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發(fā)起的解放大西南戰(zhàn)役是大陸解放戰(zhàn)爭中的“收官之作”，就過程而言，它又像是國軍將領競相戰(zhàn)場起義的一次“大雜燴”。
畢竟，解放大西南全境時累計殲滅的93萬國軍中，有超過50萬人是戰(zhàn)場起義改編過來的，這種“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戰(zhàn)術特點，正是第二野戰(zhàn)軍主導的西南解放進程中最鮮明的特色。
這其中，既有地方軍閥劉文輝、鄧錫侯和盧漢等人發(fā)起的彭縣起義、昆明起義，也有老蔣和胡宗南嫡系將領羅廣文、陳克非、裴昌會等人的就地通電起義，當然，還包括最后一支在成都起義的部隊——國軍第18兵團。
早在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與盧漢分別在四川彭縣和云南昆明通電起義，直接擊碎了老蔣最后的西南決戰(zhàn)美夢。得報后的老蔣雖強裝淡定從容，但行動上卻很誠實，次日深夜便乘專機匆匆飛離成都。
不過，老蔣這邊是跳出西南決戰(zhàn)的火坑了，可以胡宗南為首的大批留守將領們內(nèi)心卻不是滋味，打又沒有信心，降又充滿顧慮。
這種想法，大概同當前復雜多變環(huán)境下許多人“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贏”的矛盾心理有著某種異曲同工之處。
盡管此后兩周時間里陸續(xù)出現(xiàn)郭汝瑰宜賓起義、二野對成都形成合圍等急轉(zhuǎn)形勢，作為代行國軍西南軍政長官職權的胡宗南，仍舊力不從心的為一眾將領們作最后的打氣鼓舞，他主張集中手里5個主力兵團力量在我軍合圍圈中撕開一個突破口。
所有人在一片沉默氛圍中中不置可否，卻唯獨18兵團司令官李振站了出來，毫不留情的撕下了胡宗南和老蔣身上的最后“遮羞布”：
李振的這番話雷聲雖大，卻沒有為在場眾人帶來幾滴“及時雨”。作為老蔣此時唯一能依靠的心腹愛將，胡宗南太清楚自己這位校長的心思了。
小股部隊分散突圍這無可厚非，問題是突圍過程中能否確保這些人不臨陣倒戈，突圍后又能否順利在指定地點集合，這些問題得不到保證，老蔣是很難準許這個方案的。
更何況，現(xiàn)實形勢的發(fā)展也不會完全按照國軍這邊的預期向前推進，部隊集中起來尚可統(tǒng)一操控指揮，果真分散突圍，一切就都變得不可控了。
毋庸置疑，李振的計劃打水漂了。這樣一來，擺在幾位兵團司令面前的選擇就只剩集中突圍一條路了。
只是，胡宗南這邊在會上的慷慨陳詞有多積極，會后倉皇逃竄的效率就有多明顯。就在軍事會議召開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2月23日，胡宗南卻悄無聲息的乘專機飛往海南三亞。
大戰(zhàn)尚未開始，主帥便聞風而逃，戰(zhàn)爭勝負在一瞬間已然高下立判。盡管事后在顧祝同百般相勸后，胡宗南不情愿的返回西昌主持最后的戰(zhàn)事，但那時自己手中幾大主力兵團全部戰(zhàn)場起義，他本人再有神通也無法挽回頹勢和敗局。
就在胡宗南離開成都的當天，裴昌會率第7兵團在四川德陽起義，兩天后，羅廣文、陳克非分別率第15、第20兵團在四川郫縣起義。
至此，整個西南地區(qū)只剩李文的第5兵團和李振的第18兵團兩支“孤軍”，再戰(zhàn)已然不現(xiàn)實了。
相比于李振對時局形勢的清醒認識，同為兵團司令的李文態(tài)度就有些冥頑不化了。
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作為傅作義副手的李文便在華北“剿總”眾將面前一番哭訴，痛陳對老蔣的“失職愧對”和“忠心耿耿”，最終連同其他黃埔系將領在內(nèi)，全部被傅作義送抵南京。
也正因李文的黃埔出身和對老蔣的“忠誠”，胡宗南在撤退前將兩大兵團的指揮權交給了他。不過，李文卻再次在歷史轉(zhuǎn)折的緊要關口作出幾近背道而馳的選擇。
反過來再看粵軍出身的李振，雖然也站在了追隨老蔣內(nèi)戰(zhàn)的一面，但粵軍在歷史上就與老蔣貌合神離，且李振本人同葉劍英又有著亦師亦友的不錯私交，對方也曾在此前告誡他“起義要及時，莫錯過機會”。因此，李振率部起義的想法由來已久。
