上學校組建的學生志愿軍,定能保證師生和學校的安全。
校方聽后,思考再三,認為毛澤東說得很有道理,于是采納了他的意見。
與此同時,在師生當中,毛澤東也流傳著有勇有謀的美名,這還要歸功于1916年他參加校內(nèi)學生志愿軍,以及兼任學友會總務和教育研究部部長這一經(jīng)歷,他對學校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毛澤東能游刃有余地協(xié)助學校,動員所有學生志愿軍投入到緊張的護校行動中去。
在如何護校的措施上,毛澤東有著自己的巧思。
首先,他將校內(nèi)身體素質良好,反應敏捷的體育尖子生組織起來,請他們作為先鋒帶頭,擔起保護學校的重要責任。

接著,他再安排剩下的同學將教室里的桌椅拖出來,一部分用于堵住能通過車輛行人的校門,另一部分桌椅則安排堆疊在院內(nèi),形成一個堅實的屏障,這樣同學們就可以躲在后面迎接作戰(zhàn),減少被逃軍打傷的可能。
并且他還借鑒了湖南農(nóng)民們的護院方法——在學校的高墻上設置陷阱。他帶著同學們把砍好的竹片削成鋒利的竹尖,然后將它們挨個放在學校圍墻上。
除此之外,他還分析了學校的各個通道口,讓部分同學在關鍵通道站崗、巡邏,分成了白班和夜班兩個小隊,每隔一個時段就更換一批。

那場景與政府門前的警衛(wèi)輪崗幾乎沒有差別,一些逃竄到學校門口的零星北洋軍逃兵,見到這樣的陣仗,自覺勢力不足,大多數(shù)都悻悻佯裝路過。
這個時候還只有零星十幾個逃兵在學校附近徘徊,學生們只需時刻盯梢就好,但沒過多久,局勢產(chǎn)生了巨大的變化。
是戰(zhàn)法,也是心法
1917年11月18日,逃竄的北洋軍大部隊來到了學校附近,由于他們并不熟悉長沙的情況,更不清楚南郊一帶的地形如何,所以選擇按捺不動,只在湖南一師南面的猴子石附近休養(yǎng)生息。
趁著北洋軍調(diào)整的間隙,毛澤東喬裝一番后,只身一人前往猴子石,隱匿在草叢中暗暗觀察這行人的狀況和動向。
他注意到這一隊兵雖然有3000多人,從人數(shù)上學校并不占優(yōu)勢,但從士氣上來講,這群人歷經(jīng)大戰(zhàn),死里逃生。如此身心俱疲,還要提防著譚軍是否追上,他們的神經(jīng)就像被繃緊的皮筋,只需稍稍再用力,就會崩潰斷掉。

在獲得了充足情報的基礎上,毛澤東主動向校方提出“主動出擊”的建議。必須抓緊時機,趁這群逃軍尚未恢復精力,讓學生志愿軍出動截擊他們,寧可冒著一定的風險,也要繳了他們的械。
不然再過幾天,這群人為了躲避譚軍,勢必會進入長沙城,到時候城內(nèi)一定會陷入恐慌和混亂。
得到校方的支持后,毛澤東緊急組織了一隊有百來名同學的精銳志愿軍,他們大多身體強壯、膽大心細。出發(fā)之前他和同學們一起檢查、準備,并鼓舞大家,簡單講解了作戰(zhàn)內(nèi)容:
正式迎敵以前,大家需兵分三路,手持自制木槍等“武器”,潛行離開學校,到達目標地點猴子石附近的山頭上后,悄悄形成一個包圍圈圍住北洋軍。而他拿著學校的公函,前往南區(qū)警察局請求派員增員。

一切準備妥當后,各隊趴在山頭上觀察著猴子石下方的動向。
不出所料,不遠處的粵漢鐵路上,有一隊人如同千足蜈蚣般朝著北方快速挪動。等到逃軍進入設好的包圍圈后,毛澤東立即通知埋伏在山頭的警察們鳴槍三次。
隨后,寫有“桂”“湘”“粵”字樣的燈籠亮遍山野,另一頭得到信號的同學們拿著木槍在油桶里猛放爆竹。
霎時間,整個猴子石都熱鬧了起來,逃軍還不知自己已身處陷阱,竭力抗爭。
最后,來到最關鍵的一步,毛澤東指揮警察停止射擊,然后讓身邊的幾個同學用桂林話大聲宣告:桂軍已經(jīng)進城咯!傅良佐逃走了!……你們被包圍了,趕快投降!只要放下武器,就放你們走!

