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們已經認識到，金融崩潰會拖垮整個經濟。2008年爆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和2010年爆發(fā)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就是其中兩個典型案例。與幾十年前發(fā)生的那些區(qū)域性金融危機不同，這兩次危機不僅僅局限于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也不僅僅表現為金融市場的巨大損失，甚至受到其困擾的也不限于危機發(fā)源地或者那些金融體系不完善、經濟運行脆弱的經濟體——“事實上，這兩次金融崩潰都是宏觀金融危機，給全世界的家庭都帶來了經濟困難”。

“宏觀金融危機”，正是德國經濟學家馬庫斯·布倫納梅爾和葡萄牙經濟學家里卡多·雷斯在其新作《危機經濟學》中著重闡述的概念。

兩位經濟學家在導論中吐槽：“以往，金融學家和宏觀經濟學家之間似乎存在某種‘天然’的分工：金融學家花了很多精力試圖理解金融市場的狂熱和恐慌，而宏觀經濟學家則總是忙于理解大衰退和大蕭條?！钡珜嶋H上，許多危機處于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研究的交叉領域，尤其是進入21世紀，這一表征更加明顯。

金融市場復雜得令人眼花繚亂。在不同區(qū)域、不同領域的金融市場上，人們總在與不同的交易對手交易不同的資產。在這個過程中，資產價格有所波動是再自然不過的。

但金融危機遠不止于此。金融危機是在同一個時期多個金融市場同時出現相同的虧損模式：一個角落的壞消息迅速蔓延到其他角落；一家金融機構的失敗很快傳導至其他金融機構，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

宏觀金融崩潰比一般的金融危機還要嚴重。按照作者的說法，當金融危機蔓延到實體經濟，并在重創(chuàng)實體經濟后反過來加劇金融危機時，就會發(fā)生宏觀金融崩潰。這種危機伴隨著急劇而深刻的衰退，其后果通常包括無數人失業(yè)和民眾收入的普遍下降。

以此標準來衡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債危機可以看到，二者都是妥妥的宏觀金融崩潰。從阿根廷到土耳其再到黎巴嫩，在許許多多看起來與這兩場宏觀金融崩潰毫不相關的國家，國民經濟都面臨巨大壓力，民眾幸福感也顯著下降。

作者認為，宏觀金融危機的源頭或主要放大器都在金融市場上，因此，要解決問題，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切入點必然在金融市場上。其中，對金融泡沫的治理尤為關鍵。

金融泡沫的形成機理其實非常簡單，它和資產的基本面價值無關，只要人們相信自己可以以高于入手價格的價格將其轉讓給他人時，泡沫就會出現。對于類似的投機行為，主管機構可以采取多種策略，但大體脫不開宣傳和監(jiān)管兩個范疇。前者是要告訴公眾，泡沫已經出現，繼續(xù)下去就是“玩火”；后者則重在約束，尤其是對于基金等大筆款項的進出要有一定限制。

如果沒能來得及在泡沫還小的時候將其戳破，阻止其爆裂的惡果蔓延到實體經濟，那么之后的治理會麻煩許多，代價也會大很多。

1929年至1933年，美國經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史稱“大蕭條”。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大崩盤，道瓊斯工業(yè)平均指數在短短5天時間內就跌去了25%的市值，一直到1954年才恢復元氣。由于大量投資者加了杠桿，投資者損失也通過貸款逾期的方式傳導給銀行體系，至1933年，1929年還正常運營的銀行中只有約一半依舊存活。在宏觀經濟層面，美國工業(yè)產出連續(xù)4年下降，下降幅度根據行業(yè)和測算方法的不同略有差別，但大體都在30%至40%之間。

因為破壞性極強、影響面極廣，時至今日，大蕭條依然被視作金融危機的典型案例。由于財政政策在結束大蕭條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許多人于是將財政支出，包括其可能帶來的財政赤字增加，視作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當然，在復蘇的過程中，貨幣政策也可以發(fā)揮很大作用。只不過，和立竿見影的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需要更長的傳導鏈條，因而起效比較慢，看起來也沒那么起眼。

在許多國家，中央銀行都承擔了雙重使命，既要控制失業(yè)率，又要維持通脹不要過于偏離目標水平，這個目標通常設定為2%。

當一個國家陷入經濟衰退，央行的“標準操作”是降息。降息意味著融資成本降低，這一方面可以刺激企業(yè)增加投資，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家庭增加支出，從而提高社會總需求。而需求的上升又會以價格信號的方式反饋給供給端，于是生產和就業(yè)也穩(wěn)定下來了。

過去，中央銀行降息的傳統(tǒng)方法是降低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不過，自從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fā)以來，各國央行普遍發(fā)現，僅靠銀行間市場操作，力度有點不夠，于是所謂的“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開始走向世界金融舞臺中央。

中央銀行通常被稱為“銀行的最后貸款人”，也即要在銀行資金不足的時候站出來補上缺口。這就是中央銀行創(chuàng)建準備金的理由。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許多國家的央行調整了準備金政策工具，從單純要求創(chuàng)建準備金調整為對準備金收取利息，并從均衡時的稀缺準備金改為充足準備金。這一規(guī)則被稱為“準備金飽和”，在金融危機期間即準備金需求增加時尤其好用。

另一個如今已經非?！俺Ｒ?guī)”的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是大名鼎鼎的量化寬松，即央行通過購買長期國債等方式，向出售債券的銀行的準備金賬戶注入資金。這一操作的原理是，增加長債需求以提高其價格，從而降低投資者要求的風險補償，壓低國債收益率，進而壓低利率水平。

準備金飽和與量化寬松的結合意味著，許多央行如今的資產負債表構成已經與世紀之交時大不相同了。一方面，準備金飽和規(guī)則必然會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因為準備金是中央銀行的負債；另一方面，量化寬松會使得中央銀行在負債端的隔夜準備金與資產端的長期債券間形成期限錯配。這確實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因而在經濟運行正常的時期很少有人主動為之，不過當金融危機洶洶而來，央行能做的自然也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最后還有一點不得不提，那就是信心。

每次危機爆發(fā)之后，相關國家的政府及經濟主管部門恐怕都會對“無力感”的感受更深一層。畢竟，市場信心剛剛受到打擊，哪怕是沒有受到損失的投資者也經受了一輪驚嚇，正是需要平復一下心情的時候。此時此刻，哪怕有實打實的政策利好擺在眼前，許多人也會先保持觀望。

其實，何止是金融，整個經濟體系都是一個與信心有關的故事。沒有信心，危機不會自然而然地過去；有了信心，一切才皆有可能。

這就是《危機經濟學》試圖告訴讀者的道理：

危機能徹底消滅嗎？不能。

那該怎么辦？搞懂它，然后，搞定它。（作者：肖 瀚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