但要策動整個兵團起義，李振這邊又必然要做好周密的計劃部署，不僅要時刻提防李文的“微操”，還要盡最大努力爭取到部下的理解與支持。
早在胡宗南飛離成都的當天下午，李振便在軍事會議上嘗試以“和談”來爭取李文和與會將領們的意見，不料卻召來了一陣口誅筆伐的聲討。當然，李振本人也清楚一點，大多數(shù)將領是贊同起義的，無非是迫于李文這邊的壓力不便公開表態(tài)而已。
隨后，他先是在30軍參謀長肖健的居中聯(lián)絡下，與此前襄樊戰(zhàn)役后接受劉伯承委托，前往四川爭取川軍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起義的郭勛祺秘密會面。
在得到對方轉(zhuǎn)達我軍對待起義將領“首惡必辦、協(xié)從不問、立功受獎”等明確態(tài)度后，李振的此前的顧慮也就隨之煙消云散了。接下來要做的工作，就是積極爭取部屬支持并促成起義大局。
不得不說，李振此時面對的內(nèi)部情況還是比較復雜且特殊的。
一方面，他雖然是兵團司令，但整個兵團所轄軍級單位中只有65軍是自己的嫡系部隊，且還是一支在西南戰(zhàn)役中損兵折將，僅剩1個師的軍級建制；
另一方面，李文將原屬18兵團的第1軍和第57軍全部劃歸自己第5兵團戰(zhàn)斗序列。這樣一來，就大大削弱了李振發(fā)動起義的力量。
盡管起義困難重重，但李振還是在12月27日率18兵團第65軍全部、90軍一個師及30軍一部分總計2.4萬余兵力在成都宣布起義，算是對自己此前緊鑼密鼓的行動籌劃有了一個圓滿的交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振兵團正式起義的前兩天時間里發(fā)生了一個意外插曲，險些使其對二野高級指戰(zhàn)員生出嫌隙，繼而對起義成果大打折扣。
原來，李振于12月25日清晨與二野第11軍32師94團取得聯(lián)系，一來約定起義具體地點和細節(jié)，二來主動提出希望能見二野司令員劉伯承一面。
當然，正在重慶作戰(zhàn)室里部署圍殲李文兵團的劉伯承自然難以抽出時間來滿足他的這一愿望。但因接洽雙方事前溝通不暢，當李振前往94團團部時發(fā)覺未見到劉伯承本人，不禁怒火中燒，責怪第11軍32師副師長涂學忠等人不守信用。
其實，李振的擔心也不無道理。下級軍官在有些涉及原則性的細節(jié)問題上無法最終拍板決定，只能層層上報獲準后方可給予一個明確答復，相反，直接與劉鄧一級的高級指戰(zhàn)員接觸則會開門見山、一勞永逸的解決這些問題。
隨后，時任二野參謀長的李達受劉伯承委托與李振進行了一次通話，再次就起義人員優(yōu)待政策和其他先前反映問題做了一番詳細解釋。
有意思的是，李達一番濃厚的陜西眉縣口音直接讓李振聽的云里霧里，一時只能理解個大概。不過，常年領兵征戰(zhàn)的軍人直覺讓他斷定這位自稱“李達”的應該是個說話有分量、級別不低的人物，盡管在第一時間他并未將此“李達”與二野參謀長對號入座。
掛斷電話后，仍在納悶“李達是什么人”的李振，在涂學忠這里得到了確切答案：對方正是二野參謀長李達將軍。
聯(lián)想到李達的身份和剛剛說過的話，李振在欣喜之余也就不再對起義行動有絲毫猶豫了。
比較難能可貴的一點是，李振在胡宗南撤退前接到對方的“破壞成都軍用物資”命令后并沒有直接照辦，反而將所剩物資全部登記造冊，待起義后全部移交解放軍，也因此贏得了劉伯承本人的高度贊譽。
起義后的李振同大多數(shù)國軍將領一樣，留任地方工作，后期也撰寫了不少自傳和戰(zhàn)史回憶資料。及至上世紀80年代初，耄耋之年的李振在辦理赴美探親的5年簽證后，僅前往半年后便匆匆回到祖國，問及緣由時，他道出了這樣一段話：
如果說李振的成都起義有迫于嚴峻形勢下的“自保”心態(tài)，那他晚年的這段肺腑之言足以證明他是一個純粹的愛國主義者。
能拋卻優(yōu)渥環(huán)境而獨守故地的毅然選擇，本身就是讓人由衷敬佩的一種高尚人格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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