此話一出,徹底擊潰了北洋軍的心理防線,逃兵們亂作一團,驚恐萬分,趁著勢頭正好,毛澤東派遣代表與他們交涉。只消一會兒,借著燈籠光便看到北洋軍隊伍里走出不少雙手高舉,繳械投降的逃兵。
多年后,毛澤東回憶起此事時,懷念一笑道,說起搞軍事,那才真的是第一次搞哩!
而這第一次軍事行動,以極少的人數(shù),將3000多名逃兵拿下,充分展露出了毛澤東筆桿、槍桿兩手抓,打心理戰(zhàn)的特質。
在后來的軍事生涯中,他將這些特質發(fā)揮到了極致,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又一個軍事奇跡。
1936年12月,毛澤東給在延安奔走的女性文學家丁玲贈詩“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這兩句詩是說,一只纖細的毛筆像什么呢?就像那背著毛瑟槍的三千精兵。

表達了毛澤東十分重視筆桿和槍桿之間的聯(lián)系,認為兩者密不可分,同時也對文化、宣傳這樣的“筆桿子”推動革命發(fā)展給予了高度期望。
他認為無論是打仗,還是壯大黨的隊伍,宣傳是尤為重要的,要牢牢把握敵人的心理,要切實走下去,去感知民眾們的需求。
而他本人也親自踐行了這一點,以筆桿子譜戰(zhàn)法、心法,立于不戰(zhàn)而勝之地。
1948年10月,當時解放軍于遼海大捷,蔣介石為了挽回損失,命令傅作義帶領突擊兵團,準備偷襲西柏坡,企圖以此摧毀中共指揮中心,勉強扭轉局面。

蔣介石的判斷確實沒有問題,那時只有一個警衛(wèi)連的兵力駐扎在西柏坡內(nèi),幾乎等同于一座敞開大門的空城,這是偷襲的絕佳時機。
當時毛澤東收到情報后,也明白自己算漏了這一茬,但他依舊泰然自若,計劃了一個絕佳的辦法。
他抓緊時間,親自寫了三篇電訊稿,并交由新華社的電臺向全國播發(fā)。電訊稿中詳細分析了敵方的兵力和作戰(zhàn)計劃,接著稿中還宣告華北民軍早已做好了準備,只要有敵來犯,定要他們有來無回。

蔣介石收聽電臺后,心中方寸大亂,自覺偷襲計劃已經(jīng)敗露,本來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就算對面是耍詐也無法以身犯險,傅作義也認為此行兇多吉少,于是連忙下令撤軍。
就這樣,毛澤東牢牢把握住的敵人的心理,利用輿論場,以三篇電訊稿,不費一兵一卒,完美摧毀了敵人的偷襲計劃,這完全就是“空城計”的現(xiàn)代演繹。
《孫子兵法·謀攻篇》里將這種做法稱之為“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是軍事家的最高境界,而毛澤東當是如此。
除了擅長打心理戰(zhàn),毛澤東在軍事生涯的歷練中,體悟到“變”這一個字。
老百姓的戰(zhàn)法
毛澤東一直都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本本主義,他曾說過一句頗有趣味的話:一上戰(zhàn)場,兵法就全都忘了。
這不是說他真的就把兵法忘得一干二凈,而是說,上了戰(zhàn)場就得以實際情況為準,兵法只是一個參考,一個方案,我們不能拿書本上的條條框框死套在現(xiàn)實上。
不過在更早之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時期,曾被批評說他能力不怎么樣,根本不懂什么是馬列,光靠《孫子兵法》《三國演義》這兩本書帶兵打仗。
發(fā)出批評的人是九軍團黨代表,凱豐,當時毛澤東也不生氣,直接反問道,凱豐同志,你讀過《孫子兵法》嗎?你清楚這本書有多少章,第一句話說的又是什么呢?

凱豐頓時被問得啞口無言,只好作罷。
1962年1月初,毛澤東在會見日本社會黨的訪華代表團時,再一次提起遵義會議一事,他說道:
那時凱豐同志硬要說我看了兩本書,《三國演義》我看過,另一本《孫子兵法》,我沒看過。我反問他看過沒,他也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看過。
帶兵打仗的事,怎么能照著書本去打?那是要出事的。不過從那之后,我倒真的去看了《孫子兵法》。
毛澤東的軍事策略確實也和《孫子兵法》不謀而合,但他確實也不依賴既有的方法來制定計劃,進行斗爭。
他始終認為,戰(zhàn)術策略要靈活,要求一個變化,戰(zhàn)場上風云變幻,拿著個本本來指揮是不現(xiàn)實的。
同樣的理念,在毛澤東所喜愛的詩中亦有體現(xiàn)。

他最喜歡的詩是杜牧的《題烏江亭》,他常常摘抄這首詩寫給別人。詩中所寫的“包羞忍恥”“卷土重來”是忍勁和恨勁,也就是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蟄伏”與適時的“妥協(xié)”,這是從老百姓來的兵法,能屈能伸,在該忍耐的時候休養(yǎng)生息,在該出手的時候,落下雷霆手段,這種策略是活絡的,也能應對大部分戰(zhàn)場上的問題。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名揚海外的統(tǒng)帥與軍事家,這與他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當下局勢相結合,靈活運用不可分割,同時他注重情報收集和實踐,從不魯莽行事,也因此才產(chǎn)生了諸如“四渡赤水”,三大戰(zhàn)役大捷的軍事奇跡。

到了今天,他的思想不只在軍事領域大放異彩,而是是在各個領域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他那實事求是,靈活變通的精神是不朽的,我們要將其傳承下去,結合當下的情況,讓他的思想再次綻放出奇